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10日，从广州出发的首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人员终于结束了25天的旅程，到达北上的终点——武汉。武汉人民以巨大的革命热情给予了他们盛大的欢迎场面。
但是，对刚刚到达武汉的鲍罗廷来说，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摆在他的面前。
还在鲍罗廷等人行进在离粤赴鄂途中的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由于部署迁都事宜，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从12月1日起停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其党政要人、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文件等正在分批北迁的途中。
在此期间，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情都无法办理，许多工作都无法进行。
为了使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工作不致中断，第一批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司法部部长徐谦、交通部部长孙科、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等人于12月12日举行谈话会。
在会上鲍罗廷建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未迁鄂之前，在武汉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会议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决定在武汉设立国民党中央党政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
13日下午3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所在地（今阅马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举行，出席者3人：
其中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7人：宋庆龄、宋子文、孙科、徐谦、陈友仁、王法勤、柏文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人；邓演达、褚民谊；国民政府委员4人：蒋作宾、唐生智、孙科、徐谦（后二人同时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外出席者还有张发奎及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
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兼记录。
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外交问题案4个，财政问题案4个，以及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银行等13个议案。关于临时联席会议有3个议案，即确定会议名称、会议职权与会议议事细则。在2月15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对临时联席会议出席者专门作出决议，即“本会议出席人规定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惟邓演达以湖北政务委员及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出席”。
临时联席会议设外交、财政、司法、交通4部，鲍罗廷为总顾问。
12月3日，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因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之设立，标志着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了武汉。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刚开始是在武昌办公，不久搬迁到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
如今仍跻身汉口中山大道，但在如林的现代化高楼大厦中显得毫不起眼的南洋兄弟烟草大楼，1927年却是汉口城内屈指可数的高大豪华的欧式建筑之一。楼高五层，是由南洋群岛华侨简照南、简照强兄弟创办的“中国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
聘请了当时著名的汉明建筑师、伯克利土木工程师设计，由李丽记营造厂承造，1917年动工，1921年落成。
到北伐军占领武汉时，这座时尚、气派的大楼仍然很新，简家兄弟为了表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便无偿地将它提供给革命政府使用。
就这样，南洋兄弟烟草大楼成为1927年武汉革命政权的首脑机关。新成立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机构在武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便搬到了这座大楼里办公。
与此同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营办事处也搬到了南洋烟草大楼。临时联席会议停止职权后，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接着在大楼里办公。
当时，汉口还没有公共汽车和电车，进出南祥烟草大楼的军政要人、委员们都是乘坐小汽车出人。按照广州时的惯例，小汽车外侧脚踏板上还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
大门口则站着持枪的武装警卫，许多政界、军界要人从这座大楼里进进出出。
时髦的交通工具，威严的政治人物，常常吸引着一些好奇地看热闹的人。他们站在大楼周围，对进出大楼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指指点点。
武汉已不是昔日的武汉，它是革命的赤都。但是，它的上空布满了阴云。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12月1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后，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立及其“执行最高职权”的功能，“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12月19日才复电邓演达说：
“联席会议议决事，甚妥，中皆同意。”
其实蒋介石心里很不痛快。
自从提出迁都之说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到武汉执掌大权。
结果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不仅事先未曾与他商量，而且事后更是将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他，以及受他委托战时暂行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都被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
这一切使蒋介石不免感到“寒心”。
也许他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严峻的权力挑战，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刚开始他只是心里不爽，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但是随着这个过渡的政权形态开始运转并发挥作用时，蒋介石终于明白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立，实际上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而他有可能再度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三二〇”事件以来他作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于是，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乘张静江、谭延闿等北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抵达南昌准备前往武汉之际，突然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
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1月4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随即指定南昌前江西高等学堂即民国元年李烈钧的都督府为国民政府办公处，百花洲之陈列所为中央党部办公处。
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用威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成。
蒋介石通过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为了抵制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蒋介石提议“改都”南昌，直接引出了“迁都之争”。
武汉和南昌一时对峙起来。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城，是中华民国“双十节”的诞生地。孙中山生前曾把“占领汉口”作为正式成立国民政府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到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几乎占了全中国之大半。
12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指出：
这次的战争，其牵动的范围之广阔，是从来内战不曾有过的。全中国除云南、新疆外，几乎没有一省不直接的或间接地参加。
战争的性质，简言之即赤与反赤之战。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其相互之利害虽不同，而其标揭反赤摧残民众自由则无二致。所谓赤的方面，即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
