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中熹
赵姓最初是从嬴姓母体中别出的氏名，其与嬴姓的关系，《史记》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赵世家》云：“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赵氏之别出，关键人物是季胜的曾孙造父。《秦本纪》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在缪王西巡时，“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缪王即穆王）赵城地望，据《赵世家》正义言，“晋州赵城县即造父邑”。《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赵城，在河东永安县。”正义引《括地志》:“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该地即今山西洪洞县北的赵城镇。
造父封于赵城而其族以赵为氏名，和嬴姓缘起一样，此事也有必要深究一下。是造父一族原居于他处，受封后才拥有了名赵的这片地域呢，还是他们本来就居于赵地，穆王之封赐类于上古圣王的赐姓祚土，只不过是一种正式认可？我们知道，嬴姓是个分支繁盛的庞大部族，他们源起于嬴水之滨，却决不会局限于嬴水之滨。据《史记》记载，嬴姓族众殷夏之间即已“微散”（《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秦本纪》）。商代许多嬴族首领曾在王朝中央供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氏多显，遂为诸侯”（《秦本纪》）。也就是说，嬴姓族众早已散处各地，某些分族且已有了自己的封国或封邑。如商后期的戎胥轩及其子中潏，就已在今甘肃西汉水上游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周初平定飞廉商奄之乱后，成王之所以迁飞廉余族于陇右的朱圉山，就因为一支嬴族早已生活在那一带了。即以赵氏直系先祖飞廉来说，《秦本纪》载周武王伐纣时飞廉正出使北方，归来时纣已亡，“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 “死，遂葬于霍太山”。《赵世家》言后来赵氏史事，也不乏与霍太山相关的信息。由此推想，飞廉在商王朝供职，其主族的居地，很可能就在霍太山附近。
那么，思考一下造父一族的原居地，也就不是节外生枝了。其居地是否即造父受封之赵地？史未明言。造父的祖父名宅皋狼，《赵世家》集解引徐广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索隐更进一步推论：“按：如此说，是名孟增，号宅皋狼……按《地理志》，皋狼是西河郡之县名，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果如此，则宅字表居住义，造父一族的原居地在皋狼。据考皋狼故城在今山西方山县城圪洞镇。此地与赵城都不出日后赵国的地域范围，但两地间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可初步认定，赵城可能是周王封给造父一族的一片新领域，非该族之旧居地，故《秦本纪》言季胜一支“至造父，别居赵”。
即便如此，造父封地之名“赵”，仍可能同该族的特性有关，即仍有这种可能：该地本无赵名，因造父一族封于该地，才以赵为名。何光岳先生就是这么看的，他说：“造、赵同音，古亦同字义，如走亦作造。”据此，则封邑因食邑主之名而得名。甲文无赵字，金文与小篆赵字形体差别不大。《说文》:“赵，趋赵也。从走，肖声。”本义为快步行走。但古文献中此字只用来表姓氏和国名。《穆天子传》有“天子北征，赵行□舍”语，郭璞注云：“赵，犹超腾。”故后人谓赵字通超。这是目前所见赵字与行走有关的唯一文例，还属假借用法。何况，战国文献中赵字多写作“肖”，何先生也承认，这说明赵姓自称的本字是肖。换句话说，赵姓与造父之名并无内在联系。但何先生通过另一条渠道，把赵字同造父族的图腾联结起来。他认为赵氏的赵，缘自一种叫“伯劳”的鸟名。伯劳又名伯赵，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讲述少昊氏以鸟名官那段话中，职掌二“至”的“伯赵氏”的伯赵。杜注“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尔雅·释鸟》有伯劳，注家亦言即《左传》所云伯赵。嬴姓部族是以鸟为图腾的，而伯赵氏又正是少昊鸟图腾部族的一个分族。如此，则造父一族乃伯赵氏的后裔，“造父封赵城，即伯赵氏故地，乃因袭其祖先之号而已。”何先生又用汉武帝皇后赵飞燕印章“赵字”作“”，以为赵姓缘自伯赵鸟作辅证。
