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的一生充满传奇，其身世更是扑朔迷离，他留下的最多的谜团就是在他真正的故乡——广西百色。如果不能从这位名家身上澄清这些迷离，就很难全面地、客观地解读这位名家的一生，更难理解他的为人、为学、为文、为师，也难以品味他的诗作和译作。对他的一些谜团，世人有着各种说法，但主观的、单一的和牵强附会的解读较多。笔者作为梁宗岱的同乡同街近来对这位前辈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对他一生中的谜团也有了新的思考和发现，本文就梁宗岱一生中六大谜团试做如下的解读：
1.梁宗岱生于广东的新会还是广西的百色
出生地是梁宗岱一生最大的谜团。且不说现有的各种媒体的说法不一，就说梁宗岱在中山大学最早的几名得意门生的说法也是相互矛盾：黄建华教授在他和赵守仁所著的《梁宗岱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005）中这样写道：梁宗岱（字世琦）出生于广西百色，时为1903年农历7月14日（公历9月5日），其生母陈氏是他父亲在百色娶的二房妻子。而刘志侠和卢岚所著的《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7）一书中则提到：他的出生地点在新会，而非百色。
黄建华的主要依据是伴随梁宗岱近40年直到他的生命最后一刻的夫人甘少苏。甘少苏本人就梁宗岱出生地的表述前后发生过明显的变化，她在1985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里发表的《梁宗岱简历》里写道：梁宗岱,生于1903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广东新会县司前白庙同安里。但在《宗岱和我》（重庆出版社 1991:1）里却说：宗岱比我大十二岁，一九零三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祖籍是广东新会县河村白庙虚同安里，……宗岱的母亲陈氏是百色人，在他六岁时便不幸去世。
甘少苏最后的说法提供了较为真实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概念上的混乱。她明确了梁宗岱的祖籍，但只提到出生时间而没有提及出生地，这一点是不是她个人的有意回避？按常理，出生地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之一，一般是不会被忽略的，何况这是一本正式出版问世的著作？显然，甘少苏回避梁宗岱的出生地，肯定有她的缘故，但她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广东新会县不是梁宗岱的出生地。（程家惠1 2011：58-61）
卢岚的依据是梁宗恒的«Chinois de Paris»（花都华人，法文版，1989）。梁宗恒是梁宗岱的第四个同父异母弟弟，1916年生。而梁宗恒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梁宗岱在文革期间亲笔写的保存在大学人事部门档案柜里，很可能是“交代材料”中的《我的简史》。他认为里面的这段记述“我六岁死母亲后，便跟父亲在广西百色这个小城读小学，毕业后回新会读县立中学一年，来穗投考培正中学。”证实他的出生地点在新会，而非百色。他还认为，在梁宗岱1934年9月20日致瓦莱里的信里有“广州附近的出生地”（dans notre pays natal près de Canton）一语和1929年10月17-18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日记记载：“他在广州周围的一个城市出生”（Il est né dans une des villes autour de Canton）也证实了他的出生地。（刘志侠，卢岚 2014:17-18）
梁宗恒先生的解读似乎无懈可击，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年从广东到广西百色城做生意的第二、第三代人里，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心理和习惯，凡是别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时，他们都毫不犹疑地说他们是广东人，即使不是生在广东也说自己生在广东，这种心态很正常，水往低处流，人往好处靠嘛，毕竟广东历来都是沿海富庶之地，而广西百色当时还是边远的贫穷、落后的蛮夷之地。另外他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即使他们自己不生在广东，他们都习惯说“回”广东，而不会说“去”广东。有趣的是，梁宗岱本人在给外国友人的介绍里，他为何都不敢明确自己的出生地是广东新会？至于梁宗恒本人的有关说法是否也很可靠呢？就在他的《花都华人》里，他居然说“我的二哥一直活到1984年”，而梁宗岱是1983年去世的。对最近发生的事情他都没能搞清楚，更不用说离他更久远的梁宗岱出生的事情了。另外“籍贯”这一含义在民间的使用比较模糊，在八十年代以前它既包含祖籍也包含出生地，但八十年代以后它只有“祖籍”之意，这一演化也给后人造成了解读上的混乱。
