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淮水原本叫匯水，后因山东淮夷南下定居而名淮水

文/陈立柱 吕壮

摘要：淮，《说文》“从水隹声”，《左传》中与师、坻等叶韵，中古以后读如今音huái，何以有此变化？清代以来学者们聚讼不已。考察历史可知，实则缘于古代淮河地理变迁和三大族团与淮河流域的历史互动关系。上古淮河中游有一大泽，中原人谓之“淮极”、“海”、“淮海”等，伏牛山——嵩山以东、黄河以南的河流大都流向这里，所以此“淮”实为“匯”字假借。古时原在今山东泗水流域、以（鸟隹）鸟（即隹）为图腾的夷人不断北上南下，北上的留下潍水之名，南下的居于“淮极”周边，匯水也因他们而曰淮水。

一、关于“淮”之名义的争论

从水从隹的淮字，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是为地名，但所指为何，学者间颇有争议，多数学人以为即今日之淮河，但是最新的研究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指今山东省的潍水。还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淮’字旧释为'江淮’之'淮’，实际上则是'（水吕隹）’字省去声符者”。据研究，该字有阻塞、壅蔽、拥抱、旋绕诸义。

最早对淮之名义做出解释的是许慎，《说文解字》云：“淮，水······从水隹声。”这是从音上的训释。应劭《风俗通义》说“淮者，均也，均其务（务，或作势）也”。《春秋说题辞》有与《风俗通》相同的说法。《释名》又曰：“淮者，围（或作韦）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海也。”到了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则云：“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淮以南江为大······而淮界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匯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这几位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义上解“淮”字。

清代，顾炎武在讨论潍水之潍的音读时提出淮字的读音问题，他说古书上潍字常作淮、维、惟：“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但自注中又说：“按：'淮’字当从'佳人’之'佳’，乃得声，今本《说文》亦误。”顾氏的说法很早便有人不以为然，黄汝成为顾氏《日知录》做“集释”辑“钱氏曰”即云：“淮从隹声，亦可读为惟。顾氏欲分而二之，乃谓'淮泗’之'淮’当从'佳人’之'佳’，妄也。”又辑录梁氏曰：“按字书无从佳之字，岂可以《说文》为误乎？”两人已明确指出顾说淮字从佳得声为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也都批评顾氏。

应该说学人对于顾炎武的批评是很多的，也是有根据的。

又，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乙亥年（1875年）五月二十五日也有论“淮”字一则，认为古代淮字与均、准（凖）、水、湛音近相通，都有准绳义。但是没有讨论淮水多种称名的变化问题。今人崔恒升做过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短文《“淮河”名称考》，认为淮河古称淮，甲骨文、金文已见。崔先生研究了淮河水系的汝、颍、泗、濉诸水等支流走向，认为“今从四水流行方位看来，与淮水形成一个水流系统，与甲骨文中的'O’隹字大致相似”，又据《说文》隹为短尾鸟的总名，说“在当时口语中借鸟名'隹’以称淮，后加'氵’水旁，以表示水名，从而孳乳为'淮’”，并认为解淮为均、围，皆不足信。崔先生看到的五水之形如甲骨文的隹字不知何据，就是看今日之地图上的情况也不尽如其所说。再说，五水所成之形用以命名主河道而曰淮，也没有道理可说。

从隹得声的淮字，后来何以会转读为户乖切？从音理变化上说不通。这个问题过去注意的人不是很多。今人吴小如讨论了淮字的古音与写法，他说，“汉魏人以'均’训'淮’，皆以'淮’为凖绳字，非江淮字本义。今人读淮为户乖切，实与匯合之'匯’为一字，古籍书江淮字多作'匯’”。吴先生还举明人谢肇淛、近人胡玉缙等人的研究，说明江淮之淮，古作“匯”者颇多其例，因而认为：

“淮”字一形二义，音也不同。既为凖绳字，又为匯合字······江淮字本作“匯”，即以淮合南北之水而得名。后以“淮”专属江淮字，遂别作“凖”字以为凖绳字，而以《说文》“匚”部之“匯”为“匯合”字，而《说文》“匯”字本训器名，反失其义。

