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交通史，马车有革命性的意义：
马车是人类发明交通工具以来，运输速度的第一次大跃进，将牛车的4km/h，步行的6km/h,提升到30km/h。
这个极速保持了3500年，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被蒸汽引擎打破。
因此，马车初登舞台，就产生重要的历史影响：
据说马车最早于公元前1700，在美索不达米现身，最初系作为战车。它可以提高机动力，或作为冲锋武器。希克索人、赫梯人皆凭着马车取得惊人的战果。
马车轻巧、迅速的运输特性切合政治与军事需求，加以其制作集精巧与奢华于一身，故初登舞台即与国家权力结合，并成为阶级与权贵的象征。
我们称这一段由马车承载国家主要的政治、军事使命，并被赋予社会荣显光环的时代为“马车时代”。
然而，在此我们遇上一个难题：
中国马车的起源，有人说“本土发明”，有人说“外来传入”，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
中国马车的起源方式，有“外来传入”与“本土发明”二说，是一个争议许久的问题。
解决此一问题，必须仰赖考古证据，文献记载多不足信。
传世文献中，马车起源的传说甚多，例如：
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制彤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初也。
又如：
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作指南车以示四方。
此类记载，不胜枚举，若加以采信，试问是不是得继续采信仓颉造字、昆吾作陶、嫘祖制丝的故事呢？
古人对于器物起源，习于托古于传说中的圣王，一望即知为附会，且多已为考古所否定。
关于车，最早的可靠记载出自《左传》：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
这是春秋时代薛人自述国史，较为可信。然文字简略，地望不明，“车正”的内涵亦不清楚，对于解决马车起源的时间、地点与方式问题，并无助益。
有趣的是，后于《左传》的文本，却有林林总总关于奚仲的说法。
《后汉书》说：
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又如《新语》：
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
以之与《左传》并观，越古越简，益晚益详，显系层累制造出的历史，徒然乱人耳目。
因此，文献记载共有三病：一为叙述过简，二为附会托古，三则有层累制造的现象。不病于此，则入于彼。欲在文献中梳理出历史事实，无异于缘木求鱼。故解决此问题只能仰赖考古发现。
根据考古学方法，证明一件事物的早晚，主要有三条：
(1)不同地域出现相同的物件。
(2)区别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判断是原生地或接受地。此外，该物件是突然达到成熟的状况，或有由简到繁的发展历程——前者是因吸收外来成果，后者则是原创地的现象。
(3)指出传播的路线与过程。
关于传播路径，持“外来传入”的学者认为西伯利亚、外蒙古等地的马车岩画是马车由西入东的轨迹；然而持“本土发明”的学者指出，岩画的时间难以断定，且其图像化的风格，难以与实物对照。
考古方面，近年于偃师商城发现早商的车辙痕，以及郑州商城出土二里岗时期铸造车轴头的陶范，将中国使用轮式交通工具的年代大幅上推。
然而，偃师商城的车辙宽120厘米，不符合马车的定义，亦不同于殷墟马车的轨距，二者的关联性不明确；两件车轴头的外范，其中一件的“两轴头印两侧，各有刀柄和刀前端的印痕。该范原为单刀范，后改为轴头范”，究竟是刀范还是轴头范，颇生疑义。另一件为轴范无疑，然其直径约2厘米，失之于小，应非马车的轴头。
因此，尽管近年的考古发现令持“本土发明”的学者士气高涨，但仍难以重现中国马车的早期发展历程。
事实上，殷商时期的马车均出土于殷墟的宫殿、王陵与高官大墓，以及少数的重要封国。这些地域已经过长期勘探与充分发掘，再发现更早期马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新创文字的字形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定型，而殷墟甲骨文中，马车的“车”字写法有多种变异，显示殷墟时期该字尚处于草创阶段，说明马车甫传入中国的事实。
所以，认为中国马车源于域外，应该是准确的。
虽然，西方学者对于马车的起源地点尚未达成共识，有源自高加索山以南的近东，以及高加索山以北、里海与乌拉尔山(Ural Mountains)之间的南俄草原两种说法。
由于最早期的近东马车只能得证于图像史料与陶制模型，近年于乌拉尔山东麓出土与近东同期或稍早的马车实物，似乎有利于马车“外来传入”说。
