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 ：从身体的角度看

从身体的角度看——中国身体观研究述评 　　 一、引言 　　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一以贯之地追问思想的基设及其合法性。从理念、上帝到“我思”之“我”、先验形式、理性，再到感性、身体甚至欲望，呈现出不断下行和向内转的态势。1在日益世俗化的现代“肉体社会”（the somaticsociety）2中，身体成为最直接、最可把捉的符号，成为权力、关系交汇的意义场，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文化、信仰的诸方面问题，在根本上都关涉到身体问题，而与身体相关的诸多元素——感觉、感性、欲望、欲爱、性感、性欲甚至情色，其重要性亦得到空前的强调。另一方面，身体意义的这种凸显又是单向度的，社会的全面技术化、商品化和全球的技术、消费一体化，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控制、监管着人的身体、自我，身体的本真意义并未得到真正的释放。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身体”转向的高潮，身体作为一个问题，获得了深广的思想史意义，“身体的角度”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言述的重要切入点。从身体立场出发控诉形而上的精神压制者有之，通过身体符号展开对权力、社会的批判者有之，深入到身体诉求内部进行拆解、剖分者有之，对身体批判进行再批判者有之……。诸如此类的思想进路，与身体、社会交互形塑、建构的实情之间，可谓“体现/揭示/塑造”的三重关系。相关的知识性言述从身体现象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身体语言学、身体形态学到身体美学、身体叙事学和文学身体学……，皆指向、表达并重塑这一实情。“身体观”的研究，乃成为当代西方学界的一大显学，它在根本上更指向人之自我理解、交互理解和世界理解，更指向存在、意义的终极之域。 　　在全球技术、信息一体化的格局中，西方学界的“身体”转向不能不对东亚学术圈发生影响。3具体到中国思想中的“身体观”，近年即有不少论、著涌现，此在台湾学界尤为研究热点。4不同的大文化圈和小的文化场域对一个问题的共同关注，实带有各自的问题意识。西方学界关注身体，是在新的世界理解、宇宙景观和知识框架中，对以往扬心抑身的思想范式的一种反正；而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与台港学界的相关研究系受西学的刺激与启发，对本有的身心观进行现代诠释，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典范和思想图景。以往治中国思想多在“心性”层面上言，如今转由“身体”维度入手，或可算是一种“典范”（paradigm）转移。就中文学术圈来说，欧美、日本学界的助缘作用应予充分肯定；然究其实，从心性形上学拓转到身心之学，实合乎思想的内在理路，正是中国思想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本有的潜隐维度的激发和彰显。这一方向上的拓展，意义甚大，正如黄俊杰所指出的，从“即心言心”的进路拓展到“即身心互渗以言心”的进路，可为中国思想研究开拓新境界。5解释系统不同了，经典思想亦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本文即在此格局下，选择代表性论、著对当前中国身体观研究进行述评，绍介其内容、勘寻其理路、总结其方法、显发其意义，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全文十节，第一节系中国身体观研究背景的简略介绍。第二节考察作为一种生存姿态的“观”，突出中国身体观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接下来的四节围绕日本、台湾学界的代表性论、著而展开，呈现出不同的致思进路：第三节，在东西方比较文化视野中凸显东方身心思想的特质；第四节，在祖国医学的视域中，从大小宇宙的互动来考察身体的机理与养护；第五节，将身体视作“形—气—心”的复合体，由精神修为的角度对此三维互渗的动态结构作出全新的阐释；第六节，在思维、符号、权力和政治等层面上，探照身体的各个面相。地下文献的出土，将早期思想中身、心、情关系的考察引向深入，对“情”的关注尤为其中重点，第七节即评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兼及身心炼养方面的讨论。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第八节对当前研究的视野、方法进行总结，并就下一步工作的可能方向提出看法。 　　二、对问题的“观” 　　身体观的研究，在当今欧美乃至日本学界已成显学，角度新颖，方法多样，视野广阔，成果丰硕。汉语文化圈内，港台学者早着先鞭，问题的积累与材料的梳理都已走在前面。作为一个论题，身体在大陆知识界的登场是相当晚近的事情。6上世纪末以来，春风文艺出版社“阅读身体”系列译著陆续推出，编者的意图是想通过“集中译介一批有分量的身体研究的学术著作，把身体这个课题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催生我们自己的身体研究”，并藉以“重审自己的身体知识”，重塑我们的“身体实践”。7这样富于学术远见和问题敏感性的构想和策划，算是大陆学界对身体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反应。2000年以来，华龄出版社“生理人文丛书”先后推出《乳房的历史》、《接吻的历史》、《人这种动物》、《男根文化史》。与此同时，对身体观的探讨陆续出现。8 　　对问题的“观”——该问题在研究者视界中的呈现、如何呈现，实表征着学者问题意识之自觉和强烈的程度。中国经典思想里中，“观”字屡屡与政、稼、礼、社、兵、德、民风、天下相连，涉及到政治秩序、社会生活、礼乐制度、伦理教化、宗教祭祀诸方面。所观者何总与观者志趣好尚相关联，带有强烈的价值意向——群体性的政治、伦理，或个体性的精神修养。不止于此，“观”还蕴蓄着生存论意涵，成为人与万象互动网络中，人对万象的表达/形塑和人的自我表达/自我形塑。据成中英对《易·系辞》的考察，“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是所有重要文化活动和文明活动的意义、灵感、动机的无穷源泉，是一种视界对事物的透视，揭示了事物与这种视界的关系，更是一种理解、评价世界、生活和实在的方式。9 　　作为思想姿态的“观”，不止是一般的观看、观察，更是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生成的活联系——“观”的同时亦反“照”、敞“亮”自身。此非无人身的标量与刻度，不可能离了观者的价值意向与问题意识。“……观”研究指向对人之意识和意向的探询，最终要“认识你自身”（knowyourself）乃至“关切你自身”（take care ofyourself）。其提出与解决，既体现对问题的敏感，更显明思维向度、深度与力度。于观什么、为何观及如何观中，实可看出论者的识见与思力。 　　中文学界所“观”者日渐丰富：中国古代生死观尤其死亡观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中国人的自然观的审理最先由德、日汉学家（顾彬、小尾效一、小野泽精一等）着手，其观照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对文献的细致解读，对国人颇有启发；它如命运观、时空观、忠孝观乃至德感、爱感（郑开；刘小枫）方面，也各有代表性论著问世；人观/人学更是学界关注的重心，相关的编、着、译甚夥；对我观/自我意识的研究亦已展开。至于身体观，大陆学界只个别西学研究论、著涉及西方思想中的身体和心身问题10，中国身体观方面只有零星论文11，系统研究专著迄告阙如12。 　　其实，由人观和自我观推进，当不难推进到身体观论域。13总地来说，人类各宗教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首级价值观念，为终极之在的设定和想象，终极之在的不同，决定了教义的质地性差异和信仰者体验、行动的差异。14次核心的人/我定位也关涉到思想品性与文化特质，人/我的处身之所和落实之处正是身体，也可说人/我本就是身体性存在。但中国身体观这一论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根由何在？对身体的视而不见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古代身心之学以身心互渗、身心一如为旨归，中国文化确又存在着心性与身体的断裂、理念对肉身的压制，这一悖反现象原因何在？进一步说，汉思想中的身体理解何以不落实到现实层面的个体性身体？心性形上学对身体的压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些，都是需要深自反思的问题。 　　此处要指出的是，身体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实具有某种紧迫性。商品、技术、资本、信息的全球一体化，使本处于前现代阶段的中国也呈现出“肉体社会”的某些特征。身体话语、身体写作、身体行为、身体艺术融进知识生产、主义论争、商业行为和生存方式中，构成现代中国社会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身体对理念、精神的价值颠覆过程中，身体的肉体化、欲望化倾向也开始出现。在精神与身体间寻觅适切的结合点，对中国来说亦有与现代西方同样的紧迫性，这离不开对中国古代身体观的研究，穷源以竟委、鉴古而知今，本是思想探索的常新之路。藉评介中国身体观的代表性研究，切入中国文化中身体问题的各个面向和纵深，当有助于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身体，及古人的自我认知和世界把握，极言之，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当代困境、转型与更新。 　　三、比较文化视野中的身与心 　　作为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亚洲最先进入世界前列的国度，日本的学术界不仅自觉进行中日比较，且很早就以自身所代表的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在“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原则下，其学风深密严谨，不讲求“虚实不侔”（蒙文通语）的空言宏论，而善于小题大作，选取看似琐细却不容轻忽的论题，专力于文献细读与解析，方法严谨、考论精审。