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乾隆时期涉及的文字狱的11宗冤案

乾隆时期涉及文字狱的11宗冤案

1、孙嘉淦伪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严厉抨击乾隆帝执政十五年以来的种种缺失，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在全国十七个内陆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当事人孙嘉淦曾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后惊惧而终。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最终不了了之。伪孙嘉淦奏稿案中，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一诗“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谓其悖逆诋讪怨望之处甚多。1755年（乾隆二十年）三月结案，把胡中藻和其族人处斩，祸及师友；鄂尔泰已死，其牌位也被撤出贤良祠。

3、王锡候《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认为是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实王锡候是告诉读者对君王或尊长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来，也就是如何避讳以防犯上，而作一说明的。结果在《字贯》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记避讳。当他一发现，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开列庙讳御名。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