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606弄荣业里杨度曾居此弄---会陈赓。
| 地址 | 里弄 | 式样 | 建造年份 | 结构 | 房屋 | 建筑面积 |
| 淮海中路606弄 | 荣业里 | 新式里弄 | 1912年 | 砖木三层 | 21幢 | 2153平方米 |
曲折离奇话杨度杨度是一位传奇色彩很浓的历史人物。他在1928年移居上海后，曾三迁寓所，1929秋定居于法租界薛华立路(即现建国中路)155弄13号。这是一幢小洋房，住到1931年9月17日逝世。杨度，号皙子，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曲折离奇，在袁世凯称帝时，是“筹安会六君 子”首领，鼓吹君主立宪，提倡帝制。在军阀官僚中度过了大半生，后演进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晚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在民主革命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7年，杨度在济南失意回北京后，每日仍然照常写大字，研究佛学，暗中却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杂志和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和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北京特别党部负责人之一的胡鄂公和李大钊等革命者不断接触，思想上有了转变。是年4月6日李大钊等人被捕，他和章士钊一起，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但未成功，李大钊被处绞刑。李大钊那种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使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此后，杨度嫌自己手里所有的款子不够，另又变卖了家产和手饰，周济死难家属，由此可见，杨度已经开始靠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了。
1928年，全国政治中心南移，杨度也在此时移居上海，初时住在法租界贝谛鏖路(现成都路)路东近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内。这是时任上海铁路局局长黄伯樵空着的洋房，大约住了2、3个月，因房子另有用处，杨度迁居至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现淮海电影院)附近的荣业里(现淮海中路606弄)，租了一幢单间三层楼房子，楼下吃饭、会客，二楼工作兼会友谈天，三楼为卧室，亭子间为子女居住。杨度在上海定居后，开始以卖文鬻字为生，所定笔润，索价很高，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不等。因为杨度是近代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又有“旷代逸才”之称，所以前往求取“墨宝”的甚多。杨度家中宾客盈门，经常来访者有方表、王绍先、黄伯樵、章士钊等。在上海，杨度又新认识了许多人，参加了中国互济会进步团体，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1930年2月加入了鲁迅、田汉、胡鄂公 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6月又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同盟”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左翼社会团体，还常和上海文化界进步团体有往来。王绍先和陈赓有点亲戚关系，常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带到杨度家，两人关上门来阅读。
1929年，杨度进而通过王绍先结识陈赓，杨对陈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提供情报。正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从陈赓那里得知杨度的这个态度，就命陈赓设法多与杨度联系。后来潘汉年奉命和杨度联系，经过深入的接触，认为杨度确有为革命而工作的诚意，对马克思主义也确实抱有信心，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杨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秘密党员。章士钊当时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他受杜月笙的嘱托，来到杨度住所，向杨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意思。杜月笙见杨度是个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便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致送车马费五百元，以示敬意。有时也请杨度为他写几幅字，题题诗词，做几篇文章，以充风雅。后杜自称弟子，以师礼待杨度，见杨住所狭小，就将薛华立路空着的洋房给杨度住用。杜月笙是上海青帮领袖，又是蒋介石的秘密高级参议，跟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
这时杨度已参加了党，他想到，住进杜月笙的房子，对革命工作也许有许多方便之处，也就接受了杜的礼遇。杨度曾说过：“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表示对杜月笙无所事事的意思。1929年，杨度迁居到薛华立路。这以后，杨度为党工作得更忙了，家门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杜月笙时常来问长问短，以示关心。杨度曾几次东渡日本，有些日本议员、部长等人物，也因为往日旧谊来拜访杨度。在沪的国民党官员，大多数是比杨度小一辈的人物，也常来看望杨度。来客多而杂，杨度在这些人物中间泰然自若地周旋，借此搜集情报。但是他还是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些做法瞒过了当时经常接触联系的至亲好友。一次杨度接到一个紧急文件，急欲送给党组织，一时又找不到送 件人，便由夫人徐粲楞和女儿云碧假装外出购物，辗转地把文件送给 了地下党组织。有次法租界的巡捕在追捕一名进步人士，那人躲进了杨度家，巡捕来敲门查问，被杨度夫人挡驾回绝了，然后又设法让那人改装逃走。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提到：“大约在这一年(1931)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托，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 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话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夏衍在回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 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叫杨皙子，’当时我的确也大吃一惊。”“我和杨度同志单线联系的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他在晚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掩护过地下党，按期交党费，还对我说过，他曾不止一次规劝过杜月笙，劝他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下。而杨度因为住在法租界，又有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庇护，所以仍然可以进行工作。
杨度的一生，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他从一个革命青年变为策划帝制的筹安会首领，经过失败后彷徨思考，便在孙中山下台失意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又演进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重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确认马克思主义是 挽救中国的唯一方针。从此，杨度放弃了旧观念，毁家纾难，不畏风险，不怕牺牲，一心为革命，死而后已。杨度曾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杨度虽入了党，但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有许多矛盾。例如，还相信佛教，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称某兄或某先生。四十多年后，周恩来在重病垂危时，还不忘杨度，嘱咐《辞海》编辑部在编写“杨度”这条辞目时，要写入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事。
杨度（1874~1931），1928年寓荣业里，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从事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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