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鲍罗廷来说，孙中山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尊敬的中国朋友和强有力的亲密合作者，而且在华南给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
孙中山的离去，给鲍罗廷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从此他告别了与孙中山合作的岁月，进入后孙中山时期与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合作的在华工作阶段。
首先，确定孙中山的继任者就是一个大难题。
孙中山逝世之前没有明确指定谁可以当他的继承人，尽管当时有人要求孙中山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见，但他没有这样做。
孙中山逝世后，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没有哪一个人能在声望、资格或者风度等方面胜过孙中山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总理人选。
在鲍罗廷看来，广州没有令他完全满意的孙中山继承人。
鲍罗廷曾对孙中山手下“三杰”（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有过比较明确的评价。
他说：
胡汉民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知道了，结果事情就弄糟了，结论是难相与；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愿意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于领导地位；汪精卫遇事倒也可以商谈，不过他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他好像不会退缩，结论是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
可见，鲍罗廷对于他们三人中哪一个能够适合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心中是有数的；显然，他心里倾向于廖仲恺，但廖仲恺本人并不十分强烈地想做这个继承人。
对于鲍罗廷来说，一方面孙中山的继承人难找，另一方面争夺孙中山留下的最高之位的明争暗斗又很激烈。
当时，孙中山手下的“三杰”，其中两人——廖仲恺和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尚在北京。
担任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自认为是孙中山的当然接班人，但是他与赞成国共合作的廖仲恺等人貌合神离，既很少同各军将领来往，更不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只与国民党右派保持联系，自然不是理想的人选。
也有人提到许崇智，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粤军，总司令，手握兵权，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许集小聪明与匹夫之勇于一身，生活腐化，手枪和烟枪随身带，其声望难当大任。
按廖仲恺的能力、人品、思想，他是可以接班的，但是他却保持着文人的本色，没有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野心，同时在国民党右派中也有一批反对他的人。
让鲍罗廷棘手的还不止这些。
正如加伦将军在其战事随笔中所言，孙中山当初设立大元帅这一最高衔位，是有其政治历史背景的，他可以凭借大元帅这一衔位统率整个北伐军。但是后来北伐没有进行，孙中山仍保留了这一衔位。
于是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这一衔位失去了它原来的实际意义，逐渐变成最高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而受这最高政治军事权力支配的不仅有南方革命政府，而且有承认南方革命政府或通常称南方革命政府为孙中山政府的各军总司令。
现在，又由于孙中山逝世，党内找不出一个能为大多数军人所公认的资深望重的人，因而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突出了。
至于孙中山的副手胡汉民，他不仅作为军人声誉不佳，而且作为行政长官也是声名狼藉。由谁来执掌最高统帅权，这个问题军界最为关注，他们要求有威望的军人担任领导。
唐继尧摸透了军界的心理，毛遂自荐，要做孙中山的继任者，并且认为可稳操胜券。
在总理人选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鲍罗廷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改变孙中山在世时的领导模式，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支持。
1925年5月，在北京的汪精卫收到了廖仲恺、许崇智和蒋介石发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南返参加紧急会议。
电报的起因是胡汉民宣布要由他来接替孙中山留下的“总理”之位，变“代理”大元帅为正式大元帅。
由于胡汉民的“代理”大元帅地位是由孙中山北上之前临时指定的，虽然这一权力的授予缺乏法律依据，但是谁也找不到合法的方式将胡汉民撤换下来。
只有时任广州政府高等顾问的鲍罗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他授意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织会议，讨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人问题。
这次紧急会议是在汕头附近召开的。汪精卫认识到胡汉民上台后的威胁，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回广州，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阻止胡汉民专权，决心不让广州落入没有出席会议的胡汉民手中。
具体的办法就是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
此后在鲍罗廷重新搭建的广州政治舞台上，汪精卫脱颖而出，跃升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两主席，成为广州的军、政首脑人物。
胡汉民在这场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失去了最高地位，成为7月1日成立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之一、外交部长，因而他心生怨愤；廖仲恺一如既往地是广州革命政权的忠实支持者和骨干领导人。
孙中山逝世对正在走向全国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遗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各种矛盾在这个真空里以不同的方式碰撞、激化。
随着孙中山逝世时日的渐渐远去，被他在世时强压着的国民党内反苏力量日益突现出来，国共合作的局势变得复杂迷离。
还在孙中山刚刚逝世时，外电就报道国民党内部将产生分裂，弄得汪精卫、孙科等人不得不立即出面辟谣。
其实，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内部分裂的。在北京的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公开喊出了“反苏俄，各派老民党大团结”的口号。他们不顾孙中山正处病危之中，于3月8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举行集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准备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代之。
对此，鲍罗廷向他的上级报告说：
在孙逸仙去世前几天，当大家都已清楚，他没有康复的希望时，国民党右派就采取了分裂党的第一个步骤。他们未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允许举行集会，成立了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新党。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俱乐部章程同党章没有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其成员资格仅限定为四类国民党员，即只有1911年革命前加入革命同盟或同盟会的党员、民国元年的党员、国民三年以后的党员和民国九年以后的党员方可成为俱乐部成员。
这就是说，新党不允许最年轻、最革命的分子，而首先是共产党员加入其队伍。
新党由国民党的“老近卫军”组成，它在中国是最保守、最落后和最反对革命的，其组成成分是很不协调的，未必可以称之为近卫军，倒不如称之为老破烂。
