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广西逃兵被绑在树上，大家拿刺刀挨个捅他
十四岁时，我参加了宜昌保卫战。一九四二年，友军换防，我们从阵地下撤下来后我们在湖北休整。休整期间，军长郑洞国被调去缅甸任新一军军长，第8军军长由103师师长何绍周担任。
何绍周是国民党二把手、参谋总长兼行政院长何应钦的侄子。休整完毕，我们由湖北松滋往贵州马场坪进发。
我那个时候十五岁，部队天天行军天天走，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我是天天走天天哭。
身上一个背包、四个手榴弹和一袋米，没得法走不动，又不会穿草鞋，那草鞋绑得紧紧的，还没有走几步就起泡。
其实穿草鞋要打松一点，穿得松才有活动空间，脚才不起泡，但我们根本不懂。碰到下雨路又滑，湖南又尽是泥巴路，滑了一身泥巴，跟个泥巴人一样。
团长人还蛮好，见我们这样就派了一个医生收留我们，还交代他不准吓唬我们，让我们这些走不动的小鬼在后面慢慢走。
走了有个把月才走过湖南到广西，那以后人就好了，算是撑过来了，每天已经可以走个六七十里了。我们部队到了广西，发现有些广西的兵就开小差当逃兵跑了。
连长交代班长说，班里有广西的士兵，从他家过，要照顾点，不然开小差全跑了。连长让班长把这个广西兵看住了，但这个广西兵就装病走不动，慢慢就掉队掉到后面去了。
部队出了广西以后，有天我们吃完饭半夜又开始行军向贵州马场坪进发，连长让班长提前个把小时带那个广西兵先走，以免总是掉队。
结果我们走到马场坪公路上，就看那个班长死在那里，子弹从他背后打进去的。连长上报团长，团长派了一个排就到处搜寻才找到广西兵。
到马场坪后全团开大会，那个广西兵被绑在桐子树上，团长让我们第三连全连拿刺刀挨个捅他，以此帮班长报仇，也算是起杀鸡儆猴的作用。
三连的人拿起刺刀先捅他下身的大腿和臀部，到最后捅肚子，直到把那个广西兵捅死。我那时候才十来岁，看到这么杀人很害怕，躲着不敢捅。
我们三连的连长李百字（音）是湖南人，这个人看着面善，但其实很凶。之前有个逃兵被抓回来打屁股，他先往鞭子吐些口水，一打一拉，打十几下皮肉就被拉了出来。这个连长心肠不好，结果上了战场他第一个先死。
部队到云南后军部驻扎在文山，我们307团驻在个旧。我们到云南后，卫立煌在文山成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连队说我这个小鬼虽然才十六岁，但已经是个老兵了，还经过几次战斗，摸哨敌人都蛮勇敢，便选我去军事训练班学习。
军事训练班由美国教官上课，教我们使用冲锋枪、火焰喷射器和六零炮那些新式武器，还包括防毒瓦斯。
毒瓦斯有五种--催泪、喷嚏、糜烂、窒息等五种类型。催泪和喷嚏，顾名思义，就是会让人眼睛流泪、鼻子打喷嚏，一听到有人打喷嚏，敌人就晓得哪个方位有人。
糜烂型的就颗粒型的，撒在地上，脚一接触到就开始溃烂。窒息型的瓦斯是最致命的，人一旦接触到以后，呼吸系统有进气没呼气。
美国教官还给我们发了防毒面具，那些防毒面具底下有个滤毒块，用来过滤毒气。
我在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人，这个人叫杨敬才，在军部任上尉号官，河南人，个子很高，很爱喝酒。
他利用“空缺”的手段，把自己的老婆和小舅子跟他一起安排在军部，所以他老婆和小舅子在军部没有名字，但却有军饷收入。
打松山期间，杨敬才很勇敢，看到日本人抡起刀就砍，美国人看了都竖大拇指说“顶好”。后来重庆还给他颁了一个“青天白日章”奖励他。
青天白日勋章
我在文山学了六个星期，一回来我就升任了中士班长。结果我这个不到17岁的一当班长，底下三四十岁的兵心里都不太服气，连长便把副排长当我们的班长，我则变成中士副班长。
到云南后，部队开始给我发步枪。我们是嫡系部队，用的是中正式，每人发一个子弹袋，装八十发子弹，外加两个手榴弹。
中正式步枪最远射程是两千公尺，但最准的是八百公尺以内，那枪不错，打一发推一下，打上两百发子弹都没事，枪口打红了就拿水浇，一样打得好。
发了枪后我背着枪跟部队往湖南走，刚开始不知道要去哪里，先到贵州遵义，遵义离重庆近，可能是去保卫重庆。
在遵义休息了一段时间，任务又变了，随即又回到云南归属到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
佯攻的远征军部队就一个营一个营的下不来，全都死在上面。
我们那个部队大多是贵州兵，103师师长何绍周、307团团长程鹏以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都是贵州人。
何绍周和刘家骥都是贵州兴义人，兴义县跟云南交界，我们部队到距离军长家乡兴义县还有一公里的时候，全军上下就开始休息整顿军容，要求把帽子戴正、风纪扣戴好、带子系好，这才开始进兴义县。
我们从兴义县城过的时候，兴义县的学校学生，县政府的官儿们都拿着那个三角旗来“欢迎大少爷的部队”（兴义县的老百姓喊何绍周“大少爷”）。
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在兴义县城住，因为国民党的兵偷鸡摸狗的什么都有，部队怕扰乱县城，便过了兴义县以后的几个村庄上找宿营地。
兴义县与云南的罗平相隔，兴义的山很大，一天才走一座山，大热天的又没有水喝。下了山就是云南罗平，我们驻扎在县城板桥，这是我们到云南后的第一个驻地，那个地方盛产甘蔗。