这不仅是个治学兴趣的问题（据说日人有考据癖？），更体现出其问题意识的强度、力度。 　　在身体观方面，汤浅泰雄和栗山茂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池田知久于身心问题亦用力甚深，《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所见的身心问题》将身心关系问题提到了“对于这个世界，人如何地获得主体性的问题”的高度。15石田秀实的两部中国身体观专著尚未译成中文，不过在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中，可以看到其代表性论文。16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的气功文化热中，汤浅泰雄的《身体：东洋的身体论の试み》17被译介进来，汉译名以“东方身心观”为副标题，点明该着主题所在——对身心关系的东方式观照。汉译名以“东方身心观”为副标题，点明其主题所在——对身心关系的东方式观照。其独特性已为识者指出：与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身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同，东方身心观的关注域更在于“（通过修行）身与心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怎样”或“成为什么”。18汤浅明确指出：“身心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推测，而是一个实践的、生存体验的、涉及整个身心的问题。身心理论仅仅是对这种生存体验的一种反映而已。”（2页）围绕这一论旨，汤浅涉猎了从日本哲学、美学到印度教、佛学，从神经生理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到身心医学的广阔论域，引证各派理论的同时，更有方法论层面的考察。 　　该书第一部分探讨和辻哲郎和西田几多郎的肉身观。汤浅赞同和辻的观点，认为西方哲学强调了心或意识（和时间性），而摒弃了身（与空间性），该倾向源于把人仅仅看作个体或一个在时间性上有自我意识的实体。和辻“人与人之间”的理论认为人类关系高于个人；与此相关，肉身与心灵亦不可分。与西方相较，东方肉身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身心合一”。经由评述西田哲学，作者提出意识的双重性——作为“我思”的“明意识”和作为创造力、灵感和洞察力之源泉的“暗意识”，这为探究东方肉身观提供了基架。最后汤浅指出，肉身观不仅关乎人之身心关系，更关乎人之存在，由之可发现东西方哲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展开东西方哲学比较，体现了作者的功力；把问题的探究归结到方法论的高度，反映出作者的识见。 　　第二部分论述如何修行。汤浅认为东方思想独特性即在以个人修行为基础，“仅仅通过理论上的思考是不能获得真谛的，而只有通过'体行’才能获得”，“修行是一种通过运用整个身心而获取真谛的实践。”（9页）尽管印度和中国对待身体修炼的态度不同——印度重视技术的臻美，中国看重生活的真理，但修行的不可缺少仍是前提。精神境界的提高无法仅仅通过理论思考或理性思辨获致，必须遵循一定的身心戒律。（10页）19在理论上和历史中审视有关修行的问题，需要探寻肉身观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的历史演变，对日本肉身观的研究使作者把理论触角延伸到诸如“能”剧理论20和茶道这样的文艺领域。需要指出，汤浅对中国思想尤其禅的把握相当到位。不是具体的身心训练法，而正是生动活泼的人生亲证，才中国思想传统最根本的修行。静中冥思并不难，难的是动中笃行而合度，最难的是人生中随事印证，左右逢源而无不如意。 　　该书第三部分探讨东方肉身观的当代意义。作者肯定当代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客观研究对理解东方身心观的作用，评介了柏格森和梅洛-庞蒂的学说，并结合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实验性知识的最新成果来分析身心关系的双重结构，将明意识、暗意识分别与身心关系的表面结构、底部结构相对应。在此前提下，汤浅明确指出：“现代哲学和心理学一直停留在对身心关系的表层结构分析上，与此相反，在东方探讨身心问题的传统中，身心关系的底层结构一直被看作是讨论的基本内容。”（177页）最后探讨东方肉身观对身心医学、神经生理学、心理治疗学的启示，论证了东方肉身观的现代意义：使人类从新的角度更加了解身体、自我和人。 　　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研究聚焦到修行上，观照东方身心观的特质与现代意义，并在东西方对比中从方法论高度点出东方修行观的独特性。确实，相较于西方哲学对“知”的强调和“是什么”的重视，东方思想首先考虑的是“会”和“怎么样”，“会”必在身心整体上显发，“怎么样”的过程也要迹化为身心整体的动态展现。虽然该书结论已是广为人知的常识，但引医学（心脑科学、神经科学）机制和西方哲学、心理学论述以为支持，却是其显著特点。这不仅表现为大量医学术语的运用，更体现在解释思路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切入点上。 　　在其《“气之身体观”在东亚哲学与科学的探讨》（卢瑞容译，见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一文中，这一特色亦有充分体现。作者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日常生活中切身的健康及道德问题为处理对象”，具有强烈的实践哲学品格，故东方“形而上学”不宜与西方“metaphysics”等量齐观，宜名之曰“超医学”（metamedicine）或“超医学性的心理学”（meta-medico-psychology）。这种超实践哲学以气的修证为基础，通过身心体验来获得超日常经验的高层次知识。作者延续其一贯思路，从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考察身体讯息系统的感觉—运动回路、身体感觉回路、情感—本能回路，及作为“无意识的准身体整合系统”的经络回路。 　　汤浅对东方思想特质的把握当然很准确，但把握的方式及其学-思景观却带有强烈的西学色彩。广泛运用西方神经医学的术语、观点、思路和方法来研究东方修行的身体，并在比较中凸显其特质，不失为值得尝试的思路；但由古代医学文献的内在脉络入手，可能更为切实。其实严格来讲，汤浅的研究就像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西方人，以解剖刀切分、量化的结果，总是有些“隔”。石田秀实的《由身体生成过程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身体观的特质》起首便指出，有关古代中国人对心身关系的生理学把握，若盲目依据现代生理学的知识体系，难免导致极大的误解。作者梳理上古医经文献的传承情况，由气之“集合”的原初性身体生成过程来窥测中国古代“流动的身体”观。这一视角是独特而又切合中国思想特质的。 　　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陈信弘译，台北：究竟出版社2000年版）比较了古希腊与古中国身体论述及其文化根源。身体在中国医家眼中是全身孔穴、由一条条经络联系而成；西洋医家看到的却是肌肉纠结，全身充满了神经与血管。栗山从“触摸方式”、“观看方式”和“存有（being）方式”三方面加以探讨。一、脉搏认知上同以手腕为诊断部位，古希腊从解剖学角度测量脉与血压，了解血管舒张程度，力图以不变的单位来掌握变化。古中国在人体与天地的比附中不关心脉是什么，而通过描述性语言、经验和技艺来掌握脉动中“气”的可能表现，并诗意地表现出来。二、古希腊之着迷于肌肉身体，关乎解剖学对大自然目的导向之设计的思考，注重解剖的身体之“分节”，潜含着对“明确”、“自主”、“意志”的推崇，此为“有主宰”的身体观。中国术数化身体观看到的不是肌肉而是“色”，望色是藉人之气色以见微知着，思索色泽中深沉的意蕴，探究神态和表情的不经意表现，以察识人内在自然的生命力。望色之喻关乎植物生长的意象，体现身体之精华与德性之涵育。古希腊解剖学以动物为中心，古中国则观察人类与植物的相似性。三、两种身体观的存有形式可从“血”和“风”两个概念见及。相对希腊医学恐惧血液囤积、过剩和由此引发的腐败发炎，中国医学则恐惧血气流失和随之而来的生命衰竭。中国自发性的身体驻居在八风四时有规律、可预测的世界中，却可能随时为“虚风”所影响，任一环失序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然因着有秩序、可预测，人亦可藉修炼来保持健康。希腊医学中有意志力的身体驻居在风起不时的世界中，人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去掌握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健康。总之，古中国身体的“宽大容量”与古希腊身体的“肌肉发达”，寓示着下列问题的不同答案：“如何想象人处在这个变化不断世界中的存在意义。” 　　两种身体观的不同是明显的：一、身体的意味：一是作为视觉对象化的事物，一是作为与各种可能操作方案相关的生命体，更多关涉到触觉；二、身体的状态：一是强烈的意志对外在世界的制使，一是生命体安处于周遭境遇中的容受；三、考察身体的目的：一是要探知事物背后的规律和主宰，一是为着生活更适当、更合度地展开。在根源上实有“使命”与“生命”的区别。意志对于对象的客观测度和掌控，乃禀持上界赋予的使命；机体在不同情境中适时调整以寻找较好的发展空间，却体现着生命的自然要求。生命，确是中国文化的基型，中国文化如大生命之树、大生命之河，在探寻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生长着。赵汀阳以“使命隐喻”与“生命隐喻”分说西方与中国，乃有如下区别：对生长着的事实的把握和更好可能性的试探；按理性预定的完美概念来主使事实。21与此相关，西方哲学追求“理论”，中国哲学追求“道理”。这是描述与操作的区别，“事物是什么样的”与“事情能够怎么做”的区别，超越理念与现实意义的区别……22对操作的重视，在试错中摸索各种可行性，强调现实的意义，这些方面使中国文化具有对试错、转换、变易的敏感，为着更好的可能性随时愿做出调适，这是很活泛、变通的态度。而之所以活泛、变通，是因为它源出于生命，本身就是生命。 　　四、身体：在大小宇宙互动网络中 　　相较于经典思想对心的偏重，医籍更为关注身体。