吴先生说“'淮’字一形二义，音也不同”是很对的，据明人谢肇淛说而曰江淮之淮乃合南北之水而得名，道理上也没有问题，可以说部分解决了淮字的古音问题。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触及，如匯、淮之名的来龙去脉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淮名专属于江淮之淮？其变化与淮河流域民族变迁即民族语文改变是什么关系？与淮域的地理变迁有否关联？还有淮水也曾名曰“江”，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切可以说与淮河流域历史、地理、民族与语言的变迁密不可分，只有从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才能够说明白。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工作。

二、“淮极”与“匯水”之名的来处

《山海经》是较早反映中国古代地理的著述，但是讲天下山川形势的《山经》部分没有提到淮河与桐柏山，谭其骧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山经》作者并没有掌握当时华夏诸国的全部山川，故书中脱漏甚多，连中原的桐柏山、淮水都不见于《中山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若理解为当时淮河中上游地区和今天的状况不同而导致命名有别可能更符合实际。换一种说法，即当时中央王朝的官吏们可能并不一定叫它为淮水，也不一定认为发源于桐柏山的、今天认为是淮河上游干道的河流就是淮河的正源。人所共知黄河、长江的源头，古代的认识就是不断变化的，秦汉时甚至以后很长时间都未能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认可的正源。

在《山海经·海内东经》内记有二十多条河流的源流情况，清人毕沅认为是“附篇”而非正文，周振鹤先生说它是秦代的《水经》，还有其他一些说法。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上古流传下来关于已知水系的初步认识，只是后来又混入了一些后人的注文。如其中讲到的：

淮水出馀山，馀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

这里的“在朝阳东，义乡西”及“淮浦北”，其名目都为秦汉时期的，显然是注解混入正文，文字表述本身的口气也像是注文。而“淮水出馀山”则不见于秦汉以后的记载，所传自应较古远。混入的注文把它说成在朝阳东、义乡西，即今天桐柏山的位置，显然是据后来的知识的说解。由现在所知早期淮河流域的情况看，上古淮河的情况与后来的大不一样。上古淮河中游有一大水泽，整个中上游地区的河流全都汇入其中，近于一个大湖海，所以称为“淮海”、“淮极”。古有以“匯”为名的大泽，当也指此。中上游南、西、北三面的支系全都流入这个大水泽，因此究竟哪一条支流是古人认为的淮河上源，要做具体的考察，不能以为秦汉以后的认识即古人之共见。先说“淮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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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在今天洪河口（古汝水）以上为上游地区，地面落差在178米左右（中下游的落差只有20米左右，且主要在下游），以下进入中游，也即进入一个低洼的地区，尤其是自洪河口到今凤台县一带，其间的濛河洼地，至今仍有数百平方公里，连同淮河南岸霍邱城西湖以东到淮南市一带，总数当在数千平方公里，今天淮河洪水到来时的主要蓄洪区仍然在这一地区。洪河口以上，尤其是息县以上的淮河河道与以下的河道俨然不同，水行于或远或近之两岗间，与其谓之河床不如说是河滩，淮滨以下才有像样的主河道，舟船通航也是在此以下，以上只能通木筏。淮滨以下，淮河众多的支流自南、西、北三面汇入这里，如汝水、颍水、决水（史灌河）、淠水、淝水等等，并且都是淮河主要的大支流，较易形成大面积的水面。上古的时候天气较现在为温热多雨，所以更容易造成诸水停汇于这一带的情况。《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汝水“入淮极西北，一曰淮在期思北”。郭璞注：“淮极，地名。”淮极在哪里，他没有说，可能是他已经不能明白它之所指了，其时淮河中游已经没有一个完整而巨大的水面。汝水流入淮极的西北方，又说“淮在期思北”，则这个淮或淮极显然不仅是一条河，而更像是一个湖海。淮河另一条大支流颍水，本文亦云：“入淮西鄢北”。“西”与“极”古音相近，且经常连读，因此我怀疑此“淮西”宜为“淮极”的讹误。把汝、颍二水所入之“淮极”与下文孙叔敖被推举于期思附近的“海”连起来看，则这个“淮极（西）”是一个大湖海可以无疑。“极”，古有大、高、玄远等意，言其极大，在期思以北之“淮极”，其意无异于“淮海”、“匯泽”。《说文》云：“海，天（当为大）池也，以纳百川者。”“淮极”、“淮海”正所谓接纳百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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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前，寿县、淮南一带的淮河主河道南北游动不定也能说明这一点。

