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
1962年9日15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
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
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9月20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距塔格拉只约32公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
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
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面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湖到英国统治的末期。
1947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1947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
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
在现任军事情报机关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说话很有分量。
这种影响，归根结底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乃面的条件。
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到了1960年初，马立克曾判断：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
而1962年秋，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
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
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
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很多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盖或捂住，其企图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官方企图缩小塔格拉山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就像企图用灭火器，去扑灭燎原大火一样。
批评政府的人认为，即使只有一名中国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没有把他立刻驱逐出去，那么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全国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部队大举越过这条线，那么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应该激烈得多。
自由党很快提出要尼赫鲁辞职，因为他“完全不能保护印度的边界”，人民社会党则要求政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印度政府的发言人在介绍当时情况时表示，在政府看来，印度不能对中国的挑战不闻不问，因为如果让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筑工事，驻扎下来，那么，中国部队就会沿麦克马洪线全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试探和渗透活动。
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的发言人和官员们，就这样含蓄地表示政府将采取行动。之后，他们还表示印度完全能应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他们就助长了那种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政治要求，也促使人们指望政府会很快采取行动。
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所作的保证，是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计算，一直是盲目乐观的。
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东北边境特区情况的无知。地图上只有几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的军官们估计部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可走到，而实际上部队可能要在高山中走上几天。
不管如何解释，森将军起初告诉过文职官员，在9月21日前，在克节朗河地区将集中一个整旅的部队准备出动迎击中国部队。
事实上，直到10月初，才只有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克节朗河增援那半营旁遮普部队。
陆军总参谋长塔帕尔将军，虽然不接受前方指挥官们的看法，即认为要用能够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兵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军事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对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也感到不安。
在9月22日国防部的会议上，塔帕尔说他觉得中国大概会对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进行报复，或许会把中国的主张线以东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
国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计：
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给中国部队一次猛烈的打击，以显示印度力量，不仅会使他们在那个地区后退，而且会使他们以后对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行动，采取更为默认的方针。
因此，9月22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军队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
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
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
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
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
几个钟头后，书面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通盘的决定与前几次会议所讨论的相同，即陆军应作好准备，并尽速将中国部队赶走。据此，指示陆军参谋长，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的中国部队。
命令是由国防部一个地位不很高的官员施·克·萨林签署的。
对塔帕尔将军来说，根据他军事上的判断，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他的部队是没有能力对付的。
他根据一生的军事经历和受过的训练而提出的警告，被当时在西半球正忙于联合国大会事务的部长扔在一边。
塔帕尔没有胆量来对抗尼赫鲁。塔帕尔于是接受了上述命令，并把它传达给东部军区。
9月22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中国军队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
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像镇压国内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只有一个排的兵力的印度部队，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
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
于是东部军区森将军，命令第4师师长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
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师长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师长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
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外，没有别的用处。
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
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
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的地方，到僧崇(的山包，从这个山包可以从背后和侧翼进攻中国沿河的阵地。
