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不,百姓无不怀念我大元是元末明初的一大政治奇景。这里的百姓可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有庞大地产、高贵地位的百姓,他们才是历朝历代的真百姓(百姓本来指的就是贵族后代),在怀念大元的百姓中赫然就有刘伯温。
历史上的刘伯温不教人做月饼,也不参加反元起义,他老人家本来就是元朝的人生赢家。刘伯温在22岁时（1333年，也就是朱元璋4岁时）就中了进士，这在元朝非常难得,元朝总共举办16次科举，选中进士1139人,扣除大量的蒙古、色目人进士,汉人进士数量只有数百,老刘很快就成了江浙士林的名人。老刘在元朝官场上受过排挤,也和元朝大将石抹宜安(契丹贵族后裔,他也是当时的知名文人)是战场上的老铁,对元朝刘伯温的态度很复杂。
刘伯温看不惯元朝的官场作风,却对元顺帝保有希望,写过称赞元顺帝的诗歌表明忠心,“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 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这样的赞美诗。
但对红巾军等武装,刘伯温的态度很一致,那就是坚决打击。刘伯温发表过“大丈夫生长草茅，当平世不务进，及遇变故，则挺身以为国!”这样的宣言，他愿意效力的国家就是元朝。刘伯温说这番话时,方国珍正在浙江肆虐,刘伯温自告奋勇要替元朝干掉方国珍,因为元朝浙江上下都收取了方国珍的好处费,这才没有成功。老刘对大元的忠心可不是光说不练,就是在帮助元朝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老刘积累丰富的军事经验。老刘在红巾军兴起后当过浙东元帅府都事、枢密院经历，积累了军事参谋经验；在起义军纵横浙江时,老刘和王毅（浙江龙泉人）、叶琛（浙东四贤之一，和刘伯温齐名）、章溢（也是浙东四贤之一）、季汶（王毅的门人）等士大夫同行一起组织了义兵(这个义兵特指帮助元朝的地主武装),成功守住了处州(江南诸郡多陷于盗，独处州以士大夫倡义兵坚守而完”)。老刘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手无缚鸡之力,他的祖上是两宋之际著名的军头刘延庆、刘光世,老刘也是“虬髯，貌修伟”的肌肉男,所以在战场上老刘有砍人的雄厚基础。
老刘跟着朱元璋非常不情愿,他是在浙江全省”沦陷”、老铁石抹宜安战死后才不得不投靠了朱元璋。老刘正式加入朱元璋集团时间是在在1360年,当时刘福通韩林儿已经造反了近九年,老刘加入朱元璋是有些不情不愿。
像刘伯温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元朝灭亡后,还有黄公望这样的著名画家愿意隐退,不愿意出仕明朝,甚至有不少江南地主远走大漠追随元朝。他们读的是汉人的书,屁股却坐在了元朝一方面,因为元朝给他们的实在太多了,管的实在太松了。元朝是各族平民的地狱,却是土豪的天堂。元朝政府并不抑制兼并,只要交够了给元朝的税赋,元朝政府并不管理平民的死活。明朝史书都承认元朝是“轻 刑、薄赋”,对各地豪族非常放纵,造成了“豪家势族，与此辈（元官）互交结，恣并吞，奸民附丽”的局面。而朱元璋的政策则截然相反，对土豪采取了打击政策，打击了“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的沈万三家族，分掉了沈万三在苏州三分之二的地产。到洪武三十年，整个明朝有7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只剩下了14341户，这700多亩土地保证不了江南豪族的优雅生活，黄公望等人自然心生不满。
在元朝灭亡时为元朝殉国守节的进士占到了总数的60。4%，归隐者也达到了8。3%,这个比例是南宋灭亡时进士殉国比例的三倍(南宋的比例是21。65%),也超过明末进士殉国比例近一倍(北京城殉国的50名大臣中,文进士出身的有17人)。朱元璋的政策对豪族不利，他们要么编出段子嘲讽朱元璋，要么不合作，“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的文人比比皆是,作为江浙文人的代表刘伯温投奔朱元璋也经过了一番内心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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