在大、小宇宙互动的医家视域中，身体的运营、养护诸问题，确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通过阐释医籍以勘察古人身体认知，是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一条通衢。一直以来，学界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囿于“大传统”，经典诠释蔚为大宗，数术、方技之类民间知识中蕴藏的思想资源却注意不够，涉及形而上的论题如天道观、心性论等，更其如此；但关注点聚焦于身体感/身体观时，情况有所改观。作为多少有些形而下的论题，身体的研究本来就需要民间知识和信仰的支持，医家传统更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和资源库。 　　杜正胜考察了古代人体、生命认知的成形史23，不过对儒家主心与夫道家重气之别的严判，似乎值得进一步讨论。蔡璧名《身体与自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中心论古代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系该领域迄今最全面详实的著作。全书二十余万言，没有生硬杂以西洋前卫理论和科技新潮词汇，而纯由医典文本去摸索思想的脉络，材料丰赡、论证谨严，既有问题，又有方法，还有见地。 　　对于传统身体观考察，蔡璧名打破了向固定的经典文献提问的惯习。经典思想的身体理解多从社会、政治及修德、求道角度入手，多少忽略了形躯之身的考察，而这恰是历来被看成技术之书的《内经》所着力面对的。抹去习传的误识，调整思考的视角，从医籍中寻绎可能蕴含的思想资源，“可以使我们对诸子思想中涉及身体的论述，有更整全而贴切的掌握”。“在人文关系网络的笼罩之前，人（身体）更是在大化流行中生成开展”，故而，从身体与自然的互动中探索养生之道，更关涉到生命关怀上的价值选择。（9页）透过《内经》研究，既可在横向上检视古代医家身体观，并支持对其他思想体系的理解；还可从纵向上涉及中国哲学范畴中“形神”与“气”的命题，以及传统养生思想。（12页） 　　〈生命历程中的身体观〉将身体置于历时的动态过程中作一整全的观照。作者理析了身体的义界，通过对古籍的细读与阐发，揭示心、形之间的紧密关联，托出身心双向互动这一古代身体观的共识。“入手于心、成就于身”（55页）之语，真乃点睛之语，道破先哲身心体证精髓。作者指出，身体作为有机的生命整体，延伸至人文化成的领域，更与大化流行的天地相通。在生命历程的时间序列中，身体有其奇正常变，亦有性别不同所导致的体质差异。 　　〈心神的认识〉一章针对研究现状指出，传统思想的身体认识中，“神”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历来学者习将'心’、'神’等命题，放置在心性论的脉络中来考察；至于思想界方兴未艾的身体观研究，则群将焦点集中于'气’论的探讨”。（92页）以此，摆正“心神”在身体中的位置，成为当务之急。比勘经典文本后，作者发现“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在有形的躯壳之外，还有更关键的组成因子构成生命的动源”——“神”。（99页）确立了身体中“神”对“气”，“心”对“形”的主导地位，作者比照《庄子》与《内经》，掘发出前者忘形全神与后者形与神俱的细微区别。本章精彩之处是对“心神”这一统名作擘肌分理的论析。通过对历来牵扯不清的魂、神、意、魄、志的反复考辨，作者认定此五神为一整全灵魂，共名为（广义的）“神”，当其舍于有形之躯时，因布居肝、心、脾、肺、肾五脏，分主各藏生理机能而得此五名。（128页）五脏是物质基础与构造因，五神是生命根源与动力因，（狭义的）“神”（即抽象之“心”）因特具思考功能而居于宰制五神的中枢位置，所居之“心”（具象之心、脏器之心）亦因此而为五脏之精、“君主之官”。这一论析落实到生理与心理的互动网络中，合乎情理、令人信服。 　　作者指出，心理生理的互动，“心神”对于“形气”的影响，是先秦经典思想与医家传统的身体共识。（147页）身体的心、形互动，通过气的化行得以实现；身体与自然亦存在互动关系，这内外沟通的网络中，“气”亦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气的认识〉一章描述了一幅气化流行的天人交融图景：一、体内之气与自然之气密切互动、交通，既依时间序列而展开，又随空间因素而变化；二、人与自然的气息交流，不仅通过呼吸达成，其交通、出入的门户更在布居体表的气穴；三、体内经络构成相对封闭的循环系统，亦经此门户与外界沟通；四、体内正气与体外侵入的邪气间的对峙、消长，也在“皮表—孙络—络—经—脏腑”的立体交通网中展开。通过层层推进的描述性分析，人与自然的交融相通得到了生动展现。作者进而指出：“身体对自然的开展，不仅表现在生成化育的仰给关系上，同时也蕴含了两者相互对应的紧张性：在身体与自然的交通过程中，既有滋养辅助的层面，也有对立冲突的可能。因此，人不能仅只是被动地栖身于天地之间，人必须主动地'应四时’、'知调阴阳’，随时调养身体以因应自然的迁化流转。”（276页） 　　身体与自然的气息沟通中，位居脉气流经网络之要津的脏腑，居间起着重要的作用。〈阴阳与表里：经脉网络中的藏与府〉一章，从经脉、脏腑系统紧密结合的整体身体角度，考察脏腑居中具有的功能和。脏腑不仅是体内某个局部的器官，只起某种生理性的作用，更因其内藏五神的性质，而与无形的情意相关联。“一方面各个脏腑独具的功能，在阴阳与五行的横向连结下统合起来；另方面又通过'经队’的网络，脏腑的机制影响，更由内及外，延展至全身。《内经》中构成生命的形、精、气、神，也因此被有机地整合起来。”（318页）各个脏腑的角色不是孤立静止的，也不会单独起作用，对其角色和功用的考察，只有在整全身体的网络和动态有机的过程中，才会有准确、得当的认识；反过来说，对身体这一整全系统藉此也才会有全面、透脱的把握。 　　该着贯穿着整体性、关系性的通识，论心神、探气机，辨经络、查脏腑，都本着整全的原则，在动态历程和关系网络中，从功能、发用角度对身体内部立体多维的循环系统展开深入绵密的辩证考察。这有机的互动关系与整体联系存在于身体内部，亦存在于身体与自然之间。作者乃看到，“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所探讨的身体，绝非自度自化、自生自灭的孤立存在，而总是着落在变动不居的时空网络之中与时迁化”（323页），“唯有将人体置于自然的网络中，身体的整体性与有机性，才能得到适当的关照”，“'自然’必置于探究'身体’的脉络中，才有意义可言”。（327页）了解身体是要更好地照顾身体，在大化流行中更好地安顿生命。作者这样总结古代医家独树一帜的价值取向：“认识自我”的理论建构，根本上指向“照顾自我”的实践关怀（334页）。 　　医家从常变、奇正角度探寻养生全角之道，不太注重身体践行中心性、道德的形上意涵，天地之气的运化亦不必然带有道德意味。对“气”与身体的这种理解，在道家和医家是共通的，尽管立场、旨归有相当区别，修炼法门也多有差异。医、道分疏上，蔡璧名有“忘形全神”与“形与神俱”的甄别。相较医家形与神俱、形神相有的主张，道家之忘形全神确乎透露出神本形末、神真形假的倾向，但形神之分不是绝对的、两离的。作者多少执于心神、形气的二元对立，表彰医家思想想独特性的同时，坐实道家身心理解为保心神须忘形气、求无患必遗此身。其实由“形—气—心（神）”的身体结构以观，气之流行中的身/形、心/神，基源上本来相通，显象上实然有别，境界上汇归合一。作者立足医家立场而侧重于身方面，对气的考察更注重与形相通的特性，少有顾及气之形上精神化、心性化层面，故在形、气与心、神的二元结构下有此判定。 　　思想的阐释离不开经验材料的整理和释读，但取景框架更为重要。框架不同了，对经典的解释会得出大异旨趣的结论。作为中国古代身体观的“理想类型”（idealtype），较诸汤浅泰雄身心关系双层结构24和蔡璧名“形气/心神”二元结构，杨儒宾从经典中抽绎出的“形—气—心”三元结构，整全考虑到“气”的多面相、多维度，更贴合中国身心思想的本来面目。 　　五、形—气—心：从德性修养的角度看 　　与医家的身体理解不同，儒家身体观的道德规范义是明确的。杨儒宾治中国思想气论、身体观有年25，《儒家身体观》更是煌煌三十余万言，深度、厚度、力度都够。其文风亲切温煦、纡徐和缓，俨然见道气象，令人会心契意、悦志畅神；精见迭出，胜义纷呈，更非真有所体者不能为。其立论根本可以一句话总括：“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论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身体体现了心性，心性也性着了身体。”（1页） 　　全书八章，前有导论以为总说。以孟子心性/气—身体理论为主轴，作者上溯公孙尼子、子思子，下摄帛书与《管子》，并延伸至宋明理学，整理出身体“践形观”的理论统绪。探索春秋时期的身体思想萌芽，并综汇荀学系统后，杨儒宾更提出先秦儒家身体观的二源三派说： 　　一、践形观：强调形—气—心结构，主张生命与道德合一，人身乃精神化身体。（孟子） 　　二、自然气化说：强调自然与人身同是气化产物，存在着内在感应。在秦、汉后蔚为大宗，但《管子》两篇精气说及《左传》、《易传》等文献已见梗概。 　　三、礼义观：社会化的身体，强调人的本质、身体与社会的建构分不开。（荀子） 　　杨儒宾进而指出，践形观可视为精神化的身体观，气化身体观可视为自然气化/宇宙化的身体观，礼义身体观可视为社会化的身体观。（8页）纳入形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更可名之为儒家“四体一体的身体观”，“四体绵密地编织于身体主体之上”。（9页）此综摄体中，意识主体是根本方面，惟由道德心性承体起用，才能贯通形气主体与自然本体，发动形躯生理机制，溶入大化流行，突入道的层面。兼具社会内涵与历史向度的文化主体，“其运作乃是学者与世界不断的对话、交涉、辩证的发展”，也是极重要的一维，但对礼义知识的有限摄取，归根到底是种“本质性的空缺”。（24、25页）这里可以套用牟宗三对陆王、程朱两系所下的断语，曰“纵贯”、曰“横摄”。 　　第一章〈儒家身体观的原型〉对导论作了细化和深说。杨儒宾指出，孔子改造“摄威仪”与“治血气”两种身体观，孟子“践形观”更是儒家身体观一大突破。（45页）通过对孟子践形观、孟子后学精气说与德之气说、荀子礼义身体观的层层理析，展现出一副身体思想的流变图：西周春秋君子的两种修身方法——“导血气”和“摄威仪”，分别可算作“气化的身体”和“社会化的身体”；自孔子以下到孟子、《管子》〈内业〉、〈心术下〉两篇及帛书《德行》、《四行》，是“气化的身体观”一支的强劲发展，又可分出着眼于心性论或本体宇宙论的心气化、自然气化两种；自孔子、子张、子夏到荀子则是另一支“社会化的身体观”在流动。（81页）儒家“二源三派”身体观乃由此揭橥而出，尽管作者一再提醒，这种分法是相当理想类型的，就像光谱的颜色分层一样互渗相融，但此概略性勾画大致切合思想的历史与逻辑。以下的篇幅中，杨儒宾即以精神化的身体观为主线，循着历史进程与思想发展的脉络，逐章展开其细密的论述。 　　第二章〈论公孙尼子的养气说〉，结合《公孙尼子》残篇辑佚和《乐记》相关章节，细致考订素称难解的公孙尼子学说，检证其养气说与孟学的潜在联系。