要解读梁宗岱的出生之地，还是要回到梁宗岱自己写的《我的简史》，因为这是唯一幸存的梁宗岱自己在“文革”时期写的有关个人身世的材料，很可能是“交代材料”（刘志侠，卢岚 2014:13）。他的第一、第二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生于1903年。父亲梁星坡，是广东省新会县河村（今司前公社）人。作为一位大学者在文革时期写的一份个人交代材料的第一、第二句话，无论从格式、表达还是语境都是极其不正常的。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梁宗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但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梁宗岱这一模糊的表述其实是一种保命之策，因为1951年梁宗岱在广西百色有一场牢狱之灾，几乎成为杀身之祸。当时百色地委主要负责人判他有通匪济匪、害人性命和强奸妇女等480条罪状（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56-161），虽然后经中央和广西省政府和百色行署专员覃延年的努力和干预，在1954年平了反，但疑团未散，惊魂未消。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如果作为被专政和批斗对象的梁宗岱清楚地写上“出生于广西百色”，广东这边到百色搞外调，很难避免旧案重提，其后果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他才敢陆陆续续私下跟他的夫人甘少苏和他的学生黄建华道明他的真正的出生地——广西百色。另外，梁宗岱在百色与甘少苏的邂逅和是是非非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不堪回首的。其实，作为一位大学者和语言学家，梁宗岱在他有意提供的前后两句话的特殊语境里已经暗示了问题的答案。另外，梁宗岱的生日也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梁宗岱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十四日，这在广西百色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当地人称为鬼节，一个小孩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做父母的也有所忌讳。从有关资料来看，梁宗岱自己对自己的生日也是有所忌讳的，所以都不喜欢提及。在采访中梁宗岱的家属也表示：三岁以后的梁宗岱展现了非凡的悟性和智力，家人因此在心里都把他当作“鬼才”。这就是为什么梁宗岱的父亲在所有的子女中在梁宗岱身上所花的心血和财物最多，他对这个“鬼才”有特别的期待。梁宗岱之父梁星坡在探望家族先辈的墓穴曾说过：“你不见极远处那几座山峰并列整齐，就是有名的笔架山。我们祖坟，正与面面相对，长年受它的灵气，这就应预示我家将有文人出来了。”（刘志侠，卢岚 2014:30）
2.梁宗岱为何娶了甘少苏
对于梁宗岱最终和甘少苏走到一起，有许多版本的解读，最主流的说法是出于诗人的浪漫，文人的怜惜和无奈，这些都有可能；也有说是一签定姻缘的，这种一面之词无从考证，但不管如何，绝对不会是单纯的一两种因素。我们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甘少苏女士的”心计”和梁宗岱个人商人头脑的“盘算”。所谓的“心计”是：从头到尾，甘少苏首先诉说自己如何受丈夫的欺凌，身世是如何悲惨可怜，希望梁宗岱“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将错就错”，最后说什么一签之姻缘（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21-127）等都很可能是一个久经世故的戏场女子的“心计”，这就是百色街上人所说的“fufe（符法）”吧。
关于甘少苏的身世也只是她的一面之词，至于说到她的丈夫的为人，特别是提及他的国民党“广西玉林专署上尉军需官”（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22）的身份来证明他的无赖和凶残，这似乎是一种牵强附会。在百色人的眼里，苏的丈夫钟树辉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跟班打杂伙计，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混到一个戏班子里？解放初他还是以一个街道平民的身份状告梁宗岱夺妻的（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67-168）。要知道，一个旧政权的军官要状告一个新政权的省参事（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59）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管怎样，夺人之妻从古到今都是大逆不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梁宗岱为了甘少苏当时几乎是众叛亲离，千夫所指。