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达到一定流量就会形成道路。但直到国家社会发展到相当复杂的层次，道路始被纳入行政体系，以满足制度性、固定化的人员、物资与信息空间移动的需求。“周道”就是政府规划并管理的国家道路。
它是针对何种交通需求而建设？
“周道”上最大宗的物资运输，为诸侯对王室的贡赋。这也是一种政治经济。
《诗经·大东》说：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诗意就是感叹财富自“周道”流向首都。
贡赋既是向心状流向，在陆路运输的体系之下，首都以居“土中”为便。
故周武王择洛邑为东都的理由是：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西周二都之中，宗周处于四塞之地，汉、唐时期，关东的物资尚需以水、陆交替运送始能抵达长安，颇不便利，而成周则是“土中”，且四周“居易无固”，故成为贡赋中心。
《兮甲盘》载：
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
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负担纳贡义务。
子产曾经说：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
语出子产，自有相当的可信度。
诸侯贡纳的物资，主要为布帛、粟米与力役。
《兮甲盘》说：
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入。
成周是收取南淮夷进贡的中心，征调的物资则有“帛”、“积”与“人”，应即相当于孟子说的：
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恰好符合唐代的租、庸、调。此三者应是中国古代政府的常赋。
除了租、庸、调之外，矿产也属重要物资。
中国“青铜时代”，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攸关统治，然自商代以来，主要矿区似均在“南土”。
《禹贡》载“扬州”及“荆州”：
贡唯金三品，“金”就是铜，产于荆州和扬州。
至今考古发现保有西周时期采矿遗迹的铜矿有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市铜岭遗址以及安徽铜陵铜官山矿脉，均位在长江以南。
早期文献如《史记》、《汉书》均载锡矿产地于长江以南，金正耀认为商代锡矿均需自云南输入中原，周代恐亦如是。
因此，周人必需打通北方与南方矿区的运输血脉。
矿石的数量大、质量重，长程运送较适合采用水运。然而，西周时代南北之间尚缺乏连贯的水运体系，故只能由陆路输送。
《□敖簋盖》证明了这点：
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而易鲁□敖金十钧。
以“百车”运送“金”至鲁国，说明是陆路运输，很可能是经由“周道”。
金文留下运送矿产的记录。《曾伯□□》载：
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具既沛滂。
“繁阳”是著名的铜产地，惜其位置不详。从铭文看来应属“淮夷”的范围之内，也可能达到长江沿岸。
“金道”是输铜之路，“锡行”是输锡之路，其具体路线可能是由随枣走廊南下汉水与长江中、下游矿区的通路，相当于前论“宗周——武关——南阳盆地——随枣走廊——江、汉之浒”的“周道”的一部分。
近年来公布的西周中期《士山盘》证实周王朝曾派遣大臣掌理商密地带鄀国与诸国的“服金”，征收、管理贡献的矿石，证实“宗周——武关——南阳”道为“金道锡行”的一部分。
《诗经·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百两”即“百乘”，可见运输量十分庞大。
其路线可能涉及“成周——南阳——江、汉”以及“宗周——晋地”等“周道”。
除此之外，尚有林林总总的物资经由“周道”运输。
《尚书·禹贡》成书较晚，然其记载的方物之贡亦有合于古制的成分，如其载荆州贡献“包匦菁茅”，合乎齐桓公伐楚时声称的：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又如《禹贡》载“九江纳锡大龟”，亦非无据。
今本《竹书纪年》记厉王时：
楚人来献龟贝。
《今本》虽未可尽信，然《史记·龟策列传》亦载：
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
出土卜甲亦证明贡龟之事。归纳甲桥刻辞中的贡地记录，商代卜甲主要来自长江流域。
由于龟甲的产地有限，周代的卜甲亦当来自南方。至今西周卜甲均出土于“周道”上的重要封国，包含宗周、成周、岐周与晋、邢、燕国等地，则龟甲又是一经由周道运输的政治与宗教性物资。
总而言之，经由周道运送的物资除了布缕、粟米与人力之外，尚有琳琅满目的方物。
正如《诗经·泮水》所载：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淮夷进贡鲁国，可能经由胡、蔡接上宋、曹的联络道路通往曲阜，而贡物则有珍宝、龟、象与铜锡矿。
由此可见，《禹贡》所载的方物之贡，有一定的可靠性，若能对照其他典籍或考古发现，或能厘清西周时期诸侯国与方国贡献的方物及其运输路线、目的地以及数量。
学者孙作云将“周道”称为周人的“军用公路”，确实掌握到“周道”的重要功能之一。
然而，西周时代，“周道”于军事犹有特殊意义。
车战时代，“周道”与军事相互依存。故东土的“周道”以“四个据点，三条战线”为骨架；北土的“周道”以成周、卫、邢、燕为主要据点；南土的“周道”是通过申、甫、唐、随以达于江滨。
“周道”均经过军事大藩，其分布本身就体现出军事特质。
南土“周道”更是为战争开辟。
《中方鼎》载：
惟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蓺王居在夔真山。
中赴南国贯行是作为昭王南征的准备。
前引穆王时期的《师雍父鼎》载：
隹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胡。
师雍父省道是为了出兵淮夷。
二铭显示开辟“周道”的完整程序：
“省道”是勘察路况；“贯行”可能是开拓路宽、夷平道路，以便利战车通行；最后则有“蓺（yì）王居”，即设立行宫，这可能是御驾亲征时才有的工作。
西周历朝由“周道”运兵的事例甚多：
