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战后的政局
晋楚鄢陵之战，虽是自晋景公以来，由士会、栾书等所制订的长期图霸方略进行的最后阶段。可惜自景公死后，厉公继位以来，国内政治本质已多变化，所以其成就并不如预期之高。晋景公有制御诸卿的能力，所以诸卿合力效命，国政兴盛。到厉公时代，因厉公年事尚幼，诸卿多为其父的旧臣，而且晋制卿权甚重，因此已形成了君弱臣强之局。厉公想重振君权，就信任内嬖，意在消弱诸卿，君臣之间，由此已积有猜嫌。所以在鄢陵战前，士燮一再建议正卿栾书避战，他的意思是想借外患的刺激，以作君臣警惕修省团结辑睦之资助，其用心真可谓良若啊！但栾书与士会是景公图霸方略原始策划之人。今士会已死，所以栾书必欲将其完成。我们看一下栾书告士燮之言：“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则可见其用心之深了。
晋在鄢陵之战中，将楚、郑两国的联军击败，其军事势力实际上已达到最高峰。但因晋国内政弱点的暴露，这种军事胜利的成果，并不能充分发生效用。诸侯深知晋国将发生内变，不再有控御诸侯之力了，所以也多观望不前。鲁宣伯(即叔孙侨如)以季孙行父之言告晋国的郤准说：“今晋政多门，不可从也，甯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从中就可知当时诸侯对晋国的态度，较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晋景公时代，已迥然不同了。鲁国是晋国甚为密切的盟国之一，而季孙行父与晋诸卿栾、郤之间，又素有密切的交谊；他都作此种依违晋、楚间，暂作观望的主张，则其他素来主张骑墙的国家，比如郑国，其不衷心附晋，自为意想之事了！所以郑国自鄢陵战后，始终不臣服于晋而依附于楚。晋国为争夺中原控制权，于鄢陵之战的当年及第二年中，前后四次伐郑，郑始终依楚为援而不屈服。因此中原的形势，又回到鄢陵未战前的胶着状态。因此鄢陵战役的胜利，不但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而且觉得此战的牺牲实为多余了。究其原因，并非晋国对外政略、战略计划有错误，而是因为晋国内政紊乱以致！下面就来述明晋厉公霸业衰落的因由：
晋厉公自幼年即位以来，就深感诸卿的专擅，想要消弱诸卿以重振君权。自麻隧与鄢陵两次胜利后，厉公更加骄纵自肆，自鄢陵返回后，就想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于是嬖臣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遂大得厉公的宠信。胥童因其父胥克被郤缺所废；郤缺又曾夺夷羊五之田；而长鱼矫与郤准争田，曾被郤准所擒而受到桎梏之刑，因此三人都深恨郤氏，天天在厉公之侧谮毁三郤(郤准、郤锜、郤至)。而这时的诸卿，如：栾书、郤准、郤锜、郤至、士燮、中行偃、荀荧等，多为景公的旧臣，日常以维护景公在中原的霸业，与晋国过去的光荣为务。两者心理上努力的目标，根本不同，因此君臣上下，自相猜嫌，遂形成以后互相杀戮的惨祸。
晋厉公与三郤之间，因诸嬖臣的日相谮毁，厉公遂有清除三郤之意。这时恰逢郤至为鄢陵之战报捷聘周，与晋襄公的曾孙公子周(晋悼公，这时任于周)会见。嬖臣就以三郤将废厉公而迎立周为君以纵动厉公。周简王12年，公元前574年冬，厉公与诸臣田猎，厉公先杀猎物与妇人饮酒，而后及于诸大夫。这时郤至奉豕进，寺人孟张夺其豕，郤至射杀之，于是厉公大怒说：“郤至欺余”！诸嬖臣也因之促请厉公发难。胥童说：“必先杀三郤，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则不逼公室；杀多怨则有功”。于是厉公遂决心杀三郤。郤听到后，郤锜想攻厉公，郤至说：“人所以立，信智通也。信不叛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为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也”？于是郤锜遂止。该年12月壬午，嬖臣胥童、夷羊五率甲士800人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求不用众兵，厉公就派嬖臣清沸魋助之。长鱼矫与清沸魋抽戈结衽，伪装成争讼者求见郤氏，郤准、郤锜、郤至都来了，并坐于榭以听其词，长鱼矫遂以戈刺杀郤准、郤锜，郤至见是刺客就急忙逃跑，长鱼矫追上而刺杀之。诸嬖臣将三郤之尸阵于朝堂而宣示其罪。胥童并另以甲士逮捕栾书、中行偃以见厉公。而且长鱼矫对厉公说：“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厉公说：“一朝而杀三卿，余不忍益也”。矫对曰：“人将忍君。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御奸以德，御宄以刑。不施而杀，不可为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宄将至矣”。厉公不听，长鱼矫就出逃到狄。厉公马上释放了栾书、中行偃而复其职，并告之曰：“寡人有讨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无辱，其复职位”。于是厉公就任命胥童为卿。这时士燮已因惧祸而自杀。