但如果说，梁宗岱在整个事件中都处于被动地位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位大学者的梁宗岱不缺心智，也不缺见识，所以他绝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从我们调研的材料来看，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商人头脑的“盘算”。其实，梁宗岱既是文人，也是商人，是当时百色商界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时维持一大家子生计的“梁全泰”等商铺因为大侄子的经营不善而面临亏空，庶母多次催促已在重庆任教的梁宗岱速回百色打理，而梁宗岱和沉樱在重庆已有家室很难分身，沉樱是个纯粹的文人，所以不可能拖女带儿到广西百色看管商铺。梁宗岱自己主要的身份还是个文人，所以是不便出面谈生意的。那谁最适合？能用的亲戚已不可靠，外人更不可信，只有在三界九流混过的，能全心投身自己，又有合法名分的人才能担当此任。事实证明梁宗岱最后选择了甘少苏是有商人的眼光的。“……可宗岱偏说我有这方面（经商）的才能……”(甘少苏 1991:129)。据与梁宗岱同乡同街的“老百色”程洪瑞先生（现年82岁）披露：1943-49年这段时间，作为一个女人，甘少苏经常以梁全泰的合法的代理人身份独自到当时百色城商人常聚集的百胜街“赶河（谈生意）”，《梁宗岱的好诗良药以及“南宁未了情”（五）》（广西新闻网 2014年01月22日）这样写道：“1942年3月11日，梁宗岱与甘少苏在南宁设下宴席，请来亲朋好友，宣布结婚。”显然，不在百色而在首府，这样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其实是梁宗岱为了给甘少苏一个合法的名分，以便甘少苏日后对百色商铺的管理。梁宗岱在生意经营上的考虑并非《奇才梁宗岱》一书所说的找借口“编故事给沉樱听”（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32），他讲的都是实情实话。至于后来他和甘少苏两人成为患难夫妻，则是后话了。1943年梁宗岱返回重庆的复旦大学，此后梁家的商务基本上由甘少苏打理。如果沉樱当年不愤离梁宗岱而去，梁宗岱是难回百色的。可以断定，甘少苏后来在百色的梁家只是个管家和商务代理而已。1944年暑假他孤零零地回百色后，“宗岱干脆把这一摊子交给我，让我当梁全泰的经理。”（甘少苏 1991：128）。而且生意也出现转机，“百色当时有个做大生意的老板被誉为'扫地北’，因为我（甘少苏）接手以后也做出了局面，当地人就叫我'扫地南’。”（甘少苏 1991:139）。
3.梁宗岱为何弃文从医
严格来说，梁宗岱从45年起是弃诗从药，而不是现有的很多媒体所说的完全的弃文从医。至于梁宗岱的从药，有家族祖传的缘故，也有当年母亲重病无药可治的刻骨铭心，更有战乱时，民众所受的伤病疾苦触动，但最重要的还是梁宗岱作为商人的考虑，特别是受青霉素等西药的影响所动。制出一种好药，无论是社会影响或是经济效益都是不可估量的。另外，制药含有很高的知识含量，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梁宗岱这种争强好胜的文人，再且，对于一位诗人来说采药无疑是感受跟大自然的接触的最佳方式，也是对往日的重温。“他想象着在深山野岭中生长的这些美丽而其妙的植物，那个充满着灵性造物的天地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世界！”（黄建华，赵守仁 2013：277）。从1944年至1956年梁宗岱在广西百色隐居，除了研究制药，他不再公开发表文章，但他还是专心翻译《蒙田试笔》和《浮士德》（黄建华，赵守仁 2013：181）。
对于弃诗，我们知道梁宗岱首先是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擅长写情的诗人。他作为诗人的标志是两套诗集——《晚祷》和《芦笛风》，他写的诗基本上是为爱而写，为亲情，为爱情，都是为了一个情字。1945年以前，他该给父母倾诉的情感都已尽情倾诉，该给甘少苏的也倾诉了，可以说是无情可寄了，他另外最亲的人沉樱已带着他们的孩子背离了他，他还有什么情可抒？我们不得不怀疑，梁宗岱除了擅长写“情”诗之外，他是否还能写其他题材的诗？事实是令人失望的，从他后来写的一些题材的诗来看，的确令人大跌眼镜。应该说诗人写诗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也可以说有一段的黄金时期吧。世界上有名的诗人，多成就于激情燃烧的青少年时代，也多成就于爱情的题材，难怪有人说诗人多吃“青春饭”。经过战乱的折磨、家族商务债务的困扰，由于甘少苏而引起的众叛亲离和1951-1954年的厄运，人到中年的梁宗岱青春不再，浪漫不再，激情不再，梦幻不再。过了他自己所说的“写诗的冲动的年龄”（刘志侠，卢岚 2014:75）。另一方面，梁宗岱为人求真，率真是他独特的个性，他认为“真是诗的唯一深固的始基”。在不能说真话，不能表真情的年代，诗人只能忍痛割爱，不想放弃也得放弃，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吧。在诗情已成昨日黄花的时候，对于梁宗岱，只有制药是最好的逃避和慰藉了。
4.梁宗岱何时皈依基督教
《梁宗岱传》一书说到梁宗岱在培正中学时为了“圆自己的爱情梦，只好屈从女友的信仰，违心地加入了基督教”（黄建华，赵守仁 2013：021）而在“文革”的60年代末皈依基督教，被外界视为其内心痛苦、精神幻灭的表现。（郭珊 2011）
