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之劫：以榆林镇为例探寻明朝边防的症结所在

终明一世，明庭苦心经营“九边重镇”作为边境防线，“九边重镇”及“边军”也构成了明朝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然而，明朝的所谓“九边重镇”体系却暴露出许多漏洞与缺陷，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我们以榆林镇为例，探寻明朝边防的症结所在。

 

榆林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正式名称为““延绥镇”明永乐六年(1408年)，在今红山(雄石峡)建榆林寨，榆林之名始见于史。因当地的土壤特别适合种榆树和柳树，故名。明成化七年（1471年），在长城一带设置榆林卫，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设立东路神木道，领佳州、府谷、神木三州县，中路榆林道领绥德、米脂、清涧、吴堡四州县，西路靖边道领保安（今志丹）、安定（今子长）、安塞三县，包括榆林市的定、靖、横三县。“土木之变”后，榆林逐渐成为蒙古势力从河套进入陕西内陆的桥头堡。天顺二年（1458），蒙古部落进攻榆林，明朝设立延绥镇，命延绥守将都督佥事张钦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便宜行事，军法从事，相机战守，延绥镇由此建立。在延绥镇建立之前，明朝已经先后建立甘肃镇、宁夏镇、宣府镇、大同镇、辽东镇、蓟州镇，与此后建立的延绥镇、陕西镇、山西镇，合称“九边”。

 

那么，为何称“延绥镇”，而不是“榆林镇”呢？这在于延绥镇最初设在绥德卫，管辖延安卫、绥德卫辖境，而榆林这时尚仅设置城堡，不是防御的主要地区，故而称“延绥镇”。延绥镇之所以设在绥德卫，有三方面原因：一，绥德卫地处榆林南部丘陵、低山分布之地，南部又有延安卫的拱卫，利于防御。二，绥德卫地处陕北最大的河流无定河下游，控制着陕北河谷的主干通道，便于防止蒙古势力沿无定河南下。三，绥德卫既然与延安卫距离较近，可以较为便利地得到陕北经济中心——延安卫的粮饷供应。

 

洪武时期，明朝在今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双山村上岗之上，修建了双山儿寨。双山儿寨大概在“土木之变”后升为双山堡。《明英宗实录》中，双山堡首次出现，是在天顺七年（1463）。成化时期，余子俊将水地湾寨、柳树会（柳树寨）军队合并至此。双山堡依险而建，“城设在山冈，系极冲中地”，属“依险型”城堡。“城东北深沟，南面峻坡渠壑，西面稍平，守城颇易。”双山堡附近便是葭芦河发源地。成化十一年（1475），双山堡周长1里355步1尺，边墩5座：河西梁墩、谢家梁墩、峰子山墩、艾蒿梁墩、圪垯墩。控制大边长城78里115步，崖砦小墩28座，川面水口40处。属小规模城堡。明中后期，双山堡不断扩建，万历时期规模扩大两倍，周长3里90步，楼铺14座。万历二年（1574），加高2丈5尺。万历六年（1578）重修，有墩台40座。此外，双山堡又与建安堡共修、共有边墩一座。据（万历）《延绥镇志》图示，双山堡为两角抹平之长方形。

 

双山堡现堡垣较完整，但砌砖大部分被拆除，城门皆已不存。

 

在黄甫川西南，有三道与之大体呈平行走向，也是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由北向南，依次为清水川、木瓜川、孤山川，都是黄河的支流。明朝依托这三条河流，依次建立清水营、木瓜园堡、孤山堡。

 

《明英宗实录》中，孤山堡首次出现于天顺二年（1458）。孤山堡是在孤山儿砦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是洪武时期明朝在河套南缘建立的十八寨中的一个。孤山儿砦，又称孤圪垯马营，原来修筑于西山山巅之上，非常险峻。后来为控制孤山川，升级为孤山堡时，下移至孤山川畔，但仍然是榆林诸营堡中最险峻的一个，属“依险型”城堡。孤山川发源于内蒙古准格尔旗绝立概川，缓缓东流。当前水流已成涓涓细流，不过十分清澈。满河的芦苇丛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

 

 

孤山堡由于距离黄河较近的缘故，每当黄河结冰之时，便成为抵御蒙古势力的重要城堡。成化二年（1466），明朝开国大将汤和的后人汤胤勣，以参将驻守孤山堡，曾发感慨称：“四望黄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于此耶？”结果很快中蒙古人埋伏而身死，引起了朝野震动。成化十一年（1475），孤山堡周长1里275步，管辖边墩6座：大山墩、永镇墩、安家山墩、东山墩、武宁墩、中山墩。控制大边长城78里，崖砦31座，川面水口3处，属小规模的城堡。明中后期孤山堡不断扩建，万历时期周长3里34步，有楼铺14座，墩台55座。但（康熙）《延绥镇志》却记载有墩台50座，不知是有所铲毁，还是漏记。孤山堡形状并不规则。

