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无论氏族部落与封建，都是以战斗立国，所以兵制比起其它任何制度都更为完备。简言之，即：一切政制都以便于战斗为主，也可以说是以军事制度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周礼·地官司徒》篇对此有如下记述：
小司徒之职掌，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充兵役)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
《周礼·夏官司马》篇也有如下记述：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周礼》一书，相传是刘歆所伪作，但上述的周代兵制与其兵役之法，应当是有所依据的。而且其军师的官名与周代的官制也相符，可以证明其并非纯为虚构。这是因为周代以军事开国，必然有完备的兵制与役制，这是当然之事。而且周代兵制与井田制是连在一起的。关于井田之制，在前面的《西周的建国制度》里已经述明了。之所以说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是因为井田制是一种原始的屯田兵制，以田养兵，计田出兵，平时农民力役以耕田；战时则编农以为卒，这就是周代兵农合一的制度。
周武王战胜殷纣，以大扶胥的冲车制胜，详细情况在前面的《武王伐纣》中已经论述了，所以周代的作战，以兵车为主兵。兵车一乘，依照《孙子兵法·作战》篇张预所注，大概是：驰车一乘，戎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这点张预注释有误，应为卒七十五人，因为这才合三两之数)。守车一乘，牛四头，卒(服勤卒)二十五人。
春秋时代的军制，应当是沿用周初的旧制，所以春秋时代周室宗亲之国，应为同一军制。惟承平日久，车朽马敝，兵器腐败朽劣，不堪使用而已。至于楚国一向是周室的敌国，《诗经》记载：“奋伐荆楚，荆楚是惩”，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其是否用周代同样的军制，史籍并无明文记载。依照唐太宗与李卫公问答所记载：“楚为山泽之国，车少人多。每车一乘，用士(步卒)一百五十人，为周朝兵制之倍”。则可以知道楚国虽然也同样使用兵车，但其编制显然与周制不同。
春秋初期的作战，大概规模很小，就算在齐桓公争霸时，齐的兵力也不过3万多人。但到了晋楚争霸时，战争规模则逐渐扩大，晋文公起扩立三军，城濮之战，晋、齐、秦联军兵力达8、9万人，而楚军兵力大约达到11万人，是春秋第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城濮战后晋文公扩编为六军，而后晋襄公缩为五军，晋灵公时为四军，以后到晋景公时，再次扩充为六军，从此以后，诸侯军队最盛者莫如晋。晋与楚之可以能够争霸百余年，以及能保持其在中原霸业地位，就是全赖其庞大的军事组织。
春秋初、中期的战争，兵力以兵车的乘数计算。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兵车700乘；楚军也有同样的车数。其后兵力扩大，到晋昭公谋伐楚时，集诸侯之军于邾南，兵车达4000乘，而楚国这时也有兵车2000乘。到春秋晚期，各国因兵车供应浩繁，改车从步，乃有步卒之战。到吴国兴起，更有舟师之战与舟师步卒混合之战，这已经演化成为复杂的兵制了。
春秋初、中期的战术，大概是兵车并列的横阵。车队的编制，大概分为中、左、右三军。双方都作正面的冲突，战术变化不大。以后逐渐有佯退、伪装、诱敌、埋伏、奇袭各种诡变的战术。到伍员、孙武、范蠡等人出现时，战阵极尽奇诡变化之能事，开创了以后战国时代奇诡战术的先河。
春秋初、中期的战争，因为兵力不大，大概只用战场的战术运用就可制胜。到了中期以后，因各强国疆土日广，联盟军的兵力也愈强，所以不仅展开了地略形势与战略形势的斗争，而且为了争夺其它国家，还展开了政治与外交的斗争，逐渐具有了近代战争策划的规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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