但即使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国方面不会增援，也不会对印度的推进采取相应行动，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后不进行认真的战斗就后退。
这就是新德里的设想，第7旅旅长达尔维，就得根据这种设想来制订方案，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所推断的中国部队的可能反应来制订方案。
在增派更多部队之前，需要空投和储存整个旅的三十天的口粮，要运来供一个旅进攻用的最低限度的火炮，即一个半中队的野炮和炮弹；还要有小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用的足够的弹药以及一个旅的全部的武器。
要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资在克节朗河储存好以后，作战行动才能开始。所需物资共计五百八十吨。
要一个旅进攻一营装备齐全、固守若居高临下的阵地的敌人，要求这些物资决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这又是根本办不到的。
哈东山口的陆路只能运送少量物资，况且脚夫也很少。一切物资都要空投到这个地区仅有的一块平地上，它在名叫章多的地方，在河的南边，比河面高出二千英尺。这个空投区很小，只有达科他式飞机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种飞机可以飞得很慢，有可能把载运的物资投到空投区里。
即使这个地方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补给点，因为它距离部队的主要阵地太远，一切物资都要由士兵自己从这里经由陡峰难行的小道搬往前沿。
可能空投给这个旅的炮，只有那些伞兵携带的小炮，它们的射程甚至抵不过中国步兵用的迫击炮，所以没有多少用处。更有甚者，这一切都有一个期限。
除非所需物资在10月10日以前运到，否则就要在六个月以后才能行动。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作战行动必须在此以前完成。
三十三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9月26日乘直升飞机到伦坡。
他看了第7旅旅长达尔维的方案，建议把所需物资写得再多些，并写上应当更加审慎行事的意见。随后他同意了经过修改的方案，并把它作为他自已的方案，在9月29日拿到东部军区交给了司令森将军。
这时，在新德里的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大党和反对党，都感到不耐烦了。从一开始官方的评论和情况介绍就是满怀信心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也没有真想保密。他们认为只要印度“嘘”一声，就可以把中国人吓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
这种认为印度的目标能很快地、轻而易举地达到的乐观想法，开始时激起了公众翘首期待的兴奋心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政府所作的保证并未见诸行动，已经泄露出来的要发动进攻的诺言也没有兑现，公众原先对政府表示的决心所感到满意的心情冷了下来，转而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
记者和政界人士一再抱怨，陆军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交给它的任务？
印度政府官员们则加以搪塞，说是前方指挥官们办事拖拉，甚至比拖拉还要糟糕。
一些官员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毫不隐讳地把上述情况归咎于前方的军官，归咎于三十三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将军。
9月29日，三十三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从伦坡到了勒克瑙东部军区，向司令森将军递交了书面意见和行动方案。
森将军拒绝接受乌姆拉欧·辛格所开列的作战行动所需物资清单。乌姆拉欧·辛格军长提出书面抗议。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看来很尖锐。
但事实上对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把行动迟缓的原因全都推到乌姆拉断·辛格军长身上，然后顺势免职就是了。
东部军区司令森提请陆军总部，注意乌姆拉欧·辛格军长的书面抗议，并说这证明辛格脾气很大，采取不合作态度。10月2日，塔帕尔参谋长和东部军区司令森，请国防部长梅农批准撤掉辛格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梅农同意。
由谁来接替乌姆拉欧·辛格军长的问题暂时被挂了起来。
不过，梅农、塔帕尔和森商定，不能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而应当成立另外一个军去负责东北边界的作战行动。
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是要使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突然。
如果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职务，人们必然会提出问题。假使真相透露出来，他之所以被免职，是由于他对政府已答应的对付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否切合实际的问题，同上级有意见分歧，那就泄露了内部秘密，公众和政界就会鼓噪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应当悄悄地把他换掉，而最不露痕迹的做法是让他继续当一个军的军长，但解除他指挥东部边界作战行动的指挥职务。
要这样做，最实际的办法是把第三十三军的任务分成两部分：
对那加人和对东巴的边界上的作战行动，移交给一个新成立的军负责，由乌姆拉欧·辛格指挥以保持连续性；
第三十三军继续负责东北边境特区作战行动，但由一位新军长指挥。
国防部长梅农、总参谋长塔帕尔和东部军区森将军，既要不动声色地把三十三军军长乌姆拉欧·辛格弄掉，又要使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这就促使他们集中了所有可以采取的办法中的最不利的因素。
如果按照通常的建制调整进行这种变动，那么就会给予几个星期，最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组成一个新的军，并使它把任务担负起来。
而在一夜之间白手起家组成一个军，并且一组成就要担负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这在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新的军番号叫第四军，起初只是一个空架子。但是谁来当军长的问题，就摆在印度文官面前，他们需要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
这样的人倒是现成的——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将军。梅农本来是反对这位参谋局长在边界形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度假的。但考尔指出，尼赫鲁、梅农都拟于9月份离开印度，并坚持要休假。
听说尼赫鲁10月2日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考尔10月1日匆忙回到新德里。
第二天，总参谋长塔帕尔就，叫他重新管起参谋局长的工作来。到了10月3日深夜，又决定由考尔去负责新成立的第四军。
在这样的时刻派参谋局长去当军长，是不寻常的。如果重大的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作为陆军总部关键人物的参谋局长，是起着与军长一样的决定性作用的。
只有在参谋局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出色指挥官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才合乎道理，然而考尔只是个不学无术的文官。可是他自己把指挥一个新的军，看成是一举成名的机会。作为前进政策的创始人，考尔也深信中国不会对印度的挑战作出大规模的反应。
考尔从未亲自指挥过部队作战，眼下他有机会去负责一项关系重大而又痛痛快快的作战行动；这个行动可以迅速地、戏剧性地完成，使他能满载胜利，回到对他深表感激的首都。这真是考尔得意洋洋的时刻。
尼赫鲁和梅农认为考尔担任指挥，他们就可以指望在议会复会时或者复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
印度所有政府搞错都深信，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将是酣畅淋漓的，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
一边是尼赫鲁和梅农，一边是塔帕尔参谋长和东部军区森将军，印度军方决策层的4个人都深信，如果中国不作出反应，军事行动可以迅速地胜利完成：尼赫鲁和梅农则深信中国人不会作出反应。
10月3日，考尔通宵忙于挑选军部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原三十三军军部提斯浦尔，这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关头。
他的同事后来在作证时说，他在飞机上告诉他们：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会把他的任命登作头条新闻，他还说，假如他的使命失败了，政府也就雅难免要垮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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