 

孤山堡位于今府谷县孤山镇镇政府所在地。孤山堡四面墙体皆存，保存较好，仅南半部有神朔铁路凿墙穿过。铁路修筑在山崖边上，这也是山区的惊人景象之一。孤山堡尚存西南、西北、东北三座角楼，西墙存楼铺一处。孤山堡西墙有挖洞，是堡内居民为方便交通而挖凿。在东墙南侧，即较平坦处，也有多处斩断、洞口，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东墙南端，尚存少量包砖。

 

孤山堡原来有四个门，目前东门已毁，其他三门皆存砖券拱洞。三门从门洞建设规模与材料看，丝毫不亚于榆林镇东门之雄伟。孤山堡北门原题“天垒雄守”，该匾今已不存。北门连接孤山，地势开阔，是孤山堡的后方。西门位于堡的西南角，下面便是悬崖，没有瓮城。南门面向河谷。西门、南门如此险要，下面也没有接连至河道的山坡，那么如何控制河道呢？原来最初有山坡，只是康熙年间黄河冲断孤山西边的龙泉山，孤山堡西门、南门前面的山坡被冲毁，形成当前孤悬于上的格局。

 

孤山堡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五代时，此地称佘塘关。堡北是著名的七星庙，又称无梁殿，据说便是佘太君招亲杨业的地方，戏剧《七星庙招亲》或《佘塘关》，所指便为此地。七星庙现存前庭与大殿，大殿又称昊天宫。昊天宫奇异之处在于无梁无柱，完全依靠墙壁八面收缩来支撑，是建筑史上的一项创举。

 

孤山堡现存信仰场所集中在对面的南山上，由东至西依次为龙泉寺、龙王庙、玉帝庙。站在南山之上，北望孤山堡，可看到其依附于山体，逐渐向下倾斜，其形状类似于不规则三角形，以东北墙最长，从中部向下，向内收缩。全堡俯瞰孤山川，控扼咽喉。孤山堡地势之险要，再次得到印证。

 

正是因此明朝在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的战略重地，依托连绵山脉，都修筑了规模较大、气势宏伟的城池，这也属于榆林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葭州（今榆林佳县）依山面河，建立在黄河西岸陡峭山崖之上，下临广阔湍急的黄河河谷，与山西临县隔河相望，是控制鞑靼沿黄河进入陕北内陆的军事要冲，明朝采挖附近山石，修成坚固的砖石城墙，葭州因此有“铁葭州”之称。虽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拆城运动，葭州城墙被大量拆毁，但东、西、北三侧城墙仍保存较多，目前当地政府正进行了一定的修复。站在黄河南岸，遥望“铁葭州”城墙盘旋于黄河西岸峭壁之上，真有荡气回肠的感觉。

 

不仅如此，在军事设施之外，正如上文所述，榆林民间还修筑了大量民堡，保障民众及其财产。榆林北部人口主要是士兵及其家属，与之不同，南部民众人口较多，相应修筑了更多的民堡。民众在借助民堡自保之外，也仿照军队，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成为一定的“准士兵”，甚至部分人被不断选调为“土兵”，成为明中后期榆林军队的重要组成。成化二年（1466），卢祥便在延安的绥德、葭州，庆阳的宁州、环县选拔土兵，开明代九边长城土兵制度的先河。因此，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也呈现一定“军事化”趋势。

 

明中后期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的“军事化”现象，还表现在后勤供应上。由于榆林北部主要承担作战职责，因此种植农田、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便主要由榆林南部、延安地区承担，这一地区因此设置了大量驿站。而当地大量民众被吸纳进入这一军队后勤系统，也属于榆林军事系统的一部分。这也是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军事化”的内涵之一。

 

正是由于经常遭遇战事、进行军事训练、负责后勤等任务，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呈现被榆林北部军事系统吸附，逐渐出现“军事化”的社会趋势，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文化风尚，都已深染军事色彩，“尚武”风气十分浓厚。当代陕北社会部分生活习俗，仍保留着一定的军事色彩。比如在各种庆典中，都有鼓乐队出场。与其他地区鼓乐队大都西化不同，榆林的鼓乐队仍然是清一色的壮汉，敲击着十分单调的鼓与钵，震耳欲聋，他们却沉浸其中。

 

但正如上文所述，榆林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农业经济非常脆弱，是整个九边长城地区最为穷困的一个军镇。成化二十二年（1486），也就是榆林长城修筑十余年后，新的延绥镇巡抚黄绂莅任。他有一天外出，在河谷中，偶然看到一位士兵的妻子在饮马，由于非常穷困，只有“片布”遮掩下体。黄绂觉得非常惭愧，说：“我是这里的巡抚，健儿们贫困到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堂上呢？”马上命令提前发放三个月的粮饷。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军中人人感泣，愿出死力为黄都堂一战。寇闻风不敢至”。榆林士兵由于非常贫困，很多娶不上媳妇，黄绂命令毁掉榆林尼庵，将尼姑婚配于士兵。经过黄绂的一系列作为，榆林士兵的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在他离任的时候，士兵们带着老婆、孩子，夹道欢送，不忍其离去。