东征之际，成王、周公以成周为基地，征伐商奄、薄姑，就是循着日后的“成周——鲁——齐”道；昭王南征是由“宗周——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南下汉水与长江沿岸；厉王时期，《多友鼎》记载周军沿泾水河谷北击猃狁，战争沿“宗周——太原”道展开，而《禹鼎》的伐鄂侯之战则系沿“成周——南阳盆地——随枣走廊”的“周道”进兵；宣王时期，《采芑》载方叔率战车三千征伐荆楚，当系沿“宗周——武关”道南征。
战役是一时的，但战争准备是例行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西周时期的太原，并非今天的山西太原：
《后汉书·西羌传》载：
穆王西伐犬戎，获其五王，遂迁其戎于太原。
又云：
九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
宣王时期，《诗》载：
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周宣王三十一年：
王遣兵伐太原戎。
宣王晚期，此地应已纳入版图，《国语》载：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及料民于太原。
可见周方的出征与统治，均至“太原”为界。
平凉于北魏称原州，即是取自太原的古称。所以太原即今甘肃省固原县，位于泾水上游。
就自然地理而言，太原是陇山与六盘山间的最高点，四周众川皆源于此，其面积广大，平坦开阔，自然条件优越。
而太原以北是盐碱地，土地荒瘠，秦昭襄王修筑长城时，缘盐碱地建筑长城，将荒瘠之地划诸塞外，故周人的政治军事活动均以太原为界，合乎地理条件。
汉代在“太原”一带的清水河谷设置肃关，唐代在其四周共设有六关，也是同样的因素所致。
周人经营太原，始自周初，延续至周季。固原县境内曾出土一座西周成、康时期的周人墓葬与车马坑等遗物，显示西周初年已有周人定居，其后穆王徙戎于此，厉、宣之际，周人的远征军数度将猃狁驱逐其外，宣王侧计划于此“料民”。侧贯西周一世，太原均是周人的北方边境。
作为军事之路的“周道”，自然需要持续的管理。
“周道”除了作为进兵道路，军事演习也需要行走“周道”。
周代的演习分两个层次，一种是《左传》所载：
春蒐、夏苗、秋称、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这是地方例行的演习，但也有大规模的全国会师，《左传》载卫国：
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
“相土之东都”地点未明，但无疑是在卫国境内，也就是殷八师的驻地。王于卫国举行“东蒐”，诸侯必然循“周道”集结。
除了“相土之东都”之外，洛邑也会举行大型演习。
《小雅·车攻·序》曰：
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可见东都田猎、军演是古之制度，选址于此可能有位置考量。洛邑为“周道”所集，通达鲁、卫、燕、齐、陈、蔡等国，交通方便，复邻近于殷代的沁阳田猎区，是良好的猎场，故成为会诸侯、操田猎的好地点。军事演习与“周道”自然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数字网络电报通信发明之前，信息移动必须以人员为载体，故政令交通的客体是资讯，却同时包含人员的移动。
军事交通除发生于征伐和演习，军情传递也需要良好的道路。
史料未详西周驿传是否有节级接力的制度，但“周道”依固定距离设置的室、舍与委积，很像有驿站的功能。
这个制度起源很早，克殷之后周公即建议：
辟关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这是牧野之胜后随即建立的旅途供给设施，规律化的距离暗示了接力传递的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供给设施的平均间距普遍提高。
春秋时期，齐桓公令：
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
战国时期，《韩非子》载：
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
可见距离增长的趋势。然而，后代大体固定以30里为一个单位，东汉时：
驿马三十里一置。
唐代：
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
30里大约是驿马最有效率的里程单位。
有趣的是，唯独西汉初期的单位距离与西周相近。
张家山汉律记载：
十里置一邮。南邵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
内陆陆路10里一邮，水路20里一邮，只有边远地区30里一邮。
学者王子今认为，可能是因汉初马政未举，内陆马匹稀少，邮行以步行，故间距较短；西周初期旅途供给设施的间距较短，则可能是因为路政与马政尚未完备的缘故。
《常武》的时代为西周宣王时期，驿传制度可能更趋完备，是以“徐方驿骚”之后，宣王即刻亲征。“驿骚”的路线，可能循洛邑东南出的“周道”，经胡、蔡、陉山至洛邑、宗周，也可能在陉山转入申、甫，经武关道至宗周。
西周政府设置可以归纳为“卿事寮”与“太史寮”两大行政官署，分别掌管世俗性事务与宗教性事务，二者的行政行为都会产生跨地域交通。
中国史上，行政资讯的传递，可追溯至商代初期，《尚书·商诰》载：
归自克夏，至于毫，诞告万方。
即以国书传遍天下，但无法确定是专案传递或已有常设的传书制度。
晚商邮传制度已相当明确，卜辞显示驿传范围已达数百里，沿途有“连”站供使者寄行，但可能尚未以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达。这是周代公务传递制度的前身。
事实上，《周礼》中各种性质的官守均有发布全国性命令的职责，大宰“布治于邦国都鄙”，大司徒“布教于邦国都鄙”，大司马亦需“布政于邦国都鄙”，均是将法律、政令、风教或施政方针发布全国，达成中央集权的施政。
换言之，完备的行政交通制度，是权力集中的先决条件。
西周政府中传递行政公文书的官员，可能称“行夫”。
《周礼·行夫》载：
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
总而言之，西周政府有频繁的布政事项，故需建立全国性的政令传递系统，包含设置行夫为专官，建置“周道”及沿途的井、舍等通信制度。这套公事传递系统在文王时已有规划，克商之后普及于全境，康王、昭王时期已经完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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