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20日早上，廖仲恺偕同夫人何香凝女士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首突然遭到一伙暴徒的狙击，廖与陈均被严重枪伤，被送往东山公医院救治，不幸身亡。
当场缉获凶手一人，在他身上获得同谋者的名单一份，并查出行凶武器乃是朱卓文由美国带回来的左轮曲尺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廖仲恺遇刺案”，也称“廖案”。
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等闻讯后曾迅速赶往医院探视廖仲恺。
另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记载：
“同日下午二时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参加会议者除了政治委员外，蒋介石、朱培德、古应芬、罗加且夫、张太雷等出席。
会议根据廖仲恺被刺的情形，决定派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
同时组成了一特别临时法庭，由朱培德为检察委员长，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树人、陈公博、周恩来、陈孚木等为检察委员。
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本来在早些日子已经请辞广州卫戍司令兼职，并于近日获得政府的批准，8月24日他又宣布就广州卫戍司令职，负责指挥调度一切军事，一时之间，广州戒备森严。
正是得益于“廖案”，我们才从历史教科书中知道了有许崇智这样一个人，也知道蒋介石和汪精卫趁机合谋，以他的部下涉廖案为名，将许崇智排挤出广东，从此淡出历史视野。
其实，关于廖案的真相，据有关学者介绍，在这道近代历史迷宫的门前，至今仍弥漫着层层迷雾，枪手虽已经被击毙，但谁是真正的幕后指使人，仍未能查出个水落石出。
但按当时的说法，一般都这样认为：是国民党右派小团体“文华堂”的干将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等人所参与密谋策划。粤军中的反动军官梁鸿楷等也同右派分子相勾结，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因而谋刺廖仲恺。
由于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于是胡汉民在8月25日被蒋介石派出的黄埔军予以逮捕。同日，许崇智也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设计拘捕粤军反动军官。
该会在旧省议会厅举行，遍请了海陆空各军界领袖到会，待中午十二时各军官到齐后，许崇智通知门外卫队，未得本人亲书放行，一概不许擅自外出。于是许崇智旋退入参议室内，把军官逐一叫入问话，把与血案阴谋有关而又证据确凿者拘留关押，计有粤军第三军军长梁鸿楷、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招桂章、第一警备司令梁士锋、旅长杨锦龙等。
他们所统率的部队，也于当天下午被早有准备的蒋介石特别派出的黄埔军、以及由许崇智命令的粤军第二师莫雄部前往用武力加以遣散与收编。
如梁鸿楷驻扎江门、四邑等地部队，派出李济深接替其军长位置前去“处置”。驻扎广九路的梁士锋、杨锦龙两部，则派出莫雄部前往解散收编。其余广九站有少数“叛军”，由粤军第四师许济部负责肃清。
关于这次事件，莫雄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廖遇害后几天，我被召到粤军总司令部（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旁的高大穹形建筑物)参加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汪精卫、许崇智、鲍罗廷、加伦将军等高级将领和苏联顾问，蒋介石坐在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
“许崇智见到我后，说：'廖仲恺先生被人谋害，乃是我党内一件极为严重的事件。现查明，杨锦龙、梁士锋两旅参与行刺事件。革命军队竟干出反革命之事，故决心予以缴械。如今军队混乱，你是我们革命的忠实同志，汪主席、加伦将军、介石以及我都很信任你，决定委你为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命令你去收缴梁、杨两旅武装，决不能有所徇情！’关于'中将师长’的任命，许总说这是'论功行赏'，叫我不必推托。”
莫雄继续写道：
“当时盛传廖仲恺先生被刺实为粤军所为，许崇智在舆论的压力下，也在蒋介石的阴谋策划下，居然利用我的部队，去向许崇智自己的嫡系杨锦龙、梁士锋开刀，他是太相信他的拜把兄弟蒋介石了。但在当时，我亦是怀着满腔义愤，不加思索地去执行许总司令的命令的。”
“我对廖仲恺先生景仰至深…如今许总命令我去做收缴参与谋杀的部队的枪，我只意识到这是向反革命进行还击。杨、梁两旅遂被我缴了械。”
但很有可能莫雄对他们进行缴械是一种假象。
因为当时就有报纸披露说：
当时同去解散收编的有蒋介石的党军，而杨、梁两部却不受降于党军，独独接受莫雄师的收编，大有携手同行之势。
还置评说：
国民党政府8月25日的政变，已经产生一个牺牲者，他就是胡汉民；鉴于许崇智部下莫雄有此表现，将来必再有一次严重冲突爆发，“粤军总领袖之某氏，或将为政变中的主要角色。”
这个“某氏”，不待言明，就是许崇智。
这种评论，真是令有识者毛骨悚然。可惜许崇智对此太麻木了。从后来蒋介石逐他出走的信中可以看出，其实许崇智对百事皆有提防考虑，但唯一没有提防他的盟弟蒋介石。莫雄对他一针见血的批评是对的。
在国民政府的第一次政变中，梁鸿楷等部队既遭遣散与收编，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粤军原有的势力。
从蒋介石与汪精卫后来的种种行径分析，“除胡（汉民）”与“排许（崇智）”事变，表面上似乎是为了“主义”之争，而实质仍在于“政争”。
借廖案逮捕胡汉民，并趁机将他杀掉，这是当时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均有过的动机，尽管后来他们三人在不同的场合对胡汉民表白自己是极力保护他的。