我们认为，梁宗岱在培正中学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这并非梁宗岱一时的意气，更不是单纯为了追求爱而做的一种投机和儿戏，这不符合梁宗岱的为人和性格，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做人的原则，何况当年梁宗岱的表现得比同龄人都要成熟和稳重。梁宗岱“在'文革’期间受毒打后迷迷糊糊梦见天使来到身边”（黄建华，赵守仁 2013：296）只能说明他对上帝有更深的感悟和笃信，并非正式的皈依。至于他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和不同的环境所表现的对基督教的一种淡漠和所做的一些表态和辩解只是一种无奈。
《青年梁宗岱》一书为我们确信梁宗岱在中学时代就虔诚皈依基督教提供了很多佐证。培正同班的吴耀明提供，“宗岱是个基督徒，有时候喜欢自己吟唱基督教圣诗，并且把一些合乎自己心声的英文圣诗译成中文”（甘少苏抄稿）（刘志侠，卢岚 2014：44）；此外，培正这一教会学校的熏陶和教育，特别是灵育（培养信奉上帝，敬爱上帝）（刘志侠，卢岚 2014：41）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期间乃至后来他的信教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1926年9月胡适从伦敦到巴黎搜集禅宗神会和尚的资料和他（梁宗岱）结识。”（刘志侠，卢岚 2014：381）的这一说法也有力地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在随后他与笃信耶稣基督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和大文豪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文学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感应中，他们同样的宗教信仰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在《忆罗曼·罗兰》中写道：“在精神或道德方面，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也给与我同样不可磨灭的影响”（刘志侠，卢岚 2014：304）。他后来的不迷权，不涉政从政以及他的人文精神中的很多耶稣基督的色彩也证明了这一点。经历解放初那场冤狱的九死一生时，梁宗岱不会不感慨冥冥中得到了上帝的庇佑。“百色三年多冤狱，他曾经接近死亡的边缘，面对不由人掌握的命运，人自我感觉十分渺小，向宗教靠拢是保持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刘志侠，卢岚 2014：44）
我们在采访时，梁宗岱的家属中有人提到他们在“文革”之前到梁宗岱广州的家里居住的时候，他们也偶尔看到梁宗岱和甘少苏在进餐前默默做祷告。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梁宗岱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始终不渝的，梁宗岱很多时候是一位宿命者，而影响他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在青少年时期的诗作所体现的对耶稣基督的敬畏和虔诚也佐证了他当年的皈依绝对不是轻率的。首先请看1924年梁宗岱最典型的一首诗：
晚祷 ——呈敏慧之二
我独自地站在篱边。
主呵，在这暮霭的茫昧中。
温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
牧羊儿正开始他野蔷薇的幽梦。
我独自地站在这里，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热的从前，
痴妄地采撷世界的花朵。
我只含泪地期待着——
期望有幽微的片红
给暮春阑珊的东风
不经意地吹到我的面前：
虔诚地，静谧地
在黄昏星忏悔的温光中
完成我感恩的晚祷。
另外，他在1922年写的《泪歌》里写道：但是，我呵，全能的上帝！我又怎能这样忍心呢？；在《散后》写道：生在礼拜堂里的几根稀稀怪可爱的青草；在1923年的《晚祷》里写道：深深滴赞颂造物主温严的慈爱。
在梁宗岱的译作中，有关基督教和圣经的题材更是比比皆是，他最有影响的译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浮士德》都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显然，他的取材是有一定的共鸣性和偏向性的。作为译者，他也难免受到原作的熏陶和影响。
5.梁宗岱为何无意涉政从政
无论在国民党时期的旧中国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梁宗岱都有从政的机会，一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三次邀他做享受中将待遇的参事或立法委员（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34），二是建国初期，当时的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很想梁宗岱留在南宁工作（黄建华，赵守仁 2013：189）。但都被他一一婉拒。至于现有的一些文献所说的当年梁宗岱对蒋介石是如何的厌恶和反感等等都是后来梁宗岱本人和其他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说的特定的话。客观来说，梁宗岱作为一位文人书生，而且长期居住海外，后来隐居在山城百色，对政局的了解是有限的。