对此隐微联系的看法容有异议，且正如作者所云，孟子养气思想的源头也可从其它方面找，但文中所揭示的这种联系之存在，当无疑问；至少作者对此问题的检视，为进一步的勘寻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下来两章乃全书主脑所在。第三章〈论孟子的践形观〉，杨儒宾首先勘定践形义界，围绕着“生色”与“养气”，探究“精神化的身体”的发用、体现与修养、工夫。问题由之被汇集到一点上：这是如何可能的？作者的解释表明，在身—心绝然异质的预设下显得悖谬的情景，落实到孟子时代身/体形—气—心/志神的基本架构上，就是顺理成章的。作为心、形两向度之底层的气，其贯通心物的神用，保证了形躯与心志的一体两面性，并使“良知神气之流行→体气之充分转化→形体之彻底精神化”（161页）的践形过程得以实现。在此境界拔升、身心转化过程中，尽心与养气是同步的，“知性知天的层次与浩然之气的层次，两者不多不少，恰好一致”（164页）。抵达终极境界时，更会在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在个体性、主体性的'精神流行之场’此点上面；二是在超乎个体性的、超乎意识层的'内外冥合’之超越境界上”（171—172页）。 　　在“践形”、“养气”之后，〈知言、践形与圣人〉一章讨论“知言”，比较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人养勇论和告子不动心工夫论后，杨儒宾提出气—志—言三元一组的结构。“如果眼神、表情、举止可以体现学者内在的精神向度的话，为什么语言、声音不可以？”所以，“由孟子主张气—志—形这样的表现性形体观”，可推出气—志—言这样的变形。（179、180页）由声音以见精神境界之高低，原因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事实上不只是'间’（inter-）的关系，而是早有共同的基础——气——在彼此间流动”（196页）。气之感通不止存在于共时网络中，也能跨越历时序列，而弥散于时空大生命流。就整个中国体验哲学的传统看，上述理解相当自然。对“圣、声、听”的语源学考察，亦论证了先民的这一共识。事实上，“在先秦两汉的身体观里面，眼睛决不仅是生理的器官而已，它是'精神之所发’”（200页），极言之，在志气不分的作用流贯中，五官互融的“共同之觉”（synesthesia）都是可能的。（202页）接下来杨儒宾还在现代诠释学背景下，从孟子“知言”论的语义角度探讨“理解如何可能”，从而将“集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著名命题汇聚起来得一新解。这一尝试是有益的，但我更愿指出，作者对“听”、“圣”关系的探索，及对五官互融性的描述，为“六十而耳顺”提供了适切的视角和有力的支撑。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加以创造性解释，四十境界是周“知”无碍，五十境界是“明”了一己之定分，六十境界是开放地默听与虚容，七十境界更是自由地“体”证、从容地笃“行”。从思致无碍到智能圆转，再提升到敞开、容受的默听26，终归于身心一体，手足挥洒无不如意、合度，此正中国身心体证之学在修为进境上的阶序。无论如何，“听”的思想密义及与“圣”的甚深联系，都值得深究。27 　　第五章〈《管子》〈心术下〉、〈内业〉两篇的精气说与全心论〉经由文义解析、脉络梳理，托显出“人身之宇宙性”及“形—气—神三元一体之身体构造”。分析“全心”概念最见精彩，作者认为“全心”意味着“全身的思考”——“以人的整体存在去感思”（230页），既非感性亦非智性，而是“无思之思”的感通，其根据仍在精气周遍万物，令身心一气贯通。这是典型的儒、道形上学立场。对《管子》两篇思想时人多在道家脉络中探讨，杨儒宾看出其中实涵儒家成分，且与其说体现为“内静外敬”的工夫论模式，毋宁说表现在身心结构的基本架构上。 　　地下文献对古代思想史的意义不言而喻，第六章〈德之行与德之气〉检讨帛书《五行篇》、《德圣篇》，掘发出思孟后学提出的新五行学说（学界曾以《五行》为思孟后学著作，郭店楚简《五行》纠正了这一看法），并详析此新说的总体倾向——“将孟子的思想带往更深层的意识，直至身—心—性—天交会处”（287页），“更深入地奠基在人的身心结构连续体上”（288页）。这一论证为先秦身体观系谱补上了重要一笔，支持了作者对孟子一系身体观“形—气—心”结构的定位。通过释读《荀子·非十二子》论“五行”，还增进了对战国晚期思想图景的认识。 　　沿思孟一系身体观的路向延伸到宋明理学，乃思路行进的必然，在杨儒宾看来，“真正能够彰显孟子心性论，穷之，尽之，说得彻底明白的，还是宋明理学家。他们大体都提出过转化身心的工夫论，也实在作过工夫，所以对于意识及其相关问题之了解，自然是鞭辟入里，讲得透，讲得尽”（6页）。第七章〈理学论辩中的“作用是性”说〉，通过对朱陆之争中“作用是性”个案的探讨，从身体观角度得出与牟宗三近似的结论：陆、王一系学者“生之谓性”的命题继承了孟子、《中庸》、《易传》的统绪，而朱熹学派“自铸系统的成分远大于纵的继承”，“他们论心性与知觉的关系并不符合先秦儒学的规模”。（333页）第八章〈气质之性的问题〉从宋一直论到清，检视“气质之性”问题的辩难与衍变，得出与上章类似的结论——程朱、陆王、王（船山）戴三支学派中，“张载、程颢、罗钦顺与陆王学派主张的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不一不异的关系，应该比较接近孟子的尽心、知性、践形的原身心气一元论之立场”。（411页） 　　杨儒宾这部专著以孟子学为核心，对春秋以降儒家身体观的主脉作了真切把握，梳理线索、辩识面目，由历史文化网络中抽绎出“二源三派”说，在义理架构层面上总括出“形—气—心”的身体结构。在此纵横纲维中，儒家心身体验型形上学的精义乃得展现无遗。 　　从身体角度考察儒家思想，确是全新的尝试，对排拒身体的习传定见提出了挑战。解释典范从“心性”到“身体”的转移，给惯习的思维和格局注入了新因素，为人熟识的经典思想呈现出新的面貌，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也展现出另外的思路。一句话，“解释系统不同了，整个世界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412页）新旧范式之间必然发生碰撞，随之而来的问题很自然地便是：心与身在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如何？质言之：心与身，到底孰为主孰为从？ 　　这一问题关涉该书立论基础，极其紧要。杨着引发的相关讨论，聚焦于心、身位阶而尤显尖锐。周群振指出，心能自觉、自省、自制、自决，“是本体即善，与理为一。身则为纯物质的存在，无善无恶，但顺自体往下滚则必恶；由心为主，导之使上则可善”，“人虽有身，却不能并心而同等”，“天理说存，人欲说去，二者界划得明明白白”。28杨儒宾对此质疑作了辩解。29《儒家身体观》于此也有所意识：“如果说心可引导气，那么，两者应是一种主—从的位阶关系。但是，心与内部之气同流，此时的心与气之关系绝不是主—从的价值层断裂之位阶对照，而是一体两面之同时生起。”（155页）何乏笔（FabianHeubel）认为存有层面与价值层面的分说有其说服力，“存有上的'身心同等’与价值上的'身心不平等’之间的张力乃是修养工夫的起源”。不过随之提出质疑：存有论层面不论使用“二元论”还是“一元论”来支持价值层面里心对身的主宰性，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如是，则中国异于西方的心身一如观又有何特质呢？30 　　应该说，这种差别还是根本性的，身心一如而两分与身心异质两离，究有质的区别。一元化景观下的身心之别乃不同方面、程度的展现；且因着本来无别的底色与究竟合一的可能，这种差别不仅被淡化，更构成转化和互补的情状。安乐哲的“二元论”（dualism）与“极论”（polarism）有助于理解这种质的不同。创世教义的神/人悬绝二元论，如潘多拉盒子般释放出各种二元论变形，范导着西方形而上学：超自然/自然，实存/外观，存在/生成，知识/意见，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物质/属性，心/物，形式/质料，行动者/行动，生灵/非生灵，生/死等。古典中国形而上学的“极论”范式中，所有存在都自然生成（非由超越者而来），相依互通（非彼此隔离），展开为散殊/凝聚，盈/亏，清/浊，正/偏，厚/薄，刚/柔，和/强等，此非绝然异质的对峙，而是程度有别的互成。由“极”的观点看，人就是“精神身体相关”（心身相关）的过程（a psychosomaticprocess）。31（1993：）身与心的关系，恰如“道”之有与无、阳与阴、实与虚、显与隐、明与幽，是连续性地互为补充、彼此转化的关系。 　　心与身之间主从有别抑或同质异相的关系辨理当然紧要，作者另一处点明题旨的表述也不可轻忽。针对如下疑问：“为什么谈论儒家的身体观，不客观分析其'身体’概念的内涵为何？而偏要绕道讨论'威仪’、'践形’、'德行—德气’的观念？这些观念不是该属于'修身’而非'身体’吗”，杨儒宾认为，在儒家成德之教的大传统规范下，“像'身体’这样与人的实践息息相关的项目，只从非存在的'定有’（ontic）观点看是不恰当的，要看只能'存有论地’（ontologically）看。身体观的严格意义就是'修身’”。（82页）不过由此进一步引出如下问题：何以儒家看到的身体一定是在“成德之教”规范下的身体，而非生理性、经验性躯体？作为“心”之载体与工具的“身体”，其自主性究有几何？这与前述何乏笔的诘问，及第一小节中提出的疑问——以身心互渗、一如为旨归的身心思想，何以存在心性与身体的断裂、理念对肉身的压制，汉语思想的身体意识何以不落实到现实层面的个体性身体，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力主中国思想是“身心一体之学”32的林安梧对“以心控身”的反思，有助或有于厘清这一症结。儒学“身心一如”论强调身心互为体用，身为实存义具体义之“体”，心为普遍义根源义之“体”，前者涵纳后者，后者落实于前者而得展现，此乃即用显体、承体达用，是交藏、交发的关系。由之乃可言道、理、气、质、形、性、情、才、欲之绾合一体。“以心控身”则是对“身心一如”的极大偏出：理中心论下的“外控型的以心控身”存在“误置”的可能，使“依道不依势”转成“依势不依道”，成为专制威权的形式之理直接压迫于人之身心；“内控型的以心控身”则使心被实体化为“以主摄客”下的主体，同样在错置中与专制之体纠结起来，并因放弃了社会实践论而代之以心性修养论，遗漏了外在世界，进而堕入情识而肆、虚玄而荡之境地。心身主从关系转化为主奴关系，必然带来对生命实存的贬抑，推导出严厉的三纲标准，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主奴化的伦理道德，此为“以理杀人”！33 　　由“以心控身”到“身心一如”，才合乎中国思想本义。身心之互动、交藏不能与情无关，即就杨着而论，情意层面多少为作者所忽略。汤浅泰雄认为，相比中国修行者对情绪—无意识的探索，西哲一贯忽视情绪34，此斩截之论易致误解，但对中国思想“心—情—身”统一性的强调，无论如何不为过。