王国庆：
无可否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信息生态下，传统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面临结构性的危机，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范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以及发展，尤其关系到我们藉由新闻理解社会与历史进程的路径，因而超越单纯的“理论创新”和“解释创新”范畴，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
不过，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在数字时代的“范式升级”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数字”和“新闻”的关系问题。亦即，“数字”在新闻学理论体系革新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具体而言，对于新闻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数字”是一个新的“变量”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它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又发生在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哪些层面？清晰界定“数字”和“新闻”之间的“张力”，是我们准确锚定新闻学理论体系过去十年的发展逻辑的前提。
第二，研究范式的“超本地性”问题。亦即，应当如何看待基于不同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下的数字新闻经验产出的理论观点并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范式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
任何概念或理论的诞生都高度依赖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现实情境。
英国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在1923年出版的语义学重要著作《意义的意义》中提出了语义三角论，该理论是指符号、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奥格登和理查兹指出，“一切定义实质上都是特定的，它们仅与某种目的或情境有关，因此仅适用于某个限定的领域或'论域’”。
21世纪的今天，当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新闻传播业不可避免地与数字化情境相遇。就像泽利泽所言，随着技术与人的深度连接，“数字化”已不再是新闻业的“环境”或“背景”，而是一种崭新的“模态”与“前景”。
“数字化”重塑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和行动规则，敦促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技术之于人、之于新闻、之于媒介生态的意义。
身处这样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情境，那些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以报业为逻辑基础的新闻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闻学研究中的二元论困境和“表征难题”也愈发凸显。
当下的研究者们已尝试从不同视角重新看待新闻，如作为知识的新闻、作为中介的新闻、作为游戏的新闻等。
在数字技术为逻辑基础的条这个时代背景下，将如何重新审视“事实”与“报道”这两个新闻学的核心概念，重新思考以“事实”为基础的本体论传统和以“报道”为对象的认识论传统？
那么，如何重思？如何重构？籍由当代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的科学史观，分析指出他欲建立独立于科学家的解释方式的“历史解释”，以超越传统的逻辑实证或经验主义的科学史观；摆脱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在实践上的困境，以“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实验室中的科学文化，这些新观念对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带来新的理解。
作为后科学技术的代表学者皮克林坚信，“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实践”或许是敞开新的新闻学研究图景的重要入口。
王国庆：
无可否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信息生态下，传统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面临结构性的危机，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范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以及发展，尤其关系到我们藉由新闻理解社会与历史进程的路径，因而超越单纯的“理论创新”和“解释创新”范畴，具有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
不过，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在数字时代的“范式升级”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数字”和“新闻”的关系问题。亦即，“数字”在新闻学理论体系革新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具体而言，对于新闻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数字”是一个新的“变量”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它与“新闻”之间的关系又发生在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哪些层面？清晰界定“数字”和“新闻”之间的“张力”，是我们准确锚定新闻学理论体系过去十年的发展逻辑的前提。
第二，研究范式的“超本地性”问题。亦即，应当如何看待基于不同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下的数字新闻经验产出的理论观点并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范式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
任何概念或理论的诞生都高度依赖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现实情境。
英国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在1923年出版的语义学重要著作《意义的意义》中提出了语义三角论，该理论是指符号、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奥格登和理查兹指出，“一切定义实质上都是特定的，它们仅与某种目的或情境有关，因此仅适用于某个限定的领域或'论域’”。
21世纪的今天，当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新闻传播业不可避免地与数字化情境相遇。就像泽利泽所言，随着技术与人的深度连接，“数字化”已不再是新闻业的“环境”或“背景”，而是一种崭新的“模态”与“前景”。
“数字化”重塑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和行动规则，敦促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技术之于人、之于新闻、之于媒介生态的意义。
身处这样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情境，那些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以报业为逻辑基础的新闻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闻学研究中的二元论困境和“表征难题”也愈发凸显。
当下的研究者们已尝试从不同视角重新看待新闻，如作为知识的新闻、作为中介的新闻、作为游戏的新闻等。
在数字技术为逻辑基础的条这个时代背景下，将如何重新审视“事实”与“报道”这两个新闻学的核心概念，重新思考以“事实”为基础的本体论传统和以“报道”为对象的认识论传统？
那么，如何重思？如何重构？籍由当代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的科学史观，分析指出他欲建立独立于科学家的解释方式的“历史解释”，以超越传统的逻辑实证或经验主义的科学史观；摆脱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在实践上的困境，以“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实验室中的科学文化，这些新观念对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带来新的理解。
作为后科学技术的代表学者皮克林坚信，“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实践”或许是敞开新的新闻学研究图景的重要入口。
