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推动的革命事业，是关系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否顺利发展的大事。
在中共出席大会的代表齐聚广州、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的1月18日，鲍罗廷将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于树德等20人召集到一起，举行了一个党团内部会议”。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用鲍罗廷的话说是“自己人的会”。会议由鲍罗廷主持。
这次会议有两项内容：
一是讨论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们言行一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集体行动的组织纪律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国民党右派对中共代表的挑衅，这就涉及中共各地的不同代表团之间的互相联络和信息沟通问题，会议主要讨论在中共参加大会的代表之间，采取何种有效办法及时沟通信息，应对意外情况，又不至于引起国民党右派的猜忌；
二是鲍罗廷在会上通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过程，以及定稿的宣言的主要精神，通过这个报告明确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和工作方针。
这次党团会议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解决中共代表们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工作方式问题。
会议后半部分的内容是鲍罗廷通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过程，代表们就宣言的4点分歧问题也展开了充分的辩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之后鲍罗廷就中共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针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描述了国民党中的各个派别，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任务。
总之，这次中共党团会议，在鲍罗廷的指导下，明确了中共对国民党代表大会和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对于顺利召开好国民党一大起了很好的作用。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北京的加拉罕在写给莫斯科契切林的信中对中共的“良好举止”大加赞扬。
他说：
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言论给党（指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
对于鲍罗廷来说，经过千辛万苦的激烈斗争而起草出来的宣言草案，是不是能够顺利在国民党一大上通过，还存着无法消除的疑虑。
因为鲍罗廷知道，那些反对宣言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右派们，他们一直在想尽办法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力图使他取消宣言的发表。
他们每天晚上开会，奔走于孙的后院，竭力用通过宣言的灾难性后果来吓唬他。
不仅如此，他们还鼓动国外的国民党人从海外给孙中山拍发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会经过鲍罗廷走向“赤化”，最终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等等。他们甚至在某些害怕分裂的左派队伍中制造混乱。
这种混乱已经迫使宣言起草者删去了关于建立由大土地所有者等土地构成的土地储备这一条。
现在，为自己在土地问题上取得的胜利感到心满意足的右派在马不停蹄地工作，要把宣言一笔勾销。为了说服孙中山放弃宣言，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最让鲍罗廷担心的是，面对右派轮番做工作的孙中山，却是一个奉行极其有害的“尊敬前辈”的政策者。
所谓“尊敬前辈”的政策，就是对那些入党20年，并每次集会都向他的肖像鞠躬的那些人表示友好的政策。
果然不出鲍罗廷所料，孙中山动摇了。
大会的第4天，即1月23日，按照国民党一大日程表的安排，是代表大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行表决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孙中山就派人把鲍罗廷请到大会秘书处。
待鲍罗廷一坐定，孙中山就向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即是否最好完全取消《宣言》，代之以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建国大纲》。
他表示《宣言》的“原则”只能引起他的国内外大多数支持者的反感，是不必要的。
鲍罗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记述了他当时的感受：
这些恰恰是我所担心的。还在动身去那里时我就确信，他正是要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从保持代表大会完全一致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消除任何摩擦的角度来看，他最好是取消委员会提交的宣言，提出他本人的纲领，从而保持一切不变。
右派不会有任何理由反对他的纲领，相反，他们还会表示欢迎，把它视为摆脱宣言所提出的那些该死问题的最好办法。
但是，鲍罗廷心里很清楚，孙中山的纲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目前的局势，也没有指出摆脱这种局面的任何出路，而是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想。
按照这个纲领的设想，是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
可是，他的纲领没有一句话谈到所指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能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切，应在中国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来实现他的乌托邦。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本土的特别是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自然都乐意接受这个纲领。在国外，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国民党人现在正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担心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有可能招致对他们的驱逐。
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宣言，孙中山为了避免同他们发生任何摩擦，同意取消宣言，并提出自己个人的纲领。
这是真正的危急时刻。取消宣言就意味着召开代表大会毫无用处，就意味着国民党的那些毫无意义的空话依然存在”。
自然，鲍罗廷对孙中山提出的问题一口回绝。他认为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他坚持宜言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和纲领具有同等重要性。