西方身体社会学已将触角伸展至身体体现和情感状况的关系35，新现象学家施密茨（H.Schmitz）所构建的庞大哲学体系，更由情绪入手解决心身问题，从事东方身体观研究的学者当有所触动。何况这方面文献不算少见，对情意的重视更深浸于中国思想肌理中，在宽泛意义上，中国文化甚可说是一种人生情意文化哩。 　　无论如何，作为中文学界研治传统身体观的著作，《儒家身体观》提供了新的解释典范，抽象出“形—气—心”的理想类型，其意义是里程碑性的。读者有理由期待杨儒宾在进一步研究中，拿出一部更精彩的《道家身体观》来。36 　　六、作为思维方法、权力符号的身体 　　以上评介的论著题旨有异、进路各别，然共有一个前提：身与心、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的相通。体验、体知、体察、体认、体贴、体证、体会、体恤、体谅、体合、体行、体治……，一系列由“体”而发的行为，在“身”之能“体”的意义上，将天文地理、时令物候、世事人情、治国理政贯穿成绵绵相续的大生命“体”。就认知模式言，“身体”就是一种思维方法；由政治运作看，“身体”又是一种权力符号。这两个方面，是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主要方向。 　　黄俊杰的书评论文〈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对此前相关研究作了概略回顾，认为论文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广泛涉及中国古代身体观各面向，不仅显明中国身心思想的特质，更掘发出丰富多样的研究路向，为以后的深入展现了广阔的前景。撰有〈庄子的身体思维〉的吴光明（Kuang-ming Wu），后来即拿出了五百页的英文新着On Chinese Body Thinking: A CultureHermeneutics（Leiden: E. J. Brill.1997）。这部著作笔者未见，然由其〈庄子的身体思维〉一文可略窥其立说主旨。身体思维，“是身体情况中的思维，也就是透过身体来思想，身体体现的思维与身体联结；在这种情况下，思维活出了身体，而身体也活出了思维”，“和理念型思考者的理论思考截然不同”。37该论点在后来这本英文论著中得到了系统的发挥。黄俊杰特别点出作者这一识见，强调对作为中国思想特质的具体性“身体思维”的勘察，是该着主要贡献所在，从崭新的“身体思维”的角度来审思中西思想，是其给予读者的有力启示。（549页） 　　另一值得深入的方向是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黄俊杰认为可从两个角度思考：一、身体是一种“隐喻”（metaphor）或“符号”（sign），乘载丰富的政治思想与价值，以展开关于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运作的论述。二、身体成为抽象的国家权力支配和控制并藉以获得具体化的对象。黄俊杰评介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合编的Body, Subject Power in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94），探讨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身体、主体之复杂处境，其贡献有二：一是展现中国文化中不能用西方一般性的“身体观”概念加以简单概括的“身体”观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二是显示出中国文化中“身体”有其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560页） 　　对作为思维方式的“身体隐喻”和作为权力运作的“身体政治论”的研究，黄俊杰本人就是有建树的专家。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之〈引言〉结论部分展望中国思维方式研究的可能方向，对“身体思维”（body thinking）和“隐喻思维”（metaphoricalthinking）的发展潜力尤抱期望。38理论倡导外，黄俊杰还身体力行导夫先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论”：特质与涵义〉（2001b），考察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筹谋政术、思考政理之隐喻、符号的身体，其意涵中所反映的“具体性思维方式”，揭示“身体政治论”的预设：私/内在领域（身体）与公/外在领域（国家）之间并无断裂，“修身”可由内向外层层推扩为“治国”之术；身体/国家各部有相互依赖性。〈古代儒家政治论中的“身体隐喻思维”〉（2001c），结合“隐喻思维”与“身体思维”，分析古代儒家政治论对身体隐喻的运用，解析其“有机体论”（organism）的隐涵立场，揭示政治与身体的依存关系，并展现中国文化“模拟式”与“联系性”的思维传统。这两文皆由政治论角度切入，从身体维度思考政治生活的形态及其运作，〈“身体隐喻”与古代儒家的修养工夫〉（2001d）则考察“身体隐喻”在儒家关于修养工夫、境界之描述中的展现样态。这种“身体隐喻”涉及两方面问题：社会政治情境的外在空间和人的修养工夫的内在空间。作者从外在的面向对儒家礼学提出了新的解释——对身体在空间的适当展现所设定的一套规范，在内在的面向上讨论了儒家的整体性身体（实践价值规范的场域）及其工夫论。39 　　上述几文反映出黄俊杰治身体观的特色——整合“身体思维”与“隐喻思维”，落实到国家、政体、社会秩序的宏大领域中，统合内在的工夫修养与外在的理政治国。治思想史者于义理与故实、逻辑与历史关系上多有偏重，黄俊杰的身体研究体现了两方面的谐和：不仅有义理分疏、层次理析，还升华出涵具生存论意味的思维方法，并结合着社会情境、历史坐标与政治运营，赋予抽象的理念以丰富具体的现实内涵、经验特色。 　　“身体政治论”的个案研究，王璟《黄老思想治身治国一体之理论研究——以〈淮南子〉为中心》（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堪为代表，细致梳解了身体与政体的模拟、依存，修身之道与经世之术的贯通。杨荣丰《先秦儒家践礼之身体观》（国立体育学院体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针对现代运动文化与身体的“疏离”，讨论先秦儒家思想中，身体如何和谐展现于置身场所的问题。其“践礼”的释义（24页）见出对行动中达致“身心合一”、“身心一如”的强调。“礼”有理、宜、履诸义（54页），身体是礼的象征符号又是践礼的场域，礼的精神亦藉社会空间中的身体实践而朗现，生理之身乃转化为社会的身体、道德的身体。孔子以体合礼的威仪身体观、以体习礼的体育身体观，孟子仁内义外的践形身体观，荀子以礼导体、以体体礼的礼义身体观、乐舞身体观，都使社会规范与个体身心达成统一。这“寓体于礼，以体行礼，以体扬礼”（125页）的身、心、礼一体，可为现代运动的身体异化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启示作用。治传统身体观而充溢着针对现实蔽端、解决时代问题的意识，确属难能可贵。 　　研治时段从古代社会转换到近现代社会，更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感。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40，将研究视点聚焦于近代社会情境与历史坐标，在宏观的国族生存危机、资本主义侵蚀的历史场景中勘察现代中国“身体”观的形成机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身体的国族化或国家化；二、身体的法权化；三、身体的时间化；四、身体的空间化。该切入点无论对身体研究还是近代史研究都很新颖，正如作者一篇论文41所表明的，对身体与政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勘定，不仅能展现百年来中国身体的“遭遇”，还可为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线索。 　　身体作为“思维方法”和“权力符号”，两方面紧密联系：透过身体来思维，本就寓示着身体之为隐喻符号；此种思维将宇宙与人身、政体与身体关联起来，更涉入权力运作、社会秩序和政治博奕的张力网中。人是社会文化的动物，须在具体情境中现实地思维、行动。就权力符号言，“身体政治论”突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政治性、社会性和伦理性特质，身体带着浓厚的德性涵义、政治意味和社会气息，绝不止是生物性肉体。由身体思维论，人的思考只能存在于身体脉络、身体情境中，身体性思维既塑模着宇宙和社会，也塑模着人的自我理解。身心一如在此是生存论地被肯定了的，中国文化的另一些特质——具体性、经验性、行动性、象征性等，即在身心一体的具体存在中得到鲜活体现。将政治隐喻与思维方法这两方面统合起来，还可引出中国文化的另外两大特质：人文性和历史性。身体、身心，其实正可视作开启中国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哩。 　　七、身心关系：情·修炼·身体感 　　以上的研究，除汤浅泰雄关注身心观的东西方比较外，多侧重于对身体各面相的定位——作为生命场域、修养境界、思维方法、权力符号、政治象征的身体，身心关系的探讨则隐涵其中。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与释读，身心观研究也得以深入，关于“情”的讨论成为一个焦点。身心关系方面台湾学者注重修行炼养的角度。去年的“心灵怀保与人文关怀”学术研讨会，更以“东亚思想传统中的身心关系及其现代意义”为主题展开讨论。 　　地下文献的利用上，杨儒宾、黄俊杰着手较早。《儒家身体观》曾论及马王堆帛书的身体观。黄俊杰的《孟子后学对心身关系的看法——以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为中心》、《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形于内”的意涵——孟子后学身心观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两文42，围绕心身关系探讨儒家心学传统在战国末期的展现情况，认为孟子后学在心身不二、内外一如的基本前提下，更呈现出思想的内转和细化、深化的特点；儒家心身转化后超越身躯而知天道，能打通天人二界的藩蓠，建立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的“连续性”。 　　李景林的研治早期儒家的心性论，也利用帛书文献以讨论《大学》修身为本、“以情应物”为实质的心物关系论，孟子即情显性的心性论和性—心—情—才—气内在一体的身心关系论，从各个侧面触及儒家身体思想。