然而，乌拉尔山马车的形制过小，未必能符合“马车”——文明史上产生重要的政治、军事、社会与文化交流影响的交通工具的定义。
无论是近东还是南俄草原，马车均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现踪，至公元前15至14世纪，分化出近东、埃及与高加索山南麓的三种形制。其中高加索的马车工艺虽脱胎于近东，却发展出独树一帜的特征：其车轴位于车舆中央，不同于西亚、埃及的车轴位于舆尾；其车轮辐数高达28支，显示工艺的精巧性。
正是高加索一系的马车跨越了遥远的时空，成为中国商、周马车的源头。
高加索系统马车在公元前15至14世纪成熟，相似构造的马车则于公元前12世纪出现于中国，亦即考古学上的殷墟二至四期，或是商王武丁至祖庚、祖甲的时代。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中国马车源自西方的高加索系统，并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为中国运用。
马车在中国社会中被如何使用，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上古的“中国”并非单一的政治与文化实体，而是呈现东、西分立的局面；西方的周人理应更早接收到西来养分。至今虽未发现先周时期的车马葬，无得观其形制，但文献已为马车在先周时代的利用方式，留下了清晰的记录。
以下区分殷商与先周，考察马车不同的社会功能与使用方式。
大规模车战是马车受到组织化运用的最成熟表现。
故我们以车战为指标，比较马车在商、周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关于商代晚期商朝军队是否以马车作战的讨论始于20世纪40年代，学者石璋如认为晚商“车战已大规模通行”了。
时至今日，学界已确认马车并非商朝军队的主力兵种，商代亦未曾有大规模车战的发生。
以下从几个角度说明这个问题，并借以对比马车在商人社会中的不同角色：
(一)至今出土的五十余辆商代马车，均是一车二马。
石璋如所见的一车四马似为唯一的例外。以二马拖驾，动力较弱，不似冲锋的战车。卜辞记载的马车规格亦为二马拖驾。
如：
新马子用右？
新马子用左？
这是殷商卜辞常见的倒装句式。
“新马”是新贡的一匹马，故“子”占卜要用于右马还是左马，再度证明商代一车二马的规制。
(二)卜辞中马车群的最大数量是“六车”，帝乙征危方时俘获的敌军车辆仅有“二两”，并没有大规模运用马车的迹象。
(三)卜辞呈现殷商马车的使用限于田猎与乘车，缺少用于战争的迹象。
伴随马车出土的物品亦显示其为奢侈品。
《左传》宣公四年杜预注“笠毂”曰：
兵车无盖，尊者则笾。
兵士不惮劳苦，战车又系用以冲锋，故不载伞盖。但商代马车却颇多加伞盖的例子。
梅园庄商代高官大墓M1车马坑的车舆口附近有大片红漆，推测是伞盖的痕迹；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M1出土铜车饰一件，首顶封闭，内部中空，外表有纹饰，可能是车伞的盖帽；殷墟郭家庄的一辆马车，车厢有彩饰，铺以红布，马的骆头由海贝组成，相当奢华。
这些现象显示，马车是王室或高官的奢侈玩物，其仅出土于社会顶层的墓葬，故马车的社会功能实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道路现象颇能反映马车在殷商交通中的地位。
晚商道路遗址的案例有限，且均分布于殷墟宫殿区周遭，并无发现郊野地带的道路，颇为局限，但不妨作初步的讨论。
殷墟出土的六处道路遗迹中，三处值得注意：
（1）早期殷墟考古发现小屯村西宫殿区的防卫壕沟西侧道路，宽2.30~5.20米，由碎陶片和砾石铺成。这条道路相当狭窄，不适合马车行走。
（2）2000年洹北商城发现平行于城墙的车道，上有车辙四条，可能为二组，宽220~240厘米，符合殷墟多数马车的轨距，应为马车大道。但仅有二组车辙，可见交通规模并不大。
（3）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现三条道路，两条南北向的道路平行，一条东西向道路与二者直交，是一组城中干道。路宽普遍在10米左右，最宽达到20米。
时代均在殷墟二期至四期之间。三条道路的路面质地不同，东侧的南北向道路与东西向道路均以沙、石和碎陶片铺壁路表，只有局部有车辙痕，说明交通量不大，质地坚硬而多凸起的路表，也不利于马车行进；西侧的南北向道路以黄土铺壁，其上有多重车辙痕，然轨距为1.3~1.5米，并非马车交通的遗迹，且辙痕凌乱，相互辗压套接。
按《左传》载曹刿判断齐师败绩的方式是：
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车辙凌乱，是马车行进缺乏组织的现象，可见马车交通并未受到规范。
殷墟马车的出土脉络与道路现象显示，马车是零星、无组织地存在于商代社会中，作为王室和高官的奢侈玩物，在交通活动中也不具有显著的地位。