宣言作为“运动的指导性和决定性文件”必须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原则。
鲍罗廷后来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一般说来，要使孙改变主意是困难的。他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是从国民革命运动的具体任务出发的，而是从这个运动100年后的远景出发的。
我对孙中山说，纲领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它不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因为在宣言中第一次多多少少明确地谈到了党的直接任务，以及党如何理解自己的政治原则。
我认为，如果说政府纲领本身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那它自然也不会有害处。
但是，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那么它就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
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在谈话中我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
显然，鲍罗廷作出了让步。他认为，公布孙中山的纲领不会有什么害处，何况也不能用任何力量强迫他取消这个纲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己会明白，用乌托邦是不能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的，那时他自己也会取消这个纲领的。而宣言作为对中国迫切问题的反应和回答，恰恰会将国民党内所有精明能干和相当出色的人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
对于鲍罗廷来说，他想得更加深远：
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
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有利于鲍罗廷做工作的事件。这件事是孙中山召见鲍罗廷的第二个议题。
它使鲍罗廷因势利导，对孙中山作出放弃取消宣言决定起了积极作用。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一些报刊上刊登了孙中山与美国大使舒尔曼的谈话。
孙中山同舒尔曼谈了3个小时，孙向舒尔曼表示，即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他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结余。
舒尔曼答应，如果广州政府把关税结余只用于改善广州河流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的话，他会协助友好解决关余问题。孙表示同意。
但他责备了舒尔曼乃至列强诸国对待中国的不公正态度。
孙说：
“列强拒绝承认按权力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我及我的政府进行斗争，同时，他们不是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以自己的干涉裁减督军的军队，反而支持督军。”
他对舒尔曼说，如果所有督军都裁减军队，只保留维持秩序的警察，在这种条件下他准备参加讨论现状的华盛顿圆桌会议。
结果，舒尔曼大使只公布了全部谈话的一些片断。
这些片断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孙中山为了裁减督军的军队，赞同外国人干涉中国人的事务。这无疑对孙中山的爱国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鲍罗廷在报告中记述道：
孙问：“您怎么认为，以我的名义发表的这个声明会造成怎样的印象？为纠正这种印象，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对此，我回答他说：现在他沉默就意味着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进行干涉的声明等是属实的，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宽恕他这一点。
即便讲的是由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敌人解除督军的军队，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
如果说声明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他同舒尔曼谈话的意思，那就应当立即辟谣。而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宣言的演说可以成为辟谣的一种形式。
在演说中可以明白清楚地阐述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做斗争的问题，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专有权做斗争的问题，关于废除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
在这种场合，孙中山有极好的机会消除关于他同外国人妥协和拥护外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一切臆测。
这样的演说将在全世界发表，到那时，美国大使舒尔曼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勒索的企图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在进行谈话时，鲍罗廷不禁抓住这个事例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您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
难道您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鲍罗廷对孙中山说，月前您要拿定主意，是在被压迫的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国家同帝国主义世界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呢，还是为争取正义者的权利而斗争？
一句话，也就是说，您当前要做出决定：
您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呢？还是依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其他类似美国的国家的代表们对中国进行干涉？
整个谈话期间，孙中山不同寻常地频繁点头并作出其他赞同的表示。
实际上，孙中山此刻必须作出选择：
是站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考虑到他统一中国的目标，那么接受宣言势在必行；认识到鲍罗廷无意后退，他终于向鲍罗廷的推理、劝说和鼓舞屈服。
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抓住鲍罗廷的手，用力地摇动着。他激动地走下楼去，回到主席的座位上。
孙中山走后，鲍罗廷长舒了一口气。他又成功地排除了一颗“地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一场关于宜言也是关于国民党一大的危机。
因此，孙中山作了一场很好的关于国民党宣言的报告，并成功地主持了热烈的讨论。他在大会上为宣言做的报告把反对派压得喘不过气来。
最后，全国代表大会赞同宣言草案。在大会代表投票时，孙中山第一个投了赞成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隆重召开。