其中对于“即情显性”、“即身显性”、“即行事显天道”的强调，最见作者识力。43心、性、情、身的相“即”是其基本观点，并完全合乎中国文化特性。 　　中国思想不仅是心性形上学，更是心—身—情—气与性天相通的天人之学。郭店诸简多处论“情”，《性自命出》更有集中讨论。情与心有关、与身相涉，生于性而与气通。身心整体诸向度都涵摄互渗，“仁”字上身下心就寓示着身与心、道德与身体的相关。杜维明对此大发感叹：“以身心为仁，难道除六书造字的通则以外没有更深刻的人文信息吗？”44郭店儒简所见心、性、身、情问题，郭齐勇有一系列的考察：《郭店楚家简与孟子心性论》（《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认为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学的共同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分析《性自命出》“性—情（欲）—气—形（体、身）—心（志）—神（精）”的互动关系，托显出内外交修、心身互正的心身一体观；《郭店楚简身心观发微》（《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考察《五行》、《缁衣》、《语丛一》、《语丛二》，论定楚简身心观旨归是通过身心合一达到天人合一。丁四新亦讨论了郭店简的“身心统一论”，强调天—性—心—人的连贯性，性—情—身—气的整全性，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性。45李天虹分疏《性自命出》上篇“情”之情感义与下篇之诚、真义，视为辅垫、基础与发展、深化的关系，并强调孔子“仁”、儒简“情”与思孟“诚”的内在一贯性。46 　　“情”的丰富意涵亦为杨儒宾所注意，并纳入了“形—气—心”的身心结构中。《子思学派试探》一文（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阐发了道德的“心术论”和“体现论”。前者强调道德必形于内，“不是纯精神的，也不是纯情感的，它体现于学者的身体内，尤其形着于心气层内”，是“存在性的道德情感”。后者表明道德乃形—气—神一体涌现，德之行、气之行与形貌的展现同步俱起。此外还有“悦乐论”、“诚德论”、“感化论”，而共成“身心不断彰显、转化、扩大、超越的理论”。作者以“心术论”、“体现论”的一体两面性，点出儒家各派的共同预设——意识层的“心”和底层的“气”，外显的“声”、“形”，“心”分化出来的各种“情”，是连在一起的。郭店儒简中“仁”字从“身”、从“心”，正表明仁德是一种扎根于形气神一体显现的道德，必须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心为仁，这是儒家的大本大宗”。这些提法，与《儒家身体观》一脉相承，归结为一点，就是形、色、情、气、心、性、天，在存有论上的本来一体和境界观上的汇通一如。通过对“情”的吸纳，杨儒宾丰富了《儒家身体观》中“形—气—心”的结构，使这一理想类型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具有更强的普适性。 　　陈昭瑛的《性情中人：试从楚文化论〈郭店楚简·性情论〉》（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将《性情论》重情、重身的倾向落实到楚巫文化情、身相依特性上，谓其根源在祭神活动中的身心状态，开显出性爱的形而上化，体现灵肉不二、身心一如的思想意涵。作者释《性情论》末句“身以为主心”，不取主宰义而取主动、主导、主体诸义，有力勘示出与禁欲主义的重大区别：赋予“身”以“主体”、“实体”的地位，倡导身与心的合一。从而，心为道德实践的“根源”，身为道德实践的完成。此见极精，与蔡璧名从医家视角对中国思想“入手于心、成就于身”之特质的论定，杨儒宾在儒家立场上强调的精神境界、心性修为必在身体、气象上彰显，李景林对儒家即身显性、即情显性的勘定，构成有力的呼应，皆点明中国身心性命思想的精义所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首批资料刊布以来，相关研究成果纷纷涌现。李景林《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一文（见“简帛研究”网站），从身心合一、即情显性的一贯立场，指出“凡假，伪，皆出于知情、身心的两离。所以，诚或圣，强调的即是情感实现上的真实。乐教的作用，正在于此人的实存（知情、身心）的整合”，并认为《性情论》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当有甚深关联。客观地讲，郭店楚简、上博馆楚竹书的出土，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李景林《教养的本源》一书即情显性论旨的真确性。 　　在早期中国思想世界，“情”是很重要的问题，与性、心、身、气、才、欲共同融构成活生生的身心整体。缘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社会性特质，对“情”的讨论不可避免带上这些色彩，在宋明儒者那里发展到极端，情之欲化同时也贬低了身，身体与情感很大程度上成为私欲的象征，导致纯粹形而上的心性、天理与身体、情、欲的对峙。李泽厚对中国思想的情本特质早有掘发；蒙培元亦强调中国哲学之情感型特征。这都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人间性、生活性和形象性的回归。正是在情意的粘合融揉中，身与心的相关性才能真实敞露出来。 　　身、心、情的统合，以气为之基复为所使，气一元论是中国思想的基调。台湾学者论身心关系特重气的修炼，且落实为身体实践。李亦园《和谐与超越的身体实践——中国传统气与内在修练文化的个人观察》（见“传统医道经典中的身体论述”网站），将身心一如思想溯源至上古巫者身体展演和身心感受中体验到的均衡和谐意念，推展为“致中和”宇宙观——个体系统（人）的和谐（内在、外在）、自然系统（天）的和谐（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人间、超自然界）。李丰楙《顺与逆：丹道修练的身心观》（见“传统医道经典中的身体论述”网站），结合历史考证、文本诠释与田野调查，在与科学实验的对话中探索传统身心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之道，使形/神、魂/魄、性/命三组结构的身心之学在现时代找到合适的契入点和生长点，“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身心之道”，进而重建新典范。颜学诚《修炼与身心互动：一个气的身体人类学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58期），以“气的身体”来落实身心互动——身体与文化的互为影响，进而对传统中国的人观和政治体制设计，给出气功修炼中气感变化基础上的解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气功修炼所影响的权威与秩序观的如下特点：一、权威与秩序不是外力的介入，而来自于内在体验；二、人在阶序位置上具有主动性，通过修炼而有超越原先权威者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儒道二家对权威与秩序的看法与之类同，中国文化对社会地位之流动性的肯定，对人之变化可能的肯定，都与此有关。这一观点，是在身体体验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特质的真切阐发。 　　“心灵环保与人文关怀”研讨会上数量可观的身心关系论文，一部分涉及韩国儒者、日本学者、梅洛-庞蒂及佛教的身心理解，更多是对中国传统身心关系的多维阐发：综论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类型（张学智）；藉具体文本解读古礼中蕴涵的形神、身心观念（王锦民）；从修炼角度考察庄学（蔡振丰）、理学（杨儒宾）的身心转化；梳理学派（焦国成）、专人（郑万耕）的身心理论；介绍中国佛教身心观的特点（魏道儒）；援引考古学、人类学成果显发中国文化身心一如思想的殊胜意义（李亦园）。这次集中探讨之引发大陆学界身体观研究的热潮，是可以预期的。 　　对身心关系的把握与身体感分不开，这在中国文化视域中乃是全身心的“体”、“会”。张子中《商代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见“中国学术城”网站）认为中国文化是重身体直接感受的生命文化，突出“手感”、“触觉”、“体力与脑力统一谐调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很有识见。作者认为视觉文字文化夺走了潜伏人身的模拟思维能力，导致身体直接感觉的枯萎，我倒觉得汉字是例外。中国传统的“身体隐喻思维”不仅可落到思想文本、义理脉络中，更可落到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上，汉字就是具体而微的“活”身体，有气、血、筋、骨、肉，可观更可“体”。又，作者对造型艺术及艺术本身之精神位阶过于拔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精神境界三阶段论（审美→道德→宗教）是有道理的。孔子、庄子所理解的“艺”乃人生大艺，是艺术化的大人生，绝非体现人之造型、表现能力的艺术。中国文化大生命之艺与受制于感性官能及其所知觉、感受之色相的“艺术”的宵壤之别，恰如冯友兰人生境界论中的天地境界之于自然境界，岂可不辨。艺术至境只可说是宗教神境、大生命化境贯注其中而得；艺能进道而不即是道，以艺为道只能是把末为本。较诸宗教体悟与大人生体验，艺术能力、感受终归是表浅的。 　　八、视野、方法与前景 　　中国身体感/身体观的历史、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已渐得深入，以其独到视角和跨学科意识，不仅对中国思想史主流研究构成有力补充，更逐渐显明自身重要性，成为论者日益关注的焦点。由于受到眼界、语言能力、搜求之功等方面限制，以上综述只是略举所见，收窥斑知豹之效而已。 　　当前中国身体观研究所展开的视野、维度，黄俊杰概括为三种路向：身体作为思维方法、精神修养呈现、权力展现场所；且将如下三面融为一内外综合体：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知”、作为修养工夫论的“体验”与作为政治学理论、社会礼学、治平之学的“体治”。47还可以把医家方面的研究纳入，以大小宇宙互动中身心的机理、健康、症候、护理和长养为焦点，重在生理、心理方面的探究。此外还有身体观的跨文化比较，大陆学界仅刘骏骧、王德胜48有所涉及，随着中国身体观研究的深入，这方面工作会有长足进展。 　　像身体观这样牵涉多学科、多层面、多维度的重大论题，在视野拓展、进路细分和纵深开掘外，方法的讲求亦是重要方面。