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早期学术发展辉煌的时代。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贵族繁衍，庶孽降为平民，原有贵族互相传授的学术，随之也传入民间，因而民间学术大盛，智慧日启。其次春秋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有助于文字书写工具的改善，文字书写的工作也因之便利。古代学术、个人经验以及思想言行等，到此均可笔之于书。所以到春秋战国时代，往往从古积传下来的口授学术，都因之写定。孔子说：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可为孔子写定古代学术的证明。其他各家学术，按其内容，均有引述古人之事，其理正与此相同。不过在各人写定之际，不免有其个人意见掺杂其间，或更加以夸张文饰以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并作，各守师门，互相辩驳非难，都由此而来。
学术的辉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因之对于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家之学，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兵家之学，促进各国军事的进步；纵横家之学，适应当时外交需要；而儒家之学，有助于当时的教育。下面就将各家之学分别叙述一下：
(1)法家之学：起源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首创者为管仲。管仲生当西周沦亡，王室式微，戎狄南侵，荆楚北渐，各国诸侯篡弑频仍，人欲横流，纪纲废弛，旧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崩溃到不可收拾的境地，而中原形势更岌岌可危。他作为齐国首相，欲就齐国一隅之地，砥柱中流，于是他首先提出礼义廉耻为立国的四维；但是他又不片面的要求人做到礼义廉耻，他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所以他首先遵太公利民便俗之训，兴工商渔盐之利，一面明法整纪以维持社会的正轨；一面作内政寄军令以强军实，北征山戎，南抑荆蛮，起衰振颓，举废继绝，所以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诸侯的霸主。所以管仲不但是一位法学创始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学问、有作为的政治家。
后起的法家有晋的士会，郑的子产，魏的李悝，楚的吴起，韩的申不害、韩非，秦的商鞅。他们鉴于旧封建社会崩溃已经不可收拾，都师法管仲，力主改革政治以适应事变。最后终于以商鞅改革秦国政治，而使秦并灭六国，结束了自上古以来部落氏族与封建割据的政局，造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
(2)兵家之学：兵家之学，出于行阵用兵的经验。我国历史上自黄帝尧舜以来，都是以武力平定中原，功业赫奕，但因当时文书艰难，纪录较少，商周以降，伊尹、太公以商周狭隘之地，寡小之民，而以武力颠覆夏殷。这期间学术经验，自然传之后代。周代有大司马这一官位为六卿之一，专掌军政。现传有《司马法》一书，想来是当时作战用兵的官书，西周犬戎之乱，焚毁于兵火，以至失传。惟太公口授于齐者，得司马穰苴而写定。司马迁的《史记》对穰苴所写定的《司马法》评论道：“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能义如其文也。穰苴区区为小国(齐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司马兵法是古代传授以来的学术，并非司马穰苴为齐国所著述的。其次太公的六韬，《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公237篇，谋81篇，言71篇，兵85篇；又载周史六韬六篇，颜师古注，周史生于周惠王、襄王之时，其书就是今天的六韬。也就是说：六韬是太公与文王、武王论兵略之书，想来是太公口传之学，至周史而写定。其中的“文伐”一篇，极尽阴谋、离间、诡诈之能事。而在《太公六韬·虎韬》中有一节说：“夫扶胥卫车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载，可以击纵横败强敌”，这是周代用车战冲击战术的首创。武王克殷之事，周仅有45000人与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这一劣势兵力，与殷纣70万人作战。全赖太公用“文伐”的阴谋于先，离间其君臣上下，而在牧野之战，以兵车冲击战术而致胜；《六韬》之书，虽其文不雅驯，或有衍文错简的掺入，但正说明这就是太公所传授的秘笈。
齐得太公兵学余绪而名于世者，还有孙武、孙膑。而孙武著兵法13篇，尤其名著于世。以后鲁有吴起，以儒服见魏文侯而谈兵机，务以礼义整治为主，这是受儒学的影响而转于兵学者。然而也讲求权变、诈诱、谋略、离间之道，这与孙子的诡道无异，所以后世谈论兵学的，常孙、吴并称。
(3)纵横家之学：太公以谋略起家助周颠覆殷商，孙武得以遗意，首重伐谋伐交，因此衍生为外交纵横家之学。其实春秋初期，管仲以尊周攘夷为政治号召，团结中原诸侯而孤立楚国，当时其实已经具备外交战的雏形了，以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纵横家之学，到战国时代而畅行，奇谋百出，而张仪、魏冉、范雎、吕不韦等反复用之，遂使秦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4)儒家之学：儒家之学，承统于周公。周公治周，是在颠覆殷的军事结束、政局平定之后，当时中原地广人稀，而中央周王的威权显赫，封建制度严密，井田分配均匀，所以着重于礼教典章与制度，即可形成盛治之世。孔子、孟子承之，以此为儒学的中心。不过到了春秋时代，西周被犬戎所灭，平王宜臼仓皇东奔，依附于郑武公，忙忙若丧家之犬，中央的威信全以失坠；历代又是庸主相承，毫无自振之力，中原遂成为无政府状态，诸侯竞起纷争，乃无可避免之事。诸侯既求自保，自然不得不力求富国强兵，从事捍卫；而此时封建统治制度已经完全崩溃，无复重振之力，则对于礼乐典章制度，一时视为不急之务，也是当然的趋势。就算孟子也说：“救死而恐不胆，奚暇治礼义哉”？所以儒家之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太被当世所重视。孔子困厄于陈蔡，孟子抑郁于魏齐，都是因为其所学的陈义较高，而难与时代相适应。而且于春秋军事空忽之际，也难于作这种太平盛世的措施。但儒家努力于正心诚意的教育，重道德、崇仁义、励忠孝、正是非，为中国人民立下道德基准，其于世道人心，自有莫大之助。
(5)其他各家之学：春秋战国时各家并兴，或阐发哲理，或寻究玄学，或求兼爱天下，或求独善其身，虽于思想辉煌放出异彩，但对军事、政治方面影响不大，所以就一律从略了。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