由于证据不足，特别委员会只好将胡汉民释放，并派他前往苏联考察。关于这一点，汪精卫后来有一个说法：
对于廖案，“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大意是表明，胡汉民并没有亲自指使凶手杀廖，但他对周围的人对廖仲恺的敌视并没有及时制止。
胡汉民后来在他的《自传续编》中就此回忆说：
“滇桂军肃清以后，国民政府改组以前，一天，鲍罗廷来找我，他说：'广东的军队，应该改造一下，胡先生看汝为如何？’
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出来，斟酌办理。’
我历来对鲍罗廷总是抱懔然不可犯的态度，丝毫不假词色的。
接著说：'汝为在党历史很深长，对孙先生很忠实，你难道不清楚吗？’
鲍罗廷说：'当然清楚。但胡先生相信汝为可以做革命军人吗？’
我说：'汝为这人，可与为善，亦可与为不善，全在领导的人怎样。就他为党奋斗的历史来看，他总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军人。’
我批评人向来不苟且，论政治党务尤其认真。大概随侍先生久了，不会说假话，便成了习惯了。”
胡汉民接着写道：
“一天，鲍罗廷和廖仲恺来找我，主张组织一个类似宪兵司令部的东西，越乎军队之上。这个组织，权力大于一切，随时可以拿办任何军人的。据说介石也赞成，汪精卫也同意。这时候，共产党正想垄断一切，尽量与中国国民党争领导权，分化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我本来主张军队应该受党的统制，但必须反对受共产党的统治。我认为这个组织，意有所指，尤其集矢于汝为，便坚决表示不赞同。这个组织，也终于没有能成立。”
胡汉民的这段回忆，最明白不过地披露了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之下，早有将许崇智搞下去的意思。
下面让我们看看在“廖案”前，许崇智与汪精卫、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关系。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内似乎已没有一个真正令他崇拜佩服的人物，许崇智与胡汉民不睦，这是众所周知的。
而对于汪精卫，包括加伦将军在内的一些人都说许崇智与他交往甚深，有传闻说汪氏5月自京返粤时，并不先到广州，而先往汕头谒见许崇智，与许磋商政事，显然是为了取得以许崇智为首的军界的支持。数日之后，廖仲恺也与朱培德、加伦一起往汕，如此一来，国民党军政领袖除大本营代元帅胡汉民及正在北伐的谭延闿外，已全部集结于汕头，拥汪之议在此时已成定案。
据陈公博回忆，国民政府成立时，不但国府委员名单由许崇智等做最后决定，汪精卫之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也是出于许崇智的提议。
但许崇智这样拥汪，并未能保证他从此与汪精卫的友谊发展得更深。
汪精卫是潜伏着的政治上的两面人，权力欲望又极重，在关键的时刻自己投了自己一票，才得以坐上那个他想望了许久的位置，这个情况许崇智应该是知道的。
现在，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就表示马上要锐意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成立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改革军制，因此要废除粤军、湘军等诸多名号，统一以国民革命军称呼，藉此去掉军队中的地方色彩，统一军权。
如此一来，所属许崇智很久的粤军总司令的名义也就跟着要取消了。
许崇智虽然被推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长，执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权柄，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对于这个当初主要由胡汉民与加伦将军商议的军改方案，并不那么心悦诚服，并陷于一种深深的苦闷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加伦将军对许崇智的印象很不错，两人的交往甚为融洽，经常一起视察兵工厂、视察广州前线布防与检阅部队等，也为许崇智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许崇智也乐于接受。
作为对加伦将军信赖与友好的证据之一是，1924年底许崇智与加伦作了一番长谈之后，赠送了不少他与孙中山的合照给加伦将军作永久纪念。当东征开始，许崇智决定阵前易帅，自任东征军右路粤军总指挥后，加伦将军又陪伴着他驰骋疆场，一直到东征胜利结束。
加伦将军对许崇智的不满，是自决定说服许崇智回师广州，驱逐杨、刘时开始的，认为他举棋不定，贻误军机，并对许崇智对自己并非事事言听计从大为恼火。
还有一层极为微妙的因素是，加伦将军发现，许崇智越来越显得与自己到中国来的宗旨相悖。
按照苏联当时的战略计划，中国是一个应该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地区，也就是最终要在中国打倒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作为苏联的使者，他们担负着双重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及发现值得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的民族革命组织。
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无疑就是被苏联作为值得帮助的民族革命组织而加以大力扶持的。孙中山也乐于接受，除了试图与列宁的党结盟外，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著名三大政策。
不过，若要马上在中国搞共产主义，孙中山也并不赞成。
可惜孙中山过早逝世，留下了一大团疑惑，纷乱如麻，于是有思想的国民党人各自作出自己的判断与理解，国民党内也就渐渐地分化出具有两种倾向性的派系，这就是联共的左派与剿共的右派。