方法是提问、致思、求解过程中使问题得以敞开的程序，不同的程序功效各别。对中国身体观所牵涉到的范畴、概念如心、精、神、魂魄、形（身、体）、性、情、知、意、气等作细致梳理，是范畴性、观念性的研究，且可在义理层面外引入音义训诂、文献考释方面的成果和方法。由考据以通义理，一定限度内也是有效的。对历史文化脉络中的身体思想，还可以专人专书及学派为焦点，托显出思想的结构。此须落实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空间，历史坐标、年代学甚至语言学等方面的讲求，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已有成果为例，儒家身体观可以具体到孟子、荀子和《礼记》，道家身体观可以《庄子》为个案，医家围绕《黄帝内经》的研究已有不少，《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还有进一步深挖的余地。 　　作为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即已包含程序得以开展的向度。两种研究方法和进路可名为“范畴式”与“结构式”，具体研究中往往纠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比如蔡璧名《身体与自然》从“范畴”着手，考察身体现象之时空展现，具体论涉“身体”一词所不能不包涵的心神、气、经脉、藏府诸方面，以合为完足的身体系统；同时这项工作本身又是对医家身体观的学派性研究，整体地看，就是一种体系性构筑。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亦如是，虽是对儒家自春秋君子阶层、孔子、孟子到宋明儒的身体认知作系统梳解，总括出“形—气—心”三维一体的身体观原型；但又处处涉及对心、神、精、气、形等范畴的义界，作关系性的考求和把握。 　　结合视野、进路和方法诸方面，以传世文本与出土文献为材料，考释语汇、厘清义界、衡定序位，解析层次、爬梳脉络、阐发义理，是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主流，进一步的统合与跨文化比较只有建基其上才着实、可靠。倘对前景作一展望，可能的方向、论题或会有如下几方面展幅： 　　一、驻居于天地人系统中的身体之位置、角色与功用：（a）作为社会与文化塑造人的场域和人理解/塑造社会、文化的基点，身体对认知结构、思维方法的影响，对社会生活、文化秩序的作用；（b）身体感与性别意识的关联，及生理性别向社会性别的转化，及在社会生活与交往行动中的落实；（c）身体的健康、疾病、衰老及对身体感/存在感的影响；（d）先民身体理解之原始根源的人文地理学、天文学、文化人类学观照；（e）身体语词的系谱49，应给予方言足够重视。 　　二、身体与精神、心灵的关系：（a）探讨修养、修炼、修行，要超出经典思想，更多考虑气功、武术、舞蹈、戏曲、书画、音乐、手艺、杂技、游戏、烹饪、药物甚至房中等方面内容，这都是中国文化活生生的体现，与中国人生活、身心息息相关；与此相应，（b）较诸过去重在思想文献中作静态结构描述，以后的研究更要转向实修实证的动态历程展现，一句话，中国式精神修为的“肉身成道”如何可能？怎样实现？展现样态为何？（c）无论静态描述还是动态展现，都离不开身心关系的考察，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生命体内部的心身、形神关系，今后宜将视域扩大到整个天地（明-暗、显-隐），除传统修为之学的现代阐释外，现代科技发展亦应予必要的重视。 　　三、跨文化视野的比较，从认知到实践包括：身体的界定/态度，身体结构的认知，身体与食物（内服）、服饰（外服）、陈设、居所，身体与动植物，身体与语言，身体之艺术表现，身心关系，修养进路，身体感与性别意识，身体/主体/自我，身体与社会/权力/文化，身体与自然/宇宙/时空，等等。 　　四、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是《中国身体观资料汇编》（或汇评）的编撰。体例上既可依主题归类，也可按年代编排，后者近期较为切实。资料辑录外，还可随文予以释解、评点。对中国身体观的把握，义理架构当然非常重要，文本的细部梳理亦应受到重视。 　　凡此都是下一步中国身体观研究可能开展的课题，此处不过略拾端绪，稍加穿引而已。中国身体观研究好比亟待采掘的宝藏，其丰富的思想文化深蕴，尚需识者锲而发之、显而扬之。需要说明，这些课题皆为一气贯通的“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身体”之网上分布的关捩、枢纽，或深或浅反映着中国文化对人与世界的基本理解，恰如“月印万川”般，皆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印现。中国文化是天人之际的身心性命文化，就身体这一面看，甚可说是一种大身体文化——“气—场域”的身体性文化。中国身体观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探寻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并参与到现时代的社会文化网络中，拓显其文化意义与普世价值。 　　注释： 　　1张志扬在《后叙西方哲学史的十种视角》一文中，指出西方思想的人义论，“自脱离神义论之后，走着'精神—理性—工具理性—审美理性—感性—身体及其欲望的色情化’这样的下坡路”，直至虚无主义的终点。引自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2 参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网站有极为丰富的中外身体史文献书目。 　　4 李亦园主持的中研院的主题计画“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科际综合研究”，集中相当强的研究力量从人类学、医疗史、科技史等角度，对身体感/身体经验/身体实践展开的整合性研究，可算得其中代表。 　　5 参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3月，第542页。 　　6据我知见所及，最早从身体角度进行研究的是艾瑞廷的《中国文化的身心观与美学》（北京大学1991届硕士论文，未刊稿），以中国文化中的身心观为理论前提，探讨中国美学“境界”论的意义与价值。李康的《身体视角：重返“具体”的社会学》（北京大学1996届硕士论文，未刊稿）通过介绍吉登斯身体视角在其学说中的呈现，考察身体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关系，凸显日常生活、个体体验、社会生活中的欲望等主题，对于什么是身体、什么是身体的社会学，给出开放性的回答。 　　7 周荣胜：“阅读身体系列”丛书“编者的话”。 　　8“公法评论”网站设有“身体专题”，“文化研究”网站设有“身体·时尚”专题，集中了学界的相关思考。汪民安编有两部身体论文集《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与陈永国合编，长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南帆、葛红兵、谢有顺、叶舒宪、王岳川、应星、萧武、余新忠皆有论文论及身体问题。陈立胜《当代思想中的“身体”转向及其意义》（见“经典与解释”网站2002）特别强调了“身体”范式对传统儒学研究的启发性意义。 　　9 成中英：《论“观”的哲学涵义》，见氏编：《本体诠释学》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李康论文外，陈立胜《自我与世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专章讨论现象学身体问题，论涉西方传统哲学对身体的忽视。张文喜《自我的建构与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亦有现象学角度的专章考察。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专章梳理尼采、福柯、德勒兹等人的身体理解。庞学铨《身体性理念：新现象学解决心身关系的新尝试》（《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治施密茨新现象学，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上、下）（《哲学研究》2001年5、6期）和张尧钧《在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梅洛-庞蒂的肉身时间观》（《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1期）治梅洛-庞蒂肉身观，吴天岳《身体的合法性及其地位——西方哲学中的身体观与舍勒的位格价值理论》（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年论文1999）治舍勒位格身体思想均颇有代表性，身体理论专文有郑震的《论身体》（《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12003年10月底，北大宗教文化所和台湾法鼓山人文社会学院在北大联合举办主题为“东亚思想传统中的身心关系及其现代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的二十余篇论文中，十二篇论涉中国古代身心观，其中大陆学者有七篇。这是在台湾学界的直接推动下，大陆学界对中国身体观/身心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集中思考。 　　12值得一提的是刘峻骧的《东方人体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通过内容、价值，机制、规律，器物、技艺，中西比较、学科交叉等层面讨论，搭起东方人体文化体系的架构，并落实为人体艺术（舞蹈、戏曲、杂技）、武学文化、气功文化与生命科学、生态艺术（建筑、园林、服饰、星命风水）几大板块。以人体文化为人类一切文化的母体和先声，是其独到之见；从人体文化入手理解东方艺术和民族精神，亦极具眼光；视中国人体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对其贡献于世界文明抱有强烈自信，更见出作者胆识和气魄。作为一部大文化著作，且以建构体系、综罗万象为务，该着未遑深入到经典文献中对身心思想作较细的梳理，是可以理解的。刘峻骧弟子张晓东的博士论文《试论身体与运动的艺术关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论文2003）在“人体文化”架构下，以东西方身体论比较为背景、以舞蹈艺术为中心、以身体与运动的互为构造为主题，考察了身体与艺术的关系。 　　