寿春现在地处淮河以南，然而在夏商的时候，这一地区都位于淮河以北。从卫星地貌照片观察，在春秋战国以前，古淮河由凤台至寿县的流段，河床摆动是比较大的，真可谓河东转河西。

河床摆动较大必是水面宽广、水行不受约束的缘故。据卢说，早期八公山应该是这一地区大湖海中的一个岛屿。去过淮南八公山的人都知道，地质年代这里确是大海底。“海”是早期人们对于荒远不甚清楚之地区的一般称谓，如《山海经》之四“海内”、四“海外”。《广雅·释水》说“海，晦也”，即此。春秋初期还有这样的叫法，如楚王使人说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后来多指称大面积的水面，如洱海。只是这个“淮海”的海是由众多的河流汇聚而成，后世还有“七十二水归正阳”之说，所以谓之“淮极”、“淮海”、“匯泽”应该说很恰贴。这里的“入淮”、“淮极”之“淮”，都应该是匯泽之匯字的假借。匯与淮相乱相假，应该是本无其字相假借的表现。匯，《玉篇》曰“回也”，“聚集也”；《说文》以为器名；《集韵·隊韵》云“水回合也”；《广雅·释诂》谓“大也”。匯字正是许多流水会聚、回旋、旋绕、壅聚，形成巨大的水面之意。淮河上游众多河流的水进入低洼的中游，自然形成众水大汇合的局面，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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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六安与寿县一带地理位置重要性的升降转移也是由于这里水泽大小变化的结果。以春秋以来的情况看，寿县的地理位置比六安要重要，中原人沿着平缓的汝、颍水道顺流而下即可到达寿县。所以西周春秋以来，先是州来，接着下蔡，后是楚国，先后建都于此。但是更早的时候，夏所分封的六、英等则在六安附近，而不是寿县。这只能用其时寿县一带因为地势低洼，水乡泽地，不适于建国来解释。所以偏南但地势更高的六安一带反而重要些。据甲骨文，商时六国与商王朝关系甚好，向商进奉妇女，商王经常占问六地福祸问题，商还在六地建有监押犯人的监狱，以及从此输出神龟等，这些都是其地理位置重要的表现。古六安城在今六安市北五公里左右，即宋以来文献所称的西古城、六合城、白沙城，蜿蜒曲折的淠水自大别山区奔流而下，过城北去，两岸地势始平缓开阔，而古城正扼控其间。西周以后大水泽开始退缩，寿县淮南一带就直承汝、颍水道了。《尔雅·释丘》：“淮南有州黎丘。”黎、来双声，州黎即州来，应该就是今淮南、寿县八公山（古时又叫肥陵山）一带，上古的时候这里如果不是在水泽之中，也当在其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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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下》载：“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此处之“海”，赵岐、朱熹、杨伯峻等注释家多笼统解为“海滨”、“海边”之类。焦循疑之，但又说“吴越名海，则期思亦海矣”。近年学者还提出不少新解，如谓“当指海子湖（今名长湖，在湖北荆门、江陵交界处）”，或曰此海为“荒晦绝远之地”。我们知道，孙叔敖是“期思之鄙人”，在这一带兴修水利而出名，被虞丘相或说沈尹茎等推荐给楚庄王而为令尹，则他被推举的“海”必在期思附近。期思之南为大别山，其西息县以西为高地，而北边、东边正是上文说的“淮海”、“淮极”，传到孟子时已笼统谓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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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这里还有称为“豫章”的大水泽。“豫章”一名，频见于《左传》。如《昭公六年》：楚“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又如《昭公二十四年》：“越大夫胥犴劳（楚）王于豫章之汭。”又《定公二年》：“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豫章”及“豫章之汭”的地理位置，杜预注以为在“江北淮水南”，又说“汉东江北地名”。后之学者或以为在江南，或者说在凤阳以西寿、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壖，或者说在寿县与巢湖、合肥之间，或者说在今河南新野县附近，更有甚者则认为在江西饶州、九江二府至淮水之滨的寿、光、黄等地，还有其他多种说法。说在江南者当与后来豫章之名南播相关系。从《左传》的描述看，杜预及顾祖禹、谭其骧等人说在光、寿二州之间最可取。石泉先生做过具体研究，指出豫章当“今寿州凤台以西，固始凤阳（？）以东，颍上以南，而六安以北淮水西岸地也”。又据今地指出：“今淮南寿县、霍邱之间，犹有大小湖沼如西湖、东湖、瓦埠湖；淮北颍上县境有白马湖、长林湖、阳台湖等，甚多；淮北颍水入淮处亦低洼，皆当古豫章水泽所在。”其说不仅与多数学者意见接近，也与当时战争形势及吴楚战争大都在淮河流域展开相符合，故最有价值。依其说，则古豫章水泽正当我们说的“淮极”、“匯泽”、“淮海”，说明春秋时期，本地原有大水泽虽然已大部分消退，仍然遗留有豫章之类的湖泽水面。豫章本为树名（樟树），也有宽大之意。豫章二字的急读古音近于“鸿”，《说文》指出鸿从“江”得声，江是南方人对于大水的称谓，豫章、江，或者为江淮汉一带“大水”之意的古读。