此种红色势力，已由广东一省而渐渐奄有长江流域，若把西北军加算进去，则我们可以说，现归国民政府的已有十个省区，即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绥远、甘肃。将归国民政府的有浙江、云南、陕西三省。退一步言，国民政府亦有得安徽南部及上海之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
这样的形势使得1926年底的武汉沉浸在巨大的政治惊喜之中。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发布命令：
“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等九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
显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鲍罗廷都过于乐观了。
1月3日，蒋介石提出了改都南昌的意见。当时参加这次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的人，有何香凝、林祖涵、邓演达、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宋子文、陈果夫等。
会上，蒋介石关于国民政府定都的异议一提出，邓演达就表示坚决反对，宋子文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陈公博表示赞成定都武汉。
但蒋介石坚持己见，对此苏俄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
蒋介石是怎样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呢？他需要对已在广州通过的十月决议提出怀疑。蒋长篇大论地说，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急，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等等。
简言之，我们又看到蒋介石扮演了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谭延闿起先懒洋洋地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留南昌。
遗憾的是，林祖涵（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林伯渠)也被那些花言巧语者欺骗了。
他关于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必要的。”
朱培德圆滑地表示，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很快就知道了会上的争论过程。
加伦把在南昌发生的情况及时告诉了鲍罗廷。
蒋介石关于迁都意向的改变使鲍罗廷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其实，通过北伐战争的推进，打击“三月分子”（发动中山舰事件的人），削弱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和正在集聚的势力是他早已设计好了的。
当蒋介石最初提出迁都汉口时，因担心党政中央大权落人蒋的直接掌控之中，鲍罗廷没有同意。后来他注意到蒋介石实际上无法坐镇武汉，因而改变了态度。
现在他利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之机，迅速在武汉成立党政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接管了“最高职权”，改变了自三二〇事件以来的权力格局。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出尔反尔之招，让鲍罗廷一不小心便陷入了被动之中。
蒋介石提出改都南昌的表面理由是，政治发展应与军事发展相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鲍罗廷对蒋介石要求改都南昌的真正目的洞悉得一清二楚。
那么让蒋介石感到恐惧的威胁因素有哪些呢？
其一，湖北和武汉地区的革命群众让他感到害怕。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规模之大，其势之猛，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这对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其二，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军队他号令不了。
在攻克武汉地区的过程中，阴怀异志的唐生智逐渐掌握了湖北的军政大权。在攻下汉口、汉阳不久，守敌刘佐龙部的败军降将和汉阳兵工厂以及弹药枪支武器等统统被纳入唐生智麾下，第八军也很快扩充为三个军。
而在武昌的第四军也扩编为两个军。这些军的将领，除了极少数可以听蒋介石调度外，其余的绝大多数，他都指挥不动。既然他号令不了湖北和武汉地区的军队，那么中央党部和政府如果迁汉，他自然也不能任意摆布。
其三，他掌握不了武汉的政界人物。
蒋介石本来想通过积极主张迁都武汉，捞取政治资本，如有可能的话，顺便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第一批抵汉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组织临时代行最高职权的党政联席会议，既没有他的席位，又让徐谦担任联席会议主席，这已使他极其反感，更令他感到恐惧的是，组成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既有吴玉章、于树德、董用威（即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又有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詹大悲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这些人肯定不允许他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军干政，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
当然，在鲍罗廷看来，蒋介石要求改都南昌的深意更主要的是准备向上海、南京进军，这是让鲍罗廷感到最不安的一点。
他说：
在南昌作出的这个决定中使我们感到惊恐的主要一点是，蒋介石会利用国民政府和中央来向上海、南京进军。
在整个北伐期间，我们的意图是消灭三月分子（中山舰事件），取消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在国民革命中可能拥有的领导权。
而蒋介石试图投向上海资产阶级基地，而这个基地定会使他的力量得到加强来与我们对抗。
向南京和上海进军会过早地破坏国民革命战线，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如果中央和国民政府留在南昌，那么这次进军及其后果就会把整个中央和国民政府吸引过去，这样一来，武汉时期就会被彻底排除，就不会有这个时期，一切都会在上海结束。
革命只有在有能力对付以下三种基本力量的时候，它才能向上海发展，这三种力量是：
(1)帝国主义；(2)军阀；(3)不止一次地背叛过国民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
否则，就应该是二者必具其一：
或者革命被打败，就像恰恰也是与这三种反革命力量进行斗争的太平天国起义被打败一样，或者革命被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而以三月分子著称的那一部分，必然会像国民党在1911年那样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一方面向过去顶礼膜拜，而另一方面，则向帝国主义承担起公开的或隐蔽的义务，并以此来出卖无产阶级和革命。
如果蒋介石坚持要待在南昌，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留在那里，那么这恰恰是为了去上海。不是为了在那里同三种主要反革命力量作斗争，而是为了与自己的天然基础，也就是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勾结帝国主义，打击工农运动。
蒋介石去上海就是为了叛变。
因此，关于政府驻地问题并不像蒋介石企图论证的那样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他说，汉口处在张作霖的威胁之下，南昌靠近前线，因为总司令应该靠近前线，所以最好是让国民政府和中央设在南昌。
这是我们在中国当时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为此，鲍罗廷及时向莫斯科发电报，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
1月5日，蒋介石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省党部：
“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委员们听到消息，气愤不已，给予坚决否定。
1月6日，武汉的“左派”致电南昌：
政治委员会在广州通过了把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议。我们在江西举行的会议上再次确认了这一决议。我们的地位在巩固，群众信任我们。群众占领了租界(1927年1月初武汉群众占领了汉口的外国租界作为对帝国主义者挑衅的回答)，这要求在武汉有一个国民政府，领导者应当走在群众的前面。如果在军事上没有很大的波折，就不应当改变决议。最终的决议应当由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作出，迄今必须遵循原先的决议。
1月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首都所在地问题。
得知蒋介石要求改都南昌的意向后，鲍罗廷一面给蒋发电报(1月6日)，要求缓迁南昌，一面致电莫斯科汇报。
1月9日，斯大林复电鲍罗廷：
您的建议是有益的，即赴南昌说服蒋介石，要他相信他的建议不恰当。您应该同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去。在您到达南昌前先告诉蒋，说汪精卫不去，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指蒋介石)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我们将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转达我们的意见，即武汉应成为首都。
但是，还没有等到鲍罗廷动身前往南昌，又急又恼的蒋介石却于1月12日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加伦将军以及随从20余人、卫兵150余人等到了武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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