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母亲送我去当兵
早晨，吃的什么东西，已经记不清楚了。我收拾好“挎包”，对刚从西关菜市买菜回来的父亲说一声：“爸，我走了。”他答应了一声。我到门口瞅一眼，没见到“俺大”到哪里去了。（我从小喊生母“大”。徐州有这种风俗：家里有幼小孩子不幸夭折，再有的孩子不再叫生母“娘”，而改叫“大”。）
这时候的时间是七点左右：家里有小闹钟，就在东墙的窗户台上。
我打后门出去，从隔壁楼后往北，进了通后街的小巷口。不知为什么，我鼻子有些酸：就这样离开“生我养我十八年的家”吗？
早在一个多月前，俺班“军代表”就通知男同学“报名参军”。我立即报了名。接着是“体检”、“政审”等一系列程序。我所在的“初三丁”班虽然有十多人报名，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验上了”！一九六八年的二、三月里，天还冷着，过了春节开学没几天——开学也不上课。我们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已经“闹了二年革命” 。由于学校里“老学生”不走，“新学生”也进不来。听说我当兵走后不久，我的同学响应领袖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
昨天，发新军装，叫我们把旧衣服送回家，今天开拔。
到了学校——忘记讲了，我的初中母校是一直享誉全市的“徐州一中”。集合点名以后，我们列队向西关“行政干校”出发。午饭后，“新兵团”穿越“云龙公园”，沿着和平路，直奔东关火车站南的“军用月台”。经过徐州游泳池时，我发现灿烂阳光下的平房上，有几个穿泳裤头的人，那是冬泳队的——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一冬天，我每天下午在这里。我使劲朝他们挥手告别。他们也发现了我，赤裸着、跳跃着。如果我不当兵，今年夏天到这儿游泳就免费了。
来到“军运站”，我们坐上了“绿皮客车”，这待遇不错！
突然，窗外闪现了两个熟悉的面庞：拾方石和孟庆友——我的两位同学！他俩赶路赶的一头汗（那时没有自行车），凑着玻璃看着我笑。我连忙拉开双层玻璃。他们刚听说今天新兵走，就赶来送我。我十分感谢我这两位同学。
站台上，人山人海……
列车载着刚过18岁生日的我（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没过过生日），离开了徐州，离开了家乡。当时的我，好像心绪很坦然，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激动人心的场面。那天的记忆里，只有这两位同学。
若干年后，我退役回到家乡。一天闲聊，母亲（“俺大”）告诉我说：“你当兵那天走的时候，我去火车站了。”原来母亲踮着小脚，走了十多里路，曾赶到“军用月台”来送我！“去晚了，火车开了。”母亲笑着：“去的时候没觉得，回来时，歇了好几歇呢。”
母亲的话，直入心田！我突然感觉眼圈一热，背过脸去，没让“俺大”看见默然流下来的泪水……
2、山涧里的笛声
新兵训练结束才知道，我们这一拨人是“机关兵”，在师直属连队（侦察连、喷火连、防化连）代训，期满就回各自的单位。在老家发下新军装刚集中时，我在训练队一有空就吹笛子，后勤部一位接兵的看上了，记下我的名字，我就成了“机关兵”。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来到山里（部队驻地在胶东半岛昆嵛山中），我被分到后勤部值班室，属“机关班”管辖。“任务”是：烧茶炉子、拿信送报纸、管着有十多个床位的招待所、睡在值班室——天天值班！
我们“机关班”是由“文书、广播员、通信员、营房管理员、保密员”组成的，直接归战勤科和政治处管理。
天黑了，没有什么事。我在我的“茶炉房”里吹笛子（值班室有干部值班）。
竹笛是我从小的爱好，它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欢乐！“攒了”5分钱买支没有膜孔的笛子，也吹了好长时间。手里这支双节笛子好象很贵：15元。我参加后勤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虽然有公家的“套笛”，但我仍然喜欢用它演奏：Ｆ调，其音调准、音色好。
山里七、八月的天气并不热，因为这儿海拔高。
悠扬的笛声走出大门，越过窗口，穿过针叶松树林的缝隙，伴着山涧淙淙涌流的泉水，在营房区回荡。抑扬顿挫的笛声里，好象有我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有我一天奔波的倦怠，也似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彷徨。
“泉水叮咚”般的笛声是那么美妙，那么欢快！它告诉这昆嵛山里我即将相识的战友们和朴实的村民：来了一位爱吹笛子的新兵，他叫“小李”。您听：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
两年以后，从北京来了几位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办“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展览。工余时间，我的笛声依然在山谷间荡漾：载着情，载着爱，载着欢乐，飘向四方。被我们称作“老崔”的讲：“小李，你的笛声使我想起在兰州的老婆……”“老扬”说：“你一吹笛子，我们什么也不想干了，侧耳倾听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在那轰轰烈烈的军营生活中，这笛声无疑是人们的“心灵鸡汤”。
这支笛子，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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