由以上，古代淮河中游有一个众水所汇的大泽，古人称之为“淮极”、“海”、“淮海”、“匯泽”，以后又曰“豫章”，应该可以相信。那么哪一条河流会是上古之人认为的淮之正源呢，或者“淮出馀山”何所指？

前述今天所说的淮河上源甚浅阔，无论长度、流量与重要性，古代都不能与汝、颍、涡水等相比，加之偏于中原的南方，在夷人的居住区内（详下），只怕不会成为中原华夏人心中的淮之正源。秦汉人把馀山解为桐柏山，显然是后人的看法。我推测华夏古人可能把汝水当做淮河上游最重要的支流了，理由是：汝水的发源地为“天息山”，又曰“还归山”，“大盂山”，天息、大盂的急读正是“馀”音。还有，由《山海经·中山经》所记，汝水是淮河上游地区支流最多也是最大的河流，汉代还被称为“汝海”，其支流视水又有很多支流，以至于有人认为视水是淮河的上游。实际上视水是汝水的支流，《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载：“又东南二十五里，曰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加上汝水近于中原，为其所熟悉，当他们分说匯泽西部之河流时，则谓之汝水；当述及淮河上源时，又谓之淮水的上流。这一说法是符合一般关于河水之正源观念的。明代学者章潢指出：

水必有源，而源必有大小远近不同。或远近各有源也，则必主夫远；或远近不甚相悬，而大小之殊也，则必主夫大；纵使近大远微，而源远流长，犹必以远为主也。

古代汝水的长度、流量、重要性全都超过后人所认为之正源。只是后来淮河中游大水泽“淮极”不在了，桐柏山流过来的一支才显现为正源的特征。

因为“淮极”、“匯泽”的缘故，古代淮河被称名为“匯水”。前已言《海内东经》中的淮水之“淮”即“匯”字的假借，还有《尚书·禹贡》长江“东迤北会于匯”之“匯”，即是指的淮水。这个“匯”字，过去有多种解法，清代以来说为淮河者已很不少。其证据撮其要有三方面：一者依据《禹贡》文例，两大水相会合为“会”，小水入大河曰“入”，则江水东北走与之相会的匯，必是一条大河，这只有北面的淮河可以当之；二者匯与淮相通假，古代以来其例多甚，前已言之，《汉成阳令唐扶颂》中的“匯夷来降”一语最为典要；三者长江与淮河古代相通流，文献记载如《淮南子·本经训》言舜之时“江、淮通流”之类很多，下文还会提到一些。