全球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新闻学原有的观念和方法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为新闻学革新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大约从2010年前后起，国际主流新闻学界即开始了对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作为新闻学的新面向、新内涵和新体系的激烈讨论；而讨论的基础则是21世纪以来学界围绕“数字化”给新闻的实践、文化和机制带来的改变展开的大量经验研究。目前，一些观点已在学界拥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包括：新闻学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危机是“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学界须从数字技术制造的文化生态出发，对新闻学进行“重新概念化”；数字新闻学发展的主要症结在于缺少自洽的逻辑框架以联结现有的观念讨论和经验研究；数字新闻学能够成为新闻学继规范、经验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主导范式之后的“第五范式”等。
近年来，数字新闻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国研究者的注意。国内学界对数字新闻学的探讨，同时在“理论升级”和“体系革新”两个层面展开。
中外学界即使已普遍认识到数字新闻学的发展是在体系和范式维度上对传统新闻学的革新，但对于这种革新应当朝向哪个方向、具有何种内涵，以及采纳什么认识论路线等问题，仍远未达成共识。从现有讨论来看，观念冲突的源头在于研究者对“数字性”（digitality / the digital）和“新闻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而“数字新闻（业）”这一数字新闻学的基础概念，需要在学界对两者之间关系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得到界定，从而锚定此新范式如何在对经典新闻学的“改变”和“延续”之间找到适切的位置。
学界是否能在“数字性”和“新闻性”的关系问题上拥有相近的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创新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对数字新闻学的体系进行界定、想象和建构之前，首先需要在认识论意义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数字新闻”这个核心概念的表述中，技术属性（数字性）和文化属性（新闻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即，数字新闻学最基础的“实然”是什么？
如果说数字新闻学是以技术和文化的上述关系模型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新新闻学”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应当描摹、设想乃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文化？这种信息文化与传统新闻学借助其“理性赋予”功能建立的“协商民主”理想模型之间又存在什么异同？本文将这些问题界定为数字新闻学的“应然”。
本文尝试通过一项德尔菲法研究，对作为新闻学“第五范式”的数字新闻学的“实然”和“应然”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本文的逻辑路线是：第一，作为新闻学新范式的数字新闻学体系，主要由“数字性和新闻性的关系”以及“数字新闻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理想连接方式”构成，前者是为数字新闻学的基本“实然”，而后者则为基本“应然”；第二，数字新闻学的“实然”应是其“应然”的认知基础，即新闻学界对数字性和新闻性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决定着新闻学在价值层面想象、描摹和追求民主化信息理想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第三，对数字新闻学的“实然”和“应然”的厘定，是一项集体建构的工作，其理论和经验依据来源于数字新闻学研究与实践范畴的行动者，包括专业新闻学研究者和一线数字新闻从业者，因此这是一项取法文化研究的、自下而上的、建立在观念协商与协同基础上的知识生产工作。
本项研究从2020年2月初开始启动，至2020年11月中旬完成。函询对象总计包括45位资深新闻学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德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八个国家。
经对中外45位资深新闻学研究者的德尔菲函询，本文得以初步归纳出数字时代新闻学理论发展在“实然”和“应然”维度上的趋势，并据此探索性地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体系。
在实然维度，即客观知识发展的维度上，可延伸出“认识论”和“研究范畴”两部分内容。所谓数字新闻学的认识论，核心议题是厘清“数字性”和“新闻性”之间的关系。经函询发现，尽管学者们普遍在话语层面强调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但其对于技术可供性概念的基础性角色的强调，隐含了“软决定论”的色彩。因此，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是：数字性与新闻性之间是以数字性为主导性力量的共生关系，因而数字新闻学在认识论上体现为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而在研究范畴上，根据函询结果，可得出新闻生态和新闻行动者构成了数字新闻学理论研究的两大范畴，这种遵循“环境—行为”的生态学逻辑而非经典传播学线性逻辑的范畴体系，是数字新闻学的“技术—文化共生”认识论的直接体现。由这两大范畴细分、衍生、演变出来的更多的研究领域，将逐渐扩充数字新闻学的理论视野，持续性地完成其理论体系的建设。
在应然维度，即规范与价值的维度，则可进一步划分为“规范理论”和“价值体系”两个部分。所谓数字新闻学的规范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经典新闻学围绕“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形成的理论化逻辑，主张以专业主义作为规范话语约束以平台为代表性形态的数字新闻机构的实践，并通过对各种新形态的新闻实践的理论化来丰富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数字新闻学的价值体系，则强有力地坚持了经典新闻学将文化公共性和信息民主作为理论发展的价值旨归的方向；而对数字新闻实践中种种“反公共性”现象的考察，则有可能成为数字新闻学在微观、个人层面以及宏观、结构层面发展批判理论的经验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主流新闻学界对于“公共性”“信息民主”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其实强化而非削弱了学界对于数字时代新闻学理论的价值共识，因为它所体现的正是新闻学研究者在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多维度、精细化的价值体系的意愿和动力。
不难发现，数字新闻学与经典新闻学之间构成了一种“破坏性发展”的关系。所谓的“破坏”体现在数字新闻学在“实然”层面对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颠覆。由于数字技术及其文化属性强有力地介入新闻实践，新闻学得以在新的逻辑基础上形成其认识论、规划其研究范畴，这一逻辑与经典新闻学的线性思维、功能主义思维和信息论思维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大致可将其概括为“生态性思维”。而所谓的“发展”则体现在数字新闻学在价值体系上对文化公共性、信息民主和专业主义进行理念共识基础上的再理论化的强烈意图。对于这一意图的明确无误的表达，体现了主流新闻学界对于新闻学这一学科独特的学理定位与历史定位的清醒认识。
而在上述阐释、归纳和体系化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得以探索性地对数字新闻学做出界定：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拥有新闻生态研究与新闻行动者研究两大基础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主义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是新闻学在新的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范式。
当然，本项研究有着强烈的探索性色彩，主要目的在于启发学界对于这一冉冉上升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传统的理论想象力。我们要看到，以理论文献和专家函询为主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另类或边缘实践重视不足的问题，而这些未能进入主流研究议程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在适宜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产生重大的理论影响。比如，尽管中国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在总体上可被视为新闻学在数字时代的范式革新和体系重建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必然会导致中外新闻学理论在一些关键环节“难以通约”的问题。与其说本项研究的目标在于“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概念体系，不如说是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体系，去营造一个全球对话的空间，令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拥有探索“个性基础上的共性”的思考起点。数字时代的“新新闻学”目前仍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流动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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