会场设在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大钟楼旁边的大礼堂。会场内外到处悬挂着国民党的党旗，礼堂正面墙上高挂着孙中山的大幅肖像。礼堂还设有主席台，主席台左右列有秘书、书记案，两旁是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席位。
来自各省和海外160多位正式代表以及列席会议的近200人齐聚大礼堂，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隆重而庄严。
对于这次国民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加拉罕与鲍罗廷一样，怀着紧张而欣喜的心情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步进程。
事后，他在写给莫斯科契切林的信中说：
关于代表大会本身，应该说，正像您已经知道的，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过去党从来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孙本人就是党的的权力的唯一源泉、党的唯一权威、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唯一来源。所以，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党的历史上而且也是国民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为国民革命组织，为它的战斗核心奠定了基石。
…代表大会由160位代表组成，按其思想倾向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右派大约由30-40人组成，左派，也有30-40人，以及中派80一100人。我是根据最初的报道提出这个大致的数字的，因为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很难完全准确地分清派别，因为还有大批不能确定其面貌的动摇不定的分子，等等。
当孙中山宣布大会开始时，礼堂响起了不同寻常的奏乐声，是国民党党歌。代表们全体起立，向国民党党旗行三鞠躬礼，向孙中山行一鞠躬礼。
孙中山在致大会开幕词中说：
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应该说，这是莫斯科援助下的国共合作进入“新纪元”。
接着，孙中山为大会作关于中国现状和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
他指出：
“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围绕着这个大会宗旨，鲍罗廷到广州后几个月来所做的工作包括参与起草的各种文件，都将在此受到与会代表的严格审议。
由于鲍罗廷的身份特殊，他没有出现在一大开幕式的会场。但是国民党这场有史以来的盛会能够得以召开，虽不能说全是他一人之力，但至少也是功不可没。
担任大会主席的林森在最后总结时说道：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过情形，原来十分完备美满，因成立时系由总理（指孙中山）指派九人，而此九人又皆有其他职务，当时犹未想到有今日如是之成绩。今日有此成绩者，实以得俄人鲍君之力为多”。
这是现存的国民党一大会议记录档案中第一次正式出现“鲍君”二字，而且是出自于由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五人主席团”（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成员之一的林森之口。
说明鲍罗廷的付出和努力就连反对国民党改组的右派也无法否定。
孙中山对于鲍罗廷的工作也表示了满意。
他在给苏俄外长契切林的回信中说道：
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
就在林森担任大会主席（孙中山因事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对鲍罗廷不得不如实称赞其对国民党一大的贡献的这一天，即1924年1月21日，莫斯科失去了一位与这次大会有直接关联的伟大人物。
他就是共产国际创始人和俄共党领袖列宁。这天下午6时50分，列宁因病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与世长辞，终年54岁。
22日，斯大林等全体俄共中央委员前往哥尔克村致哀。23日下午，列宁灵柩移往莫斯科，由俄共党和国家举行追悼仪式。
1月25日，列宁逝世的消息才在广州传开。大会正在进行时，孙中山匆匆来到会场，中断了大会正在进行的议程，以悲痛的心情向各位代表宣布：
“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
接着，孙中山对大会代表演说，极力赞颂列宁。
孙中山讲演完毕后，又请鲍罗廷介绍列宁的生平与业绩。于是，鲍罗廷第一次走上大会前台，出现在各位代表的面前。
他为悼念列宁逝世，给各位代表作了一场题为《列宁之为人》的真诚严肃的演讲（由伍朝枢当场翻译)。
鲍罗廷的演讲几次被掌声打断。
根据孙中山的提议，这天担任大会主席的胡汉民决定，以代表大会名义给莫斯科发唁电。胡汉民还请各位代表起立，向“俄代表”鲍罗廷一鞠躬，“表示哀忱”。
为了表示对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的沉痛哀悼，大会决定“延会三日”，广州各机关下半旗志哀。
当天，广州市政府、孙中山的大本营，都降下半旗。
孙中山还以个人的名义致电苏俄驻华全权特使加拉罕，对列宁的逝世表示哀悼。随后，各地还开展了广泛宣传列宁生平及业绩的悼念活动，“以俄为师”的气氛被逐渐推向高潮。
1月30日下午，国民党一大接近尾声。
大会秘书长刘芷芬总结大会时说：
“此十天经过情形，最大者，如通过宣言案、章程案，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三事。”
孙中山在致闭幕词时指出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他号召“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下午3时50分，国民党一大在全场高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的热烈气氛中成功闭幕。
直到此时，鲍罗廷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国民党一大对鲍罗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在法律上批准了鲍罗廷在广州进行的变革，它改组了国民党，使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并占据了领导职位，它承认了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系。
总之，国民党一大使鲍罗廷在中国南部推行的整个计划有了合法地位，成为他到广州4个月来的活动的顶点。
虽然此刻，鲍罗廷可能还意识不到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开启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使之成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但他至少明白，他已经初步实现了来华使命，可以告慰刚刚逝世不久的列宁的在天之灵。
国共合作虽然是马林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得到了列宁的积极支持。还在1922年1月莫斯科召开远东大会时，列宁就抱病接见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专门询问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他明白，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对莫斯科实施“东方战略”具有巨大意义。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使国共合作在真正的意义上进入实践领域，标志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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