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章太炎、唐绍仪等人仿效北京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公开声明对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表示同情。先前成立的“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也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各省驻京护党委员会联合会”，并发表通电推波助澜，声称：根据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现在时间已经满一年了，因此“兹特郑重宣言，该中央执行委员会自本年一月二十日起，所有一切行为，经已完全失效”。
于是，谢持等人主张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二大”，否则就自行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大会”，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冲突激化。
同时，各种敌对势力都想趁机扼杀中国南方革命基地广州政权，觊觎广东大元帅之荣耀地位已久的唐继尧，联络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和陈炯明、林虎、段祺瑞、邓本殷以及港英当局代表，组成所谓“联唐派”，于5月中旬在香港皇后酒店举行集会，密谋内外夹攻，推翻广州政权。
鲍罗廷在决定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的时候，也看到了委员制的弊端。
他知道，委员会如果缺乏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是一事无成。
依据鲍罗廷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历史的了解，他心里清楚，自1894年以来，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曲折变幻的革命斗争中，虽聚散不定，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孙中山的政治威望以及三民主义作为号召的旗帜。
鲍罗廷亲身参与的国民党改组及其后的斗争历程表明，虽然有右派的捣乱和搅扰，也因为有孙中山的个人威望以及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纲领，国民党仍然能够维系其组织的凝聚力。
但是，现在孙中山不在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孙中山去世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围绕着遗嘱的真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期、召开二大的地点以及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等问题在北京争论不休，几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生前成立的负责政治方针决策与重要人事任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自然发挥着权威领导机构的作用。
而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核心，国民党中央权力自然也就主要集中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身为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几个人身上。
鲍罗廷心里清楚，在孙中山逝世、党内又缺乏资深望重者替代他的情况下，就需要有关键性的东西来维系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他向汪精卫、廖仲恺和蒋介石指出：
有两个武器能够使国民党人团结一致，它们一个是孙中山的遗嘱，一个是党的纪律。
因为，孙中山虽然已经逝世，但他在党内的威望仍然存在，他的遗嘱能够唤起党员团结奋斗的自觉性：孙中山生前所制定的党的纪律，可以用来约束党员的行动，强固党的组织。
鲍罗廷的话使汪精卫等人深为佩服。
孙中山离世后，鲍罗廷不仅是他们的智囊和高参，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他们的主心骨。他们遇事总是与鲍罗廷商量，而鲍罗廷在大政方针上总是能够及时给他们提出管用的主张和想法。应该说，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广州的权威的建立和地位的稳固与提高，不仅仅是靠他的高等顾问的地位决定的，更主要的是来自他的政治智慧与驾驭局势的能力。
为了尽快实现国民党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决定于5月18日至25日召开一届三中全会。
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随孙中山到了北京，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撤离北京。因此，这次会议先是在北京开幕的。
但是，谁知会议刚开始就遭到冯自由的捣乱。
冯自由因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而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党籍，他听说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就硬闯进会场，强行要在签到簿上签名。他的行为自然遭到阻止，但是他竟赖着不走，使会议无法进行。
由于冯自由的捣乱，全会遂决定迁往广州继续举行。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三中全会是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国民党领导人要通过这次全会向全体党员也是向社会各界表明：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将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前进！
会议按照鲍罗廷的建议，高举“总理遗嘱”和“党的纪律”两大武器，整顿国民党人的心神，收拾国民党员的人心，达到统一国民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目的。
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的决定，向全体党员申明：
(一)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三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决议。
(二)本党各级党部、党团之一切会议，在开会时须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会众应全体起立肃听。
这一决定，不仅使邓泽如不怀好意掀起的所谓假遗嘱风波得以平息，而且开启了一项国民党机关的活动仪式。
据记载，1925年4月23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第一次诵读孙中山的政治遗嘱。
此后，这一仪式便成为国民党机关活动的惯例。
为了以党的纪律为准绳，约束所有党员的行动，会议明确指出：
总理在时，总理之人格为一切主义、政纲、策略之保障；总理既没，则保障总理之一切遗教者，帷有本党之纪律；而信仰总理之人格，接受总理之遗教，即为纪律之基础。自今而后，我全体同志必须以至诚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党之纪律为无形之总理，然后国民革命之伟业，乃能迅速完成，愿全体同志共勉之！
全党同志更应该以最善之努力，于最短期间促成开国民会议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二事。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在强调执行孙中山遗嘱和遵守党的纪律的同时，还再次肯定了联共政策。
在会议通过的《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事训令全体党员》中，重申了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并且再次指出：
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加入中国国民党，系为接受本党之主义与政纲，而负实行国民革命之责任者。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惟既加入本党者，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此则至为重要者。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各种决议和宣言精神，是经过痛失党的领袖、各种政治主张激烈争论和当面较量后产生的，体现和肯定了鲍罗廷与孙中山以往合作的重要成绩，即继续保持国民党改组的成果，继续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宗旨，继续发扬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继续奉行联俄联共政策，继续制定“以党治军”的准则。
同时，会议又通过了执行总理遗嘱和遵守党的纪律的训令，保持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为鲍罗廷在后孙时期开展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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