厉公认为三郤已除，而栾书、中行偃也已表示衷心顺服，又已以胥童为卿，于是就日日游乐于嬖臣匠丽氏之家而不理政事。栾书、中行偃感到厉公耽于逸乐淫靡已无法挽救，又忧虑晋国霸业的倾坠，于是就有了废立之谋。该年冬闰12月，栾书、中行偃就以兵围匠丽氏之家而擒厉公；一面派荀荧、士鲂(士燮的弟弟)迎公子周于王畿。第二年，即周简王13年春正月，公子周至晋，诸臣遂迎立之，是为悼公，悼公继位而晋国的政局才始复定。晋由厉公之乱几乎失去其霸业，到这时晋国的霸业才复起。
在此期间，齐国也发生了内乱，杀其大夫国佐而用崔杼为大夫。楚国与郑国利用晋国无力顾及中原之时，兴兵伐宋，攻取朝郏(今河南省夏邑)，侵城郜(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取幽丘(今河南省考城县境内)并进伐彭城(今江苏省铜山)，试图阻断晋、齐通吴之路。一面又送纳宋的亡臣鱼石等归宋，而以兵车300乘驻守宋境，一时楚国势力再次侵入中原，又成燎原之势。
6、评论
(1)晋国方面
晋景公与其诸卿士会、栾书等所策划的长期图霸方略，自并灭赤狄起到鄢陵之战止，步调整齐，段落分明，足以作为长期方略的楷模。终春秋之世，霸业规模弘大而久远者，应以此方略为第一！以齐桓公、晋文公霸业与之相较，似乎只能位于其后。这是因为齐桓公、晋文公身殁而霸业遂毁。而晋景公则死后尚有栾书、韩厥等人为之持续，直到晋悼公时代，一直兴盛勿替，其所昭示于后人的不是已经远超于其前人了吗？
晋国为了对抗秦楚两大国的联合，而着眼于联齐联吴，实为眼光远大之举！而联吴一项尤为战略中的高着！这是因为文化较高之国常常渺视蛮夷之邦为不足道，就跟近代自视优越的国家忽视落后地区一样。晋景公在距今2500年以前，就能见到此点，而且勤加抚育，卒以其力以挫楚之勃兴，其目光的远大真是不可几及啊！
晋国于与楚媾和后，迅即做麻隧之战以打击秦国；紧接麻隧之战后，又迅即做鄢陵之战以伐楚。这种政略、战略的灵活运用，步调的紧凑配合，在古代战史上实属罕见。虽然鄢陵之战由于晋厉公的自毁胜利，而未发挥重大效果；但这种政略、战略的优越殊不可没！
晋国兴兵伐郑之时，有士燮与栾书的争辩；然而以晋厉公的愚庸岂能因外患而引起警惕修省的？所以纵使没有鄢陵之战，晋国也不能免于内难。只有栾书的忠心为晋才能引起厉公的感动而不加杀害。否则，也不过如士燮一样自杀了结而已，又有何助于晋国？
鄢陵战中，晋军在作战部署上：士匄的塞井夷灶，就营地内而阵；郤至的主张立即攻击；栾书的集重兵于一翼都属于战术上优越的卓见！这是因为士匄的临急应变富有机智、郤至的善察徵侯明悉敌情与栾书的布阵新奇构成重点，这都是以寡击众的优越战术。作战的要领在于掌握主动，而不完全依靠兵力的等势或优势(这点其实也是毛泽东战法的精要所在)。尤其栾书能采纳众人之智，不执已见，与其决心明快，足为将帅楷模！
栾钅咸在厉公陷于泥淖时，告其父不可放弃指挥职责，真是着眼正大，与士匄的紧急机智，真是同有虎父虎子之感啊！
(2)楚国方面
楚国背弃同盟的秦国单独与晋国言和，给予晋国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无论其由于所处境地有何逼迫或另有原因，这都是楚国政略上的缺失，这点不可否认！总之，背弃盟国以自利，失天下之大信，这是立国的大忌！晋文公告其群臣说：“信者，万世之利也”，确为高明之见，主持国家大政者应当奉以为圭臬。
楚国在鄢陵之战以前，尽力支援其盟国郑国，割让以汝阴之田，迁徒其相仇的许国；其政略的着眼甚为恰当，所以郑国长期都是楚方的坚强盟国。仔细分析，这也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即所谓：以中原制中原！
楚子反的迅速出兵，快速行动，乃至不忌晦日，与压晋军营前而阵，都是子反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这点无可厚非。但速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则必然形成疲劳与不整。由晋郤至观察楚军所得的徵侯，显见子反要求过度，致使列阵不整与阵中喧哗，反为晋军进攻的良机。以后孙子著书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就是由这种作战研究而得。
楚共王与晋厉公都亲自登巢车观察敌军，自为统帅亲临前线的一种模范行动。但楚共王亲率左广进攻晋厉公则有失鲁莽了。这是阵中将帅之事，不必躬劳统帅自为之。这种躬劳的后果就是共王伤目后退，造成全军的混乱。虽然楚军之败，并非全由此一项因素，但因此而动摇了军心则是无可争辩之事。由此可知统帅的行动不可不自加慎重啊！
楚子反于败退后，命军史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作明日再战的准备，其处置甚为恰当。可惜其于该晚饮酒而醉，以致不能应楚王的召问，遂使楚王一怒而退，最终自己也落得自杀的下场，由此可知酒真是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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