何光岳先生的看法可备一说。我们难以完全信从的原因是，“赵”字的形与义都和鸟类扯不上边，只赖声训，说服力不强。伯劳鸟本 鸟，称伯劳或伯赵分明是一种音借，而且音借的重心在 与伯的声近上。如从鸟图腾意义上选姓氏用字，肯定要采用鸟名的本字而不会用音借字，更不会用双音节音借的辅声字。至于赵飞燕印章中的“”字，那不过是因为印主名飞燕而设计的一种趣味性变体，这在私名印章中是可以的，但不能以此证明“赵”字有鸟的含义。
目前我们还只能说赵是个地名，是嬴姓大族中造父一支的封地。至于该地为何以赵为名，尚无从考起。造父一族即以所居地名为氏名。赵地在晋境，造父的后裔春秋时期在晋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赵夙时起，赵氏成为势力日益雄厚的世家大族，其首领也常居显赫的权臣之位。至战国初，赵氏策划并发动了三家分晋，建立了赵国。赵国后来虽亡于秦，但赵氏族系繁盛昌荣，很快便发展成为我国位居前列的大姓。赵姓后世的辉煌，文籍昭然有载，复述已显多余；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赵氏流变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与赵氏同出自飞廉的另一支嬴族，也以赵为氏的始末。
前引《史记》交代甚明：飞廉有二子，次子曰季胜，为赵之先；长子曰恶来，为秦之先。恶来在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被杀，但其族众远居于陇右，并未参与抗周的战事。商亡后这支嬴族在西汉水上游地区，仍维持着原有的一个小方国。恶来是飞廉的嫡长子，其族本为嬴姓的正宗主干，是不须别出立氏的。但《秦本纪》却说，这支嬴人“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此事屡遭后儒的非难，但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陇右嬴族以赵为氏当属实情，是一种谋求生存的无奈之举。嬴族与殷商共有玄鸟陨卵的始生神话，族源非常接近；嬴族首领常供职于商廷，政治关系也十分亲密。商亡后嬴族处境必然相当艰难，他们须尽力调整与周人的关系，表示诚心臣服。造父一支的受宠得封，给陇右嬴人提供了一个向周王室靠拢的机遇，他们也“蒙赵城，姓赵氏”，宣告本族与造父一族同祖同宗，是一家人，都对周王朝无条件地效忠。此举并非虚言讨好的政治花招，在宗法体制下是有实质意义的。赵氏的出现是造父一族接受王室封赐的产物，地域和氏称都来自周王之命，意味着该族被完全纳入王朝的统属体系之内。陇右嬴族也以赵为氏，等于宣告本族也和造父族体一样，是西周政权贵族封邑结构的组成部分。战国前期周太史儋使秦见秦献公时，说“秦始与周合，合而离”，所谓周秦之始“合”，即指秦之先别为赵氏而言。所以，陇右嬴族此举标志着彻底向周王室投靠，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此举也昭示着这支嬴人已别祖立氏，脱离了嬴姓的祭统，嬴姓已无正宗。
行文至此，我们要揭示一桩久被忽略了的史事矛盾。这个矛盾的要害在于，陇右嬴族以赵为氏，在时间上是有断限的，在族体上是有范围的。《秦本纪》对此同样交代甚明：西周中期，陇右嬴人首领为大骆，他有个嫡子名成，还有个庶子名非子。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是个育马专家。那是个大量需用马匹的时代，周孝王把非子招到王畿西部的“汧渭之间”，去给王室繁殖马匹。结果“马大蕃息”，孝王很满意。为了奖赏非子，孝王在和执政大臣商量权衡后宣布：“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于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非子一族由此从大骆母族中别出，有了自己的封地和爵号，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秦”的历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须特别注意“使复续嬴氏祀”一语。这是天下众邦诸族最高宗主周王，正式宣告恢复嬴姓的祀统，并将非子封赐为嬴姓的主干正宗。即非子一族由此脱离了从穆王时代起即已“以赵为氏”的大骆母族，而承担起嬴姓大宗正族的使命，非子也便成为嬴姓复祀之后的第一代大宗宗子。此事关系重大，我在《论非子》一文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述：“现在孝王让非子'复续嬴氏祀’，嬴姓再度构筑起宗子传递体系，恢复了祭统。这样一来，非子一族初封时实力虽然弱小，但在宗法意义上的地位却高于其原属的大骆主族；从原始母姓层次资历的角度说，非子一族具有和姬周对等的资格。所以，周太史儋追述周、秦关系的历史演变时，说秦与周先合而后离。'合’指从嬴姓中别出为赵氏归于周；'离’指恢复了嬴姓宗统，在族姓上与姬周并立。因此我们说，非子为王室主马受封，不仅是他本人一生中的大转折，也是嬴姓部族改变命运的关键点。”