关于百色城解放时梁宗岱带头放鞭炮迎接解放军一事（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155）被《南宁日报》刊载的文章《梁宗岱的好诗良药以及“南宁未了情”（十五）》（木容2014年7 月 30 日）认为是杜撰，该文写道：（1949年）12月5日上午，梁宗岱、甘少苏也在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南宁民众队伍中拥挤着、欢呼着。甘少苏在《宗岱和我》一书中写道：“在南宁，我们加入了迎接解放的队伍，人们都兴高采烈。宗岱对国民党政府早就失望了。他衷心欢迎解放，拥护共产党，希望国家从此富强起来。”然而，时至今日，竟有人移花接木，将梁宗岱12月5日在南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情景，篡改为“梁宗岱12月5日在百色欢迎解放军进城”！李长寿撰《百色文化名人梁宗岱》（见于百色政协网“文史·现代人物”版2011年3月27日）称：“1949年12月5日，百色城解放，当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队伍雄赳赳地行进临近梁宗岱的家门时，他第一个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欢庆百色城的解放。随着他家门前鞭炮声响过后，全城各街道相继响起了欢迎解放军的鞭炮声，百色城也由此欢腾起来。”然而，《百色文化名人梁宗岱》一文没有给出这段文字的史料出处，所以尽管加进诸多细节描写，究其实全为臆造！
以上的争议谁是谁非我们已无法定夺，因为甘少苏的一面之词也不一定可信，正如《青年梁宗岱》一书所说的“《宗岱和我》……是最早的一部梁宗岱传记，流传甚广，可惜编写过程中有失真之处（刘志侠，卢岚 2014：14）。依我们从梁宗岱的一贯为人和其特有的身份来看，都不可能有那样的举动，过多的应景式的解读更不可信。退一步来说，即使在百色有那样的礼仪也是情理之中，原因之一是当时梁宗岱是百色城商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二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逃，百色城在解放前实际上成了权力的真空，期间只有土匪横行霸道，城里的商人深受其苦而深恶痛绝（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52-153），解放军进城赶走土匪正是商人们和城里百姓的企盼。我们在采访“老百色”程洪瑞先生时，曾问及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剿匪上有何区别，他说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都打土匪，但解放军打土匪更积极更彻底，而国民党军队打土匪时，有的自己也做了土匪。可见解放军当时受当地百姓欢迎的程度。另外诗人常有的“喜新厌旧”的特性，对新政权有新的期待也是情理之中。在问及放鞭炮欢迎解放军一事时，程洪瑞表示自己既没亲眼看到也没有听说过。
至于解放前，沉樱有意要梁宗岱跟着去台湾而被梁宗岱拒绝一事（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146-147），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一家之主无法抛弃百色的家业；二是他因个人的包办婚姻案在上世纪30年代与他关系密切的好朋友胡适闹翻了，梁宗岱知道胡适跟蒋介石到台湾的前后一直是蒋介石的红人，如果梁宗岱也去到台湾这个孤岛，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按梁宗岱这样的性格，绝不甘受胯下之辱。
梁宗岱不喜欢涉政从政，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在岭南大学时，梁宗岱聆听和铭记了孙中山到该校演讲时常说的一句名言“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罗曼.罗兰的日记曾记载他当时的政治信仰：“他坚持不受任何文学或政治派系所束缚，不过他说他赞成信奉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刘志侠，卢岚 2014：104-105）；留法期间，虽然罗曼.罗兰鼓励梁宗岱投身政治，像他那样做一个行动知识分子，但没有听从他走上这条道路（刘志侠，卢岚 2014：316）；二、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是他一生追求的境界；三、他个人的信条就是以陶渊明的“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自励（刘志侠，卢岚 2014：135）；四、1941后他成了梁家在百色的一大家之主，加上偌大的家业要经营，他既无暇也无心从政了。我们在采访梁宗岱在百色西江学院的学生梁尚道先生时，他说，梁宗岱上课从不谈论政治和政局，从此可知梁宗岱的一贯为人。
6.广西百色能印证梁宗岱诗文中的意象和译文中的联想吗