13 人观与我观区别在于：人观系对人之存在、本质、价值的客观研究，涉及人性论、人生观诸方面，是外围性的；我观涉及人之自我体验和自觉意识，是内面性的。人体观、人体文化与身体感、身心观亦有外、内之别。 　　14 社会学家斯威德勒即认为：“一个人'在此世’该如何行动，这方面的主要区别很可能同如何设想如何谈论终极实在是相关的。”L.斯威德勒：《基督教在第三个千年里可以为亚洲（尤其中国）提供什么》，见刘小枫编：《基督教文化评论》第8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15 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 　　16 该论文集末，有杨儒宾、李栩钰合编的“中、日文参考文献”，录有不少与身体观相关的日本研究成果。 　　17 此书中文编译本为《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年版。汤浅还有一部《气·修行·身体》（东京：平河出版社1986年版），疑即收入春风文艺出版社“阅读身体系列”之中的《身体与修行》。 　　18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22页；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第544页。 　　19令人感兴趣的是，汤浅论述修行之道时对基督教和佛教所作的简略比较：佛教“信徒们并没有被严格规定'你必须……’，相反，他们只是被要求自觉自愿地接受，变为'我将’。这一点与基督教的戒律是完全不同的，受戒是一个人主动规范自己日常行为”，“修行并不是指遵从'你不能……’，而是相反的一种积极态度'我将不……’，即决心'成为不……的人’”。（91、95页）很明显，被动承负的“必须”与主动积极的“成为”，表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性，这与两种宗教唯主独一或法遍万方的根性是分不开的。 　　20 汤浅泰雄引述了能剧大师世阿弥的“能”剧理论著作《风格变化与花》中，结合着禅宗之静虑而以“花”来喻指艺术技能修习的诸多片断（104—108页），其中的幽微之处真是美不胜收。 　　21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22 赵汀阳：《一个或所有问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23 参杜正胜：《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见黄应贵编：《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年版。 　　24 汤浅泰雄：《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第170—171页。 　　25杨儒宾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天人鬼神交通之四种类型及其意义》（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所博士论文1987）已论及早期经典对人之生理结构转化的解释，《儒家身体观》的一些观点已见端绪；在所编《中国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中还有一长篇导论，对先秦气—身体思想的原型与演变脉络作了扼要论述。 　　26郭店楚简《五行》中的“智之思”、“圣之思”分别与目视、耳听有关。郭齐勇《郭店楚简身心观发微》认为智之思关乎礼教，乃目接贤人身行、礼仪后的反思，通过贤人之身教而启发在己的德性；圣之思关乎乐教，是耳闻古乐、玉音后的反思，通过口传、心传对身以载道的圣人气象予以体认，“是对于超越天道的谛听和冥契，是一种精神性的直觉体验，是心灵感应”。玉音象征人心与天道的贯通，“圣智”是神契之知。（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阐讲精微，甚为传神。也许智思之上下两层可对应于四十、五十之境，圣思则与六十之境相通吧，七十之境当可比拟为圣而不可知之的神境。 　　27李景林的《听：中国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见成中英编：《本体诠释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丰乾《听的哲学——以“圣”、“智”为线索》（见李志刚、冯达文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都对此作了探索，西方的“听”之思想性研究有列文（D.M. Levin）的《倾听着的自我——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程志民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周群振：《儒家心、身位阶之衡定——读杨著〈儒家身体观〉书后刍议》，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第164、166页。黄俊杰亦有类似疑问——“'修身’的过程中居主导地位或优先地位的到底是'心’或'身’”，“是不是可以说：儒家身体思维实以'心学’传统为其基础？”（《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第554、555页。） 　　29 杨儒宾：《无心之诤——“儒家心身位阶之衡定”读后》，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7卷第3期。 　　30 何乏笔：《修身·个人·身体——对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之反省》，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3期，305页。 　　31 Roger T. Ames:The Meaning of Body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Kasulis With R. Ames and W. Dissanayake,ed. Self as Body in AsianTheroy and Practi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1993,p159-163. 　　32 林安梧：《当代新儒学之回顾、反省与前瞻：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层观”的确立》，见“公法评论”网站。 　　33 林安梧：《从“以心控身”到“身心一如”》，见《国文学报》第30期，第81页以下。 　　34 汤浅泰雄：《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第173页。 　　35 布莱恩·特纳：《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见氏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 　　36杨儒宾《支离与践形》一文比较了庄子、孟子身体观，认为“支离观预设着对现实身体的解构，践形观则主张身体可以凝聚并朗现道德光彩”，这种表面的冲突下其实内含着二者的互用，“支离其体，为的是要能践其形；要践其形，也需要事先支离其体”。（见氏编：《中国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第433页）这一见解透辟而圆通。 　　37 吴光明：《庄子的身体思维》，见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第395—396页。 　　38 黄俊杰：“引言”，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第15页。 　　39 三文俱见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1年版。前两文曾分别刊于《国际汉学》第4辑（任继愈编，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和《鹅湖学志》第9期（台北：鹅湖杂志社1992年12月）。 　　40 方孝濂对此书有犀利的书评，《中央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3月。 　　41 黄金麟：《身体与政体：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身体的一些线索》，见“公法评论”网站。 　　42 两文都收入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 　　43李景林：《教养的本源——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从郭店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兼谈郭店简儒家类著作的学派归属问题》一文中，李景林亦强调“即情言性”是《性自命出》性情论的一个特点（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29页）。 　　44 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5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以下。 　　46 李天虹：《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9页。 　　47 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第562—563页。 　　48 王德胜：《形体美的发现——中西形体审美意识比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9 类似工作已有古敬恒的《人体词与人的秘密》（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但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 作者信息 作者：周瑾 简介：周瑾，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文学博士，《原道》责编，“儒学联合论坛”总版主。著有《身体：思想与修行——以中国经典为中心的跨文化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