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中旬，关麟征第25师时驻晋南地区，该师是在红军东征期间，奉命西调参战的。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发表，然而关麟征却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消息，老蒋被扣押的有关情报，还是胡宗南通过军用电话通知他的，据称关麟征当时“昏厥难支，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剧照
看见了吧？民国期间的所谓“通电”不是你想的那样灵光，它的覆盖程度和消息传播的速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关麟征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是因为晋南毕竟小地方，既非通电必须的送达之地，也没有影响力较大的报纸。
而胡宗南能够得到消息，也不是因为接到了通电，而是部队当时驻军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可以从西安直接获得了相关情报。
啥叫通电呢？那就是在媒体尚不发达的民国年间，将本方或者本人某种政治主张的电报发给有关方面，包括效忠、开战、批判、就任和下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让更多的地方知晓，以表明态度、立场或者争取在政治上的主动。
它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用发电报的形式传送，主要为的是速度快。
但是由于民国时期电报业务也不是完全覆盖全国的，所以它更准确的描述为：“只是讯息第一发布渠道”。
剧照
有学者对通电这一术语进行概括说：“这个术语指称的是这样一种电报，它们以众多的受众为目标，通常发给多个接收人，它们是'公共的’，因为通常或是由明码电报拍发，或是被刊登在报纸上广为人知”。
所以要注意跟军事电文和私人电文有所不同，“通电”一般使用明码发出，不需要破译，其发送对象主要有二：
其一是各大中城市的电报局，直接可以抄收；其二是特定人或者特定单位。
先说第一种，民国年间通讯还比较落后，全国大中城市拥有电报局200多家，其中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还不止一家，这就意味着许多小县城是干脆没有的，那就肯定不能第一时间接到通电。
报纸
那么这些小地方又是怎么收到相关讯息呢？其实要等到各大城市电报局收到通电后，会通过报纸进行刊发，也会通过广播播报。
比如《申报》、《大公报》这些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其发行量也是很大的，重大政治消息的通电送到报社后，它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见报，实在赶不及就加印专门的“号外”，然后报童上街一喊大家纷纷买报，消息就散布开来了。
如果是比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报纸，也会直接收到通电方的电报，这些报纸自然还要邮送到中小城市，路上需要时间，所以小地方得到通电内容就要稍慢一些。
那时候的“快递”可远没有现在发达，诸如“当天货到、全国包邮、华东地区免运费”什么什么的，没个两三天是做不到的。
所以像胡宗南、关麟征的部队驻扎在偏远地区时，就很难第一时间获悉通电的内容，必须通过其他渠道。
济南电报局旧照
还有就是电台了，收音机今天我们都没人用了，但是在民国时期那可是稀罕物，普通百姓家里是买不起的，能够拥有收音机的多为达官贵人或是殷实之家。
那么电台在接到某个通电内容后，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播报，然后有收音机的群体也就知悉了。你看《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立青的父亲杨廷鹤老先生，作为昔日的政治人物，每天都在看报纸和听收音机。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电”只是讯息第一发布渠道，若想把政治主张更广泛地宣传出去，其实还要依靠报纸、电台等媒体的二次发布，告老还乡的杨廷鹤，虽然特别关注时事消息，也只能通过这两样媒体获得。
不过大城市的报纸和电台的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所以类似杨廷鹤这样的人，基本当天就可以了解到相关讯息。
剧照
再说第二，那就是把通电直接发给特定人物和单位，因为在无线电刚刚普及的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是有条件配备私人电台的，许多有实力的政治团体或者军事单位，也是肯定配有电台的，所以通电发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把通电的电文发给这些电台。
我们经常看见民国年间的电文抬头，总是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称谓，那就是要发给若干特定人的。
要知道，那个年代发电报的成本不低，清末的电报，就已经达到了“一字有一角余耗费”的价码，1927年个人出省电报则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圆。
而通电内容一般又比较长，短的几百，多的数千，所以“通电”还真是个费钱的事，不是每个政治人物或者团体都能负担得起的。
于是通电因此分为两种：一种是“小规模通电”，也就是只需要通告目标群体，另外一种才是“通电全国”。
电报收据
考虑到成本问题，一封小范围通电，只发给相关人物和报馆即可，大约需要花费150到200块银圆，小军阀以及非著名政治人物还能够负担得起。
而一封“全国通电”，基本要发给当时全国200多家一级、二级大小电报局和30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那可就是大手笔了，动则10000到20000块大洋了，绝非普通人能够发得起的。
像西安事变这么大的动静，张、杨又希望全国上下了解事情真相，所以才是“通电全国”。
通电全国堪称是宣传空前力度了，电文要发给权力组织机构、民间社会团体、军政要员以及社会精英等四类目标，这是第一发布渠道。
然后各家报纸、电台进行第二次发布，短时间内社会各阶层就基本知晓了，当然还有第三发布渠道，那就是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等民间场所，好事者一传播，则人尽皆知了，哪像今天，一人端个手机啥都知道了。
给山东刘珍年的电文
“通电全国”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它还是政治手段，通电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抢先占领道德、道义的制高点，阐述自己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所以也属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文战”的一种方式。
比如张、杨两位将军发出通电后，南京方面也随即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电，声称准备“武力讨伐”，当然是各说各的理，以争取民心和政治支持为首要目的。
军阀混战时互相发通电，更是司空见惯，也是各派军阀的口水战平台和“杀敌利器”，以至于“每次战争，各以电报代口舌，雪片纷飞”，说白了就是砸钱互撕。
比如中原大战前夕，老蒋和阎锡山（反蒋联盟总司令）之间互相通电多次，大老粗冯玉祥看得目瞪口呆：“阅蒋、阎往返通电。笔枪舌剑，针锋相对，此兵战前之电报战也”，所以说嘛，“通电大战”也是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另类奇观。
剧照
民国年间“通电全国”的次数非常之多，1912年全年“通电全国”次数就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更暴增到70次，其内容更涵盖当时政治舞台上各类劲爆新闻，总之是局势越混乱，军阀互殴次数越多，则“通电”的次数也就越多。
这个要求那个下野，那个说要“讨逆”，都先用通电说明一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重要副产品。
到解放战争时期，各杂牌军、非嫡系部队宣布起义时，也得通电表面立场，否则怎么证明你改换阵营了？
因为通电不仅要发给我党我军的相关单位，还要告知老蒋那一边，到通电发出的那一刻，就很难再回头了。
卢汉云南起义的通电发出第三天，中央军李弥、余程万的反扑部队已接近昆明城郊了，就是这么快。
说明一下，“通电”并非军阀专属，其本身是基本没有任何门槛，私人可发、团体可发、官员可发、平民也可发，你愿意掏钱就行，你高兴就好。
报纸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