《山海经》旧传为禹、益所作，近世多不以为然，但它与禹夏族群密切相关，为远古以来口口传流，以后又有变、改、增、删、乱，战国以后书于竹帛则是可以相信的。《禹贡》，一般认为成书较晚，其作者学术界大都认为是秦晋方言区人所作为。也就是说这两部书虽属不同系统（儒家与巫史）的著述，但为中原华夏族群的人们所作则可以相信。事实上，也必是处于中原地区的华夏人，才会深切感到整个伏牛山—嵩山以东、黄河以南的河流，全都汇流于东南方的大泽“淮极”、“淮海”、“匯泽”。另一方面，自民族地理分布与变迁上看，除汝、颍上游地区为中原华夏族群长期据有外，淮河流域绝大部分都是夷族大小支系的分布区，即属于淮夷文化区。个别姬、姜姓的西部族群分封到那里，也多被同化或深受影响。这两个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处于中原地区的王朝共主及其官吏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地形水系上看到的是河流皆汇聚于东南，而称谓上虽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词汇，但同时又会受到夷人语言文字的影响，表现为混杂的情况。

三、淮夷起源、迁徙及淮之古音问题

一般认为淮水因淮夷而得名，但是也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是淮夷的起源问题。

关于淮夷的起源，过去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淮夷属于东夷，活动范围在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二是认为淮夷是鸟夷的一支，最初起源于河北燕山一带；三是认为淮夷是淮河流域的土人。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多数人已相信淮夷起于山东地区。但问题是，淮夷与东夷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称为淮夷是在什么时候？

早先，顾颉刚先生认为淮夷起于潍水流域。也有人认为“淮夷为东夷之一支，本居山东淮（潍）水流域，故称'淮夷’，商末周初，西迁泰沂即淮。居泰沂者仍称'淮夷’，播迁江淮者，则称'南淮夷’”。刘翔、张懋镕指出东夷是泛称，淮夷是具体的族称，并做了讨论。我个人的看法与刘、张较接近，东夷、九夷是从方位与其族氏角度的泛称，淮夷则是具体的部族称名，且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从目前的资料看，淮夷可能最早出现在泗水流域鲁国一带，即少昊氏后裔，以后南迁北上，致使北有淮（潍）水，南有淮河之称名。这样说的理由是：

一者，凡淮河流域的夷人，或者为偃姓，或者为嬴姓，而嬴、偃两姓都起于鲁地，少昊之后。相关方面的资料与讨论较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不详举。

二者，周初东征已有“淮夷”之名。见于《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逸周书·作雒》：“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浮维九邑。”另外，《尚书序》中的《大诰序》（“三监及淮夷叛”）、《成王政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等也有记述。

三者，春秋时鲁国属民还有淮夷，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僖公十三年》：“淮夷病杞。”此淮夷也当在鲁国或其附近，因为杞此时正在洙水流域，鲁之边邻。

我们认为，其曰淮夷所起当较早，为某一奉（鸟隹）鸟为图腾的夷人，最大可能是由“五鸠”族群发展起来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国之君言其高祖少昊“纪以鸟，为鸟师而鸟名”，其中有“五鸠”，即“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分掌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五职，差不多就是后来国家世俗政事的全部。又曰，“五鸠，鸠民者也”，说明他们正是掌管聚民以从事各种活动的大部落。早期各个部族中，几乎都是掌握这一部分职权的部落或氏族后来发展壮大而成为全族的代表。这方面章太炎、杨向奎等都曾讨论过，他们提出神守与社稷守的问题，社稷守就是掌管国家世俗政务，后来多发展壮大起来，而掌管神事者后多没落。五鸠中的祝鸠氏，杜预注：“祝鸠，鹪鸠也，鹪鸠孝，故为司徒，主教民。”祝鸠即鹪鸠，也就是（鸟隹）鸟，《说文》：“（鸟隹），祝鸠也，从鸟隹声”。祝鸠氏又叫（鸟隹），读如隹，在别人看来他们也就是“隹夷”了。他们住在泰山以南山丘河谷地带，因此而被呼为“淮夷”，即住在水滨的“隹夷”。隹夷或淮夷掌管教民，说明是掌握文化的部族（落），应该是以鸟为图腾的各部族的代表。他们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全族的代表。是以外人自方位上讲谓之东夷，因其部族众多而曰九夷，具体称名时又谓之隹夷、淮夷，北上、南下迁居两条河流域则以“淮（潍）夷”著名了。