 

这里反映的还是榆林长城防御体系最初构建时的状况。同样在成化时期，陕西巡抚马文升也指出榆林财政状况若不改善，最终将会成为该地动乱之源。虽然榆林长城立体防御体系，是明中期在尝试营堡纵深防御、“搜套”攻势防御之后，最终权衡利弊，选择的主流方案，但由于长城防御体系毕竟无法主动彻底解决河套蒙古问题，因此河套蒙古一直威胁着陕北社会。伴随长城防御体系逐渐严密，士兵数额逐渐增加，后勤供应负担也逐渐加重，延绥镇财政危机相应也逐渐严重。（万历）《延绥镇志》便记载了万历时期延绥镇的财政危机：“今榆沙深水浅，耕无菑获，渔无钓饵，百不一产。障二千里之长边，拥数十万之大众，费之不赀，如填溪壑，倍蓰他镇。”即使到了今天，榆林物价仍然很高，甚至比北京还要高，这与当地农产品产量较低，交通不便，运输不易都有关系。因此也可以推测在条件更为恶劣的明代，榆林经济条件之困难。

 

但就在这种严重的财政危机下，“延绥人又素忠朴，至死无怨言”，一次次迎击河套蒙古的进攻。榆林城之所以被称为“驼城”，除了东山形状之外，还是蒙古人对榆林军队坚韧素质的称赞。于是，明中后期延绥镇呈现了一种二元背离的现象：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榆林军队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由于牺牲士兵甚多，以至于形成了每逢节日，榆林妇孺都要相哭门外，祭悼家人的习俗，这一风俗直到清代仍然存在，令人倍感凄惨。

 

包括榆林、延安在内整个陕北社会的“军事化”机制，使延绥镇拥有强大的战斗力的同时，也使其始终如处危卵之上。榆林北部的正规军队尚有一定的粮饷供应，得以保障生存，榆林南部、延安地区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军事系统但保持农民身份的普通民众，在遭受自然灾害冲击时，却难以得到粮饷的正常供应。因此，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面对的崩溃风险，便远高于榆林北部。“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家无担石，稍稍水旱辄肆攘，窃为隐忧焉。”

总之，明代榆林地区形成与庞大的军事人口、脆弱的经济条件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这种冲突与张力又由于这一地区处于生态环境恶劣、蒙古势力经常入侵的夹缝地带而进一步加剧，使其成为动荡不断，充满隐患的危机地带。

 

万历中期，丰臣秀吉实现了日本半岛的统一，从而发动了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攻中国的“壬辰倭乱”，明神宗举全国经济之力，征调长城地区、东部沿海精锐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援朝抗倭”。战争历时七年，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明朝因此而出现财政危机、边疆空虚，为长城外围的女真崛起，提供了机会。

 

 

在这次战役中，榆林军队也奉调进入朝鲜半岛。但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兵饷一直未曾发放，这支榆林军队在回归途中，哗变叛逃，成为明末陕北农民战争的滥觞。在财政危机之下，明末加派军饷、裁减驿卒，对陕北社会造成的冲击最为剧烈。延绥镇正规军队尚有军饷可以暂时支撑，而大量准军事人口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于是铤而走险，一呼而天下应，成为灭亡明朝政权的主体力量。明末农民战争的主体与领导者，大都是榆林南部、延安地区被纳入军事系统的人群。比如李自成出身米脂县铺户，张献忠出身定边县南部士兵。明末农民战争队伍具有很强的军事组织性、战斗力，除大量边兵的加入外，明中后期陕北社会结构的“军事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明朝许多地方，甚至九边军镇，在农民军威势之下，纷纷不战而降。反而是农民战争的起源地——榆林，成为抵抗李自成军队最为坚决的地方。在李自成起事后，米脂地方官员便刨挖李氏祖坟，挫骨扬灰。当李自成攻打榆林城时，榆林城正规军与这支以榆林士兵、“准士兵”、民众为主体与领导力量的军队，进行了极其惨烈的战争，直打到最后的巷战。

 

 

 

通过榆林明长城的例子，可以看出长城只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解决北部边疆问题的一种无奈方案，这种方案在解决一定问题的同时，却无法彻底解决北部边疆问题，甚至往往因此而导致政权败亡。长城地带宛如火山口，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历史巨大能量，一旦达到临界点，便喷薄而出，直至改变整个历史进程。明朝便灭亡于长城边疆的女真入侵与农民战争。

 

 

 

参考资料 榆林镇史 明史 明帝国边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