梁宗岱的诗文中充满了意象，特别是他的《芦笛风》，里面的意象与广西百色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弄不清楚他的真正故乡广西百色，就很难理解、想象和体会其中的一些意象。
在此，我们仅以《芦笛风》的《水调歌头（序曲）》里的“钧天一笑相视，认我与同科。”为例。
黄建华教授曾说：华胥社的石印本和手抄本均作“均天” ，惟油印本写作“钓夫” ，疑油印本转抄有误。梁宗岱在《试论直觉与表现》一文的结尾处有这么一句话可为旁证:“也许只有艺术，特别是诗和音乐，可以从我们这血肉之躯偶然解放出来我们灵魂里这均天的妙乐吧？”（黄建华 2001:2）
我们认为油印本作为原作，误抄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后来改为“均天”，我们倒认为是误抄，误改或误解。两种意象之间，我们更偏向“钓夫” ，因为“均天”一词本身过于偏生和抽象，这种意象难以引起更丰富的想象，情感和共鸣，如果与后面的诗句联系，它比“钓夫”要逊色得多，也不合逻辑。试想，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的“均天”和一位在地上的凡人怎样“相视而笑”? 天的中央和在地上的人又怎么能看作同类? 如果读者能到广西百色梁宗岱的故居旁的澄碧江和鹅江走一走，站在一个“钓夫”的身旁，默默地看着他垂钓，就更能体会到词中的“钓夫”的意象的情感和用意了。当年梁宗岱发出这首诗的感慨时，应该也是独自默默地站在那条充满野性的鹅江旁才达到他理想的契合的意境。
那么梁宗岱诗文中的意象多与广西百色的哪些地段的人和景物相关呢?这就要考虑梁宗岱在百色的活动范围。从有关资料来看，他在百色的活动范围 主要有两个走向，一是从百色城区往广东的走向；二是从百色城往云南昆明（甘少苏 1991:42）或贵州贵阳（黄建华，赵守仁 2013：151）的走向。梁的诗文中的绝大多数意象都可以在这两个走向得到印证。2013年11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纪念梁宗岱诞辰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文学院陈希教授就我们在会上做的报告《梁宗岱诗文中的故乡情节》（程家惠 2014（506）:28-30）所涉及的有关广西百色的意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梁宗岱诗文中的一些意象一定都出现在广西百色吗？我们的回答是:1、不管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意象，广西百色肯定有；2、人的记忆会产生迁移性的巧合的重叠意象；3、在巧合的重叠意象中，童年时代的意象往往会本能地引发对后来的巧合的意象的共鸣，从而激发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情感。
至于广西百色能否印证梁宗岱译文中的联想，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曾将美学中一个范畴“sublime”译为“雄伟”。梁宗岱似觉译得失之妥当，坚持译为“崇高”。学者们一般只知道梁宗岱从字源、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考证研究，写成数万言的长篇论文《论崇高》，而没能更深层地去考虑梁宗岱为何对“崇高”一词情有独钟。我们认为，这与梁宗岱从小就生长在紧贴云贵高原的广西百色不能说没有关系，这里的高山峻岭本能和自然地赋予和强化了梁宗岱对“崇高”一词既形象又丰富的联想。
以上六大谜团的讨论与梁宗岱的为人、为学、为文、为师，乃至他的诗作和译作都密切相关。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谜团使我们与这位大学者走得更近，更直接地感触他那激情浪漫的诗人之心和争强好胜的译者之魂。
附注：
1程家惠，男，1962年7月14日生于广西百色，祖籍广东南海，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翻译。
参考文献：
[1]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奇才梁宗岱》[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程家惠，袁斌业，2011，梁宗岱的故乡之辨及其译作中的“乡音”[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04）:58-61。
[3]程家惠，2014，浅论梁宗岱诗文中的故乡情结[J]，青年文学家（506）：28-30。
[4]甘少苏，1991，《宗岱和我》[M]。重庆：重庆出版社。
[5]郭珊.梁宗岱言师采药去留得清凛在人间[N]. 南方日报2011-11-18。
[6]黄建华，赵守仁，2013，《梁宗岱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7]梁宗岱. 2013，《芦笛风（译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8]刘志侠，卢岚，2014，《青年梁宗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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