马车既未承载政治或军事任务，其对商代历史的影响力自然无足轻重。
相较之下，马车在先周社会中受到制度化的运用，承担起政治与军事重责，并在克殷战争中表现出成熟的动员与组织能力。
由于出土材料有限，尚不足以由车马葬推论先周社会中马车的角色，但文献已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扶风齐家采集周人甲骨云：
卜曰：其衣车马，甶（fú）又。
“衣”意为聚合，殷墟卜辞常卜“衣逐”，即合逐之意，故“衣车马”即聚合车马之意。
《公羊传》载：
大阅者何，简车徒也。
或许就是“衣车马”一事。
唯此版甲骨获自采集，缺乏断代依据，未知是先周或西周初期的实物。不过亦可见周人社会中的马车为数颇众，且有一套召集机制。
西周初期，马车的运输动力提升，改以四马拖驾。
周初长安普渡村的两个车马坑M27与M33均为一车四马；周初张家坡西周墓的M313二号车马坑一号车，也是一车四马：北方周初琉璃河燕国墓亦为一车四马；东土的胶县西庵车马坑，时代同于张家坡墓地，除有一车四马，并伴随出土了弓镞、戈、戟等武器，显然与战斗活动相关。
马车是周军的作战主力。
西周初期的《小孟鼎》记载了周军与鬼方的战争，周军首战俘获：
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散佚）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
俘人□□（散佚）人，俘马百四匹，俘车百□（散佚）辆。
两场战役俘获至少130部战车，周军当投入更大数目的战车迎敌，这是周初已有大规模车战最清晰的记载。
上推至先周时期，文献每每描述周军以马车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战况。
文王伐崇之战中，《诗经·皇矣》载：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注曰“临，临车也。冲，冲车也”，《诗》云以“钩援”和“临冲”伐“崇墉”，可见“临冲”是攻城车，参以《左传》知其为马车：
公侵齐，攻麇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遂毁之。
“冲”就是“临冲”，“郛”是郭城，可见攻郛之车也是以马匹拖驾。《皇矣》是记载马车用于攻城的最早文献。
牧野之战中，周军的战车留下翔实的记录。
牧野上的两大阵营为周人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组成的联军与商军的决斗，两大阵营的背后实有地域与文化的分野，故《牧誓》载武王曰：“逖矣！西土之人”，可说是西土之人与东土之人的斗争。
《史记》载西土联军：
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4000乘或有夸大，但考量西土诸国与草原文化有地缘关系，周人以外的诸国出车兵参战，并非不可能的事。
《左传》记载文王征伐密须，俘其“大路”，这是一种礼车。密须国在泾水上游，其马车有礼仪用途，则密须国可能也有制度化的马车组织。
可见，牧野战场上的西土联军以组织化的战车冲锋徒步的商军，《逸周书》载其战况：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
《诗经·大明》亦载：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源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孟子》则载：
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以上数段引文的“临”、“冲”、“革车”与“戎车”，显示马车的军事装备；“驷源”显示四马拖驾；戎车“驰商师”，即以战车冲锋陷阵；而无论战车数目是300乘还是350乘，必然是一支组织化的车战队，构成强大的武装力量。
以春秋时期的军力标准，卫国：
卫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救、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时期，有车300乘即称中兴，故殷周之际，周人投入300乘以上的战车，其意义就不只是强大的战斗力而已。
马车的生产原料、制造技术、维修与管理，以及车战的号令、进退、阵式组织，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制度，大规模车战的诞生显示先周政府有良好的动员机制与成熟的组织能力，方能将300乘，甚至4000乘的战车投入战场。
这也是周人战胜商人的客观原因之一。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