以上这些虽然也有推测的成分，但“淮夷”之名至少从周初到春秋时一直见于山东泗沂地区，还有少昊族群的隹夷部族（落）及其所处的重要地位，都让人不能不作此论。

夷人从山东泗水一带来到淮河流域，广泛分布于“淮（匯）极”的西、东、南三面（北面则为华夏族群与夷人的错居地区）。到了春秋时期，淮极西部还有江、黄、道、弦、柏、养等嬴姓国族；南部则有六、蓼、英、巢、群舒等十余偃姓国族；东部下游分布的是钟离、钟吾、邗、徐（可能为戎与夷的混种）等嬴姓国族，分别见于《左传》、《史记》等书。以前自然更多。这些夷族小国（徐稍大一些）迁居淮上的时间前后不一，从考古学文化看，至少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已有族群南下淮水之滨。今安徽固镇县濠城集北的古城址为汉代洨县城址，它是建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古城基础上的。在此之前发现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也是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发现有大型围沟、成组的红烧土排房建筑、墓葬、兽坑、祭祀坑以及各类遗物等。夏代分封六、英、蓼等于淮河南岸的六安以及河南的许昌等地，其为皋陶之后，偃姓，而一般认为皋陶生于曲阜，自然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后汉书·东夷传》云：“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说明商代中后期夷人也有南迁者。周初周人东征导致大批夷人又一次南下淮河流域，目前看到淮河流域的大多数国族主要可能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些小国族的大部分后来为楚国所并灭，一部分则为吴国北上所吞没，而分布于宋、陈、蔡等国周边的小国自然为其所兼并。这种因战争引起的族群互动、兼并对于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淮极”的逐渐消失、淮河中游河道的确定，中原华夏人称之为“匯水”者又因居住在两岸的淮夷而曰“淮水”了。

二是淮字的古音及演变问题。

前述许慎说淮字从水隹声。“隹”字本义为鸟，甲骨文中“擒隹”、“获隹”的用例很多。不备引。其读音，一些字书认为古属微部字，淮亦如之。淮夷的淮字，金文中又有写作“（水口隹）”，如西周穆共时期的（冬戈）方鼎有“（水口隹）戎”，春秋时器曾伯霖簠有铭文“（氵口隹）夷”。这个“（氵口隹）”字从唯得声是可以推知的。隹与唯近，《左传·昭公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前述清人桂馥、今人杨伯峻都认为这里的淮、坻、师押韵，即古音韵部相同。坻、师，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为脂部字，而“淮”指淮水。若桂、杨说不误，则淮水之淮字亦当为脂部字。上古脂、微邻韵。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部，其中王力所分的脂部、微部，黄氏合为一部即灰部。若此，淮与师、坻、隹、唯等古音甚近。到南朝刘宋时，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诗》尚云：

惜无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开旧畦。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

其中“淮”与藜、宇、畦、偕等叶韵，属微部，说明到魏晋南北朝时淮字读音大体未变。不过，对于淮的认识则有了较大的变化。前引《风俗通》云“淮者均，均其务也”，魏张揖《广雅》亦云“淮，均也”，《说文》曰“均，平，遍也”，均有均匀、普遍、等同等意。前引李慈铭说汉魏时淮与均、凖、水、湛等读音相近，有准绳义，准为淮之俗省，非江淮字本义。由此可以看出，汉魏学者对于“淮”字的认识，较强调它的均等意。淮河处于长江、黄河之间，而淮有均等意，正如前述谢肇淛所言：“淮以北之水河为大，淮以南江为大······而淮界其中。”这是从水有均、凖的意思上说到淮河均分南北的。均分的另一面意味着汇合，南北近于黄河、长江的东部支流大都正是汇聚于淮河的。历史发展的形势也可能助推了这种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衣冠南渡，双方长期以淮河为界对峙，接着隋唐统一全国，混南北为一，逐渐产生了淮之“匯”意化的认读，淮的读音遂发生变化，接近于《广韵》上的“户乖切”了。而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这种意识是不会出现的，因为那时淮河还处于中原王朝的南部边陲。笔者不擅古音，于近古音的转变也没有深入研究，这里只是从汉魏学者淮之解释的变化与历史形势的发展推测的。希望汉语史家斧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