东征胜利后，许崇智在汕头时多次向外界发表宣言，说在潮梅实行党治与“共产主义”无涉。这令加伦将军深深失望的。
几种因素加在一起，刻意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削弱许崇智兵权的计划开始在加伦将军与胡汉民两人中酝酿了，这就是成立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军权，取消部队的地方色彩，各军总司令也相应取消的缘由。
关于设置军事委员会问题，胡汉民是这样说的：
设置军事委员会掌理全国军务，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凡关于军事之命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军事部长署名，在军事委员会内，设军需等处分掌职务。按理，许崇智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一身兼军事部长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二职，其军权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
但是，关于这点，加伦将军是有这样设想的。
加伦认为：
“经费及武器的分配，那些效忠党的各部队利益，首先是黄埔军的利益，可由军事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支持者来保障。军事委员会须经政治委员会发布指令任命，故保证支持者在军事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并非难事。反对黄埔军和反对其他效忠党的部队的势力，将在军事委员会中居少数，他们只得违心地服从多数的决定，否则，可对他们以违抗论处。…基于上述考虑，决定军事委员会仍然要成立”。
按照加伦当初的设想，这个要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将由汪精卫出任主席，而下达部队的命令，将由军事委员会主席签署，陆军部长和参谋长副署。
“实施副署制的目的在于迫使许崇智在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所有命令上签字，以防他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军事部长由许崇智担任，是“以弥补他失去的粤军总司令职务”，“依照军事委员会的陆军部各自的章程，许崇智这个陆军部长不过是一个门面装潢而已，一切军务概由军事委员会处理”。
经过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后，许崇智也有些膨胀，纵容部下，开赌弛禁，吃喝嫖赌，私自贩运粮食出口等，以致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粤军的声望大跌。
与许崇智放纵自我的形象相反的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的种种“励精图治”，颇为引人注目。
他继续用经过第一次东征检验证实行之有效的“革命军连坐法”等方法，严格训练黄埔军，用“主义”与“理想”激发军人的斗志，还经常带病到训练场地为官兵作长时间的演讲，以致有一次因身体不适而“当场晕下”，令人刮目相看；他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规模擢升黄埔系的军人进入部队各级领导班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又富有力量的蒋氏网络系统，极大地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7月11日，蒋介石于黄埔向许崇智写了封信，密陈“整理军政计划”，信中有警告的意味，批评许崇智对陈炯明、林虎等人仍抱有幻想。
蒋氏的每一句话都几乎说得咄咄迫人，全然没有了过去那种对盟兄的恭敬。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蒋介石还与廖仲恺一道，倡言凡粤军许崇智、梁鸿楷、李福林之军队，皆须以党军(即黄埔军)式训练，且须以黄埔军校学生担任训练官。
对于蒋氏的批评诘责，许崇智感到有压力，因此也曾多次召集粤军军官会议，商讨粤军改编问题，且一再明令不准部队官兵吃喝嫖赌，不准私自贩运粮食出口等，“违者撤差查办”。
但此时许崇智的命令已经显得软弱无力了，他似乎再也难以管束自己已经放纵成性的部队。
当时就有记者在广州《民国日报》披露某要人对许崇智的评论，说：
许氏待下素宽，尤重感情，故对于不当之部下的处理，往往犹疑不决；又云汝为治军，当战阵冲击之际，则勇往无前，常当士卒之先，故每获胜仗。
但在战争之后，于驻防休息之时，则惰气生长，任其部下如何动作，绝不过问，甚至其部下被敌勾结而不知。这些，都与事实有一定的相符。
眼下，粤军已经被放纵成性，加之他们均是老于戎行者，其官兵哪里就肯低首下心去听从黄埔系军人的调教？
恶因由此种下，粤军将领普遍对蒋氏、特别是对当时几乎将国民政府财经、政务大权集于一身的亲共派人士廖仲恺怀恨在心。
双方的冲突迫在眉睫，而冲突的起因，又是由廖仲恺下令派黄埔军前往河南铲除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部的烟馆而引起的。
8月14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数百人赴河南搜查烟馆，李福林大怒，掏出枪指向蒋介石，被梁鸿楷在旁劝止；蒋介石将拿获的证据交给政府，请予以严惩。李福林当晚谒见许崇智，让他向胡汉民交涉，请“勿相逼过甚”，还愤而向许崇智提出辞职。
随后，已经有风声传闻“右派”人士集结河南会议，主张先由李福林宣布对“共产党独立”，李济深、郑润琦等则暗中策应。形势有点剑拔弩张。
稍迟几天，胡汉民又发出命令，限李福林于三天之内，禁绝河南烟馆，否则于8月20日实行派黄埔军渡河，以武力加以解决。与此同时，省政府命令梁鸿楷马上查办所部有反政府嫌疑的三旅旅长卓仁机等。梁鸿楷态度犹疑，而卓仁机等“态度强硬，决一致抗命”。
就在这种背景下，震惊中外的“廖案”发生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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