如果说周初陇右嬴族迫于政治形势而以赵为氏还合乎情理的话，说后来的秦国仍然继续以赵为氏，便令人困惑了。因为非子一族从非子受封时便恢复了嬴姓正宗地位，非子的后裔是并不以赵为氏的；而秦国，正是由非子的后裔创建起来的。然而，司马迁不仅在《秦本纪》开篇部分说陇右嬴族“姓赵氏”，又在结尾的“太史公曰”总括秦史时说“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更在《秦始皇本纪》中直言始皇“名为政，姓赵氏”。如此反复强调，非同寻常。而且，这不是司马迁个人的观点，汉代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不乏视秦为赵姓的言论。《史记·陆贾列传》载贾向刘邦分析政治与国家存亡的关系，以秦为例云：“秦任刑法，卒灭赵氏。”集解：“赵氏，秦姓也。”《南越列传》载苍梧王赵光，本姓赵而自称秦王，索隐云：“赵与秦同姓，故称秦王。”《汉书·武五子传》载燕王旦的上疏，言秦“废道任刑”，最终导致“赵氏无炊火焉”，韦昭注：“赵，秦之别氏。”“无炊火”即绝祀，也即灭赵氏之意。这都是些秦、赵互称的文例。
如何认识这种矛盾现象？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是时代造成的。在氏普遍转化为姓的秦汉时代，赵姓已形成超越众姓的庞大族群，凭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雄厚实力，形成了一种赵氏为主体的强势姓氏史观，并产生了群体趋同的社会效应，淹没了曾经存在过的嬴姓正宗史事。
赵姓族群的强盛，有历史性原因。秦汉时期北方赵姓有两大集中居住区域，一在原赵国地境，一在陇右。原赵国地区的赵姓本来就是以赵为氏的，无须再论；陇右赵姓族群，也当大部分以赵为氏。原因有二：首先，当年非子一族虽恢复了嬴姓的正宗地位，但那毕竟是从大骆母族中分出来的一支，非子是个庶子，其族规模有限。而大骆所拥有的以西邑为中心的方国，已被长期经营，范围包括今甘肃东部天水、礼县、西和、甘谷、武山等县市邻接的地域，其族众肯定要比非子一族大若干倍。大骆政权后来虽灭于犬戎，但族众仍在。非子的曾孙秦仲至陇上（今清水、张家川一带）发展，其子庄公在周王室帮助下打败戎族，收复了西邑地区，将陇上秦地与大骆旧地连成了一片，奠定了日后秦襄公成为诸侯的国力基础。但其族众，大部分仍是原大骆方国的居民，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他们依旧是以赵为氏的。进入氏转化为姓的时代后，他们自然都姓了赵。其次，战国后期秦灭赵，将赵国的王族迁到了陇右。据《史记·赵世家》载，赵亡后赵悼襄王嫡子嘉被王族立为代王，6年后代又被秦灭掉。公子嘉的下落如何？据唐人林宝所撰《元和姓纂》、宋人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辨证》以及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诸书的记述，公子嘉降秦后，秦迁其族于陇右，命嘉之子公辅主西戎。西戎拥戴公辅，号曰赵王。这支赵国王族“世居陇西天水西县”。秦国这一举措显然不单纯是为了对付西戎，还有维系宗法传统的考虑。虽然秦都早在春秋前期即已东移关中，但陇右是其腹地，西邑一带更是其祖邦旧都，那里有其先公茔陵和宗庙畤祠，故一直有高级贵族留守。公子嘉一族迁居该地，肯定承担者守护祖茔故都的任务。公子嘉及其子公辅率领的是曾经世代昌盛的赵国王族，其族体规模与文化能量必然相当可观，无疑会极大地强化陇右的赵姓族势。即以秦国第一公陵所在的礼县来说，我在以前的文著中曾多次指出，凡是考古发现秦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如西汉水上游三大支流茆水河、西和河、永坪河的川谷地带，均为赵姓族众集中居住的区域，至今仍有许多以“赵家”、“赵坪”为名的村庄存在。
秦汉时代是我国氏转化为姓、众姓基本定格的完成期。是时贵族社会早已彻底解体，标志贵族身份的“氏”的意义消失殆尽。对于广大庶民来说，姓的观念日益突显。摆脱了村社结构束缚的编户齐民，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经济，个人姓名的重要性随之提升，姓已在全民意义上发挥着社会功能。就在这种背景下，秦归于赵的姓氏史观必然拥有强大的群体优势，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主流意识。秦王朝灭亡后迅猛涌动起来的仇秦、贬秦潮流，也助长了赵姓声望增长的趋势，嬴秦一直以赵为氏的看法便被确定下来。
（作者祝中熹，著名的嬴秦史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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