部队到楚雄时候，战车团就开汽车来接我们到保山，再从保山步行到惠通桥。
过惠通桥的时候看到好多老兵在偷偷哭，他们怕过了桥就有去无回，前面71军打松山死伤得太多了，尤其是那些被派去侦查日本人火力的部队。
所谓“火力侦查”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去佯攻，看日本人的火力点在哪里。一开始日本人根本不理睬，等佯攻部队到了一定范围，他就火力全开，佯攻的远征军部队就一个营一个营的下不来，全都死在上面。
日本人在松山的工事修得太好了，结构和隐蔽性都很好，你不知道它的火力点分部在哪里，即便找到了，炸弹也炸不透他们的工事。
1军7最后扛不住了，而我们第八军就是来接71军的防，不过我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事，比较无所谓，就是懵懂胆子大。
我们阵地上的交通壕里全是到膝盖深的水，水里面全是蛆。
我们到了惠通桥后，那惠通桥已经修好了，可以通车了。那些车的司机都是美国人，全是开十轮大卡车。
怒江盈江一带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在保护惠通桥，不让日本人过怒江。到了惠通桥以后，那个时候七月初，正是雨季。
怒江正是发大水的时候。惠通桥底下的就象煮开了一样，我们从桥上过，看桥下的水都吓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铁索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上旬我们跨过惠通桥，接管了71军的防区。第八军的军长师长团长要观察阵地，跟71军的那些团长营长要交防。
接防的时候全是连长营长他们的事，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就守着交通壕，枪架在外面，有木材隐蔽着的。跟71军的兵换防后他们就走了，一交防就没有他们的事了。
接了71军的防后，我们继续构筑阵地，培土修工事，白天敲土要冒头不敢搞，晚上看不到就摸着搞。
余戈在他的书《1944：松山战役笔记》里说到，在太阳的暴晒下，尸体开始腐烂，生出那个白花花的蛆。
但我到松山的时候正事七八月份的雨季，我们阵地上的交通壕里全是到膝盖深的水，水里面全是蛆，交通沟没有尸体，那些蛆都是从山上顺着雨水流下来的。
山上那些死人埋不了，暴露在山上的也救不下来，日本人死的也不敢去抬，我们死伤的人也不敢去救。
七八月份又热又闷，尸体很快就腐烂，一下雨，那些蛆和尸水就顺着雨水流到交通壕里来，我们坐地壕沟里的土坎上，双脚就在齐膝盖深、满是蛆虫的水里泡了个把星期。
长时间泡在尸水里，泡到最后皮肤开始发红，最后发黑，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就染上了伤寒。
我从松山下来到了保山以后就得了伤寒，就是那样的场景下得的传染病。很可怜，简直造孽啊！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埋怨蒋介石，为什么不在雨季之前攻打松山？到了雨季打起来困难重重，冤死好多人呐！
好在松山空气流通顺畅，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尸臭的味道，麻了就闻不到了，时间一长竟也可以在壕沟里吃饭，那些长官也都跟我们一样。
甚至我们那时候喝的水也有可能是那尸水，水壶里的水喝完就到别处去装水，谁知道那些地方的水有什么成分。
伙夫头挑着红烧肉到阵地上，却没人来吃肉，在阵地上哇哇哭了起来。
雨季一来，整个阵地上全是湿的，瞌睡来了，就在水里泡着迷瞪一会儿，不过带班的班长排长不能睡，他们不断来回巡查，就怕当兵的睡着了。
我们第八军跟71军的装备是一样的，武器已经换成新式装备了，伙食也好了点，有时候还发罐头，顿顿有肉和粉条。伙食是好了，但是能吃到的人没几个。
松山一开打，我们那个炊事班的伙夫头，前一天中午饭十一点半做好了红烧肉挑上去，那个红烧肉的木桶就被子弹打穿了，稀的汤汁全流完了，剩下干的。
结果那个伙夫头上去一看死了那么多人，没人吃肉了，在阵地上哇哇哭了起来。最后把其他连队活着的人都喊来吃，只要活着的人都可以吃，好惨啊！
过去没有打仗的时候，长官很严格，动不动就对底下的士兵打骂，但打一仗打下来后就没距离了。
当官的也晓得大家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对当兵的态度客气了一些，甚至都变得亲热了，上下级的距离也近了一些。
国内的远征军跟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的时候，驻印军看到国内的远征军都打到不成人样了！
驻印军全是美式武器、美式装备，滇西远征军穿的是草鞋，打得不成人样，真的造孽，我心里很难受。
（未完待续）
以上口述由屈克明老先生亲口讲述，如有时间、人物、地点、物品、事件等误，请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丽江志愿者梁颖的辛苦听打录入，感谢福建志愿者二泉映月（陈炳颖）的辛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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