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而又辉煌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无疑是关键的战役之一，它是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第一个重要关口。所幸的是，由于川系军阀的私欲与误判，使得中央红军能够轻取金沙江，顺利通过这道高山深涧的险要关口。我们不妨翻开历史的记忆，追寻那段往事的真实背景。
1935年4月27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占领马龙后，接着攻下寻甸、嵩明，前锋直逼昆明。而此时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已远被甩在贵州，而云南剩余的滇军则都被龙云集中在昆明地区，致使敌军在云南北部地区兵力空虚，从而为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创造了良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并命令中央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快速挺进：林彪的红一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口）；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攻取洪门渡；红五军团与军委纵队为中路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夺取皎平渡。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无法徒涉，是中央红军渡江北上面临的第一道险要关口。而皎平渡渡口，则位于云南禄劝与四川会里的交界处，是金沙江上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
抢渡金沙江三路行军图（自制，仅供参考）
军委纵队从中路强度金沙江，夺取皎平渡渡口的任务就成了重中之重。由于红五军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殿后，那么作为中路纵队作战能力极强的干部团，就担负起了先遣队的任务，负责夺取皎平渡渡口。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深知夺取渡口对红军渡江北上的至关重要，立刻与时任政委的宋任穷商议决定：以第三营为先遣营，由宋任穷负责，率先出发负责夺取皎平渡渡口；陈赓则率领一、二营及特科营、上干队等为后梯队，负责渡江后攻取通安州，以掩护全军渡江。
此时，被中革军委任命为先遣司令的刘伯承（时任中央红军总参谋长）来到了干部团，与宋任穷一起带着第三营率先出发。为了迷惑渡口守敌，刘伯承、宋任穷所带领的先遣营全部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俨然一副国军部队的模样。在距离渡口五、六十里路的地方，意外捕捉到了当地区公所的一个秘书，获悉了守敌将要全部烧掉渡江船只的信息。刘、宋在扣押了这个秘书后，迅速带队向渡口推进。通过侦察，发现对岸守敌并不多，而且意外缴获了守敌的两只渡船。刘、宋立刻派出一个连，轻装上阵，迅速乘船渡过金沙江，把毫无戒备、正在赌牌的守敌干净利落的全部收拾，并控制了整个皎平渡渡口。
红军之所以这么轻松的就攻占并控制了皎平渡渡口，除了红军将士决断准确、动作迅猛外，还得益于川系军阀的私欲与误判。
在金沙江北岸负责防堵红军的是川系军阀刘文辉部。刘文辉，四川大邑人，与大地主刘文彩为同胞兄弟。1917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炮科毕业后，回到成都拜望已是川军将领的嫡亲堂侄刘湘，并由刘湘举荐安排到川军第八师陈洪范部任上尉参谋，由此开启军旅生涯，并由参谋先后升任营长、团长、旅长。五年后，在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的策划下，原属陈洪范的普通旅，改为川军第一混成旅，由刘文辉出任混成旅旅长，由此脱离陈洪范部独立门户，开启自主发展之路。
刘文彩庄园后花园
刘湘的鼎立扶持，刘文辉当初也是感激涕零、知恩图报。他率部毫无保留的协助刘湘征战，在扫平了以杨森为首的“八部联盟”的围攻后，统一了川东，在四川区域形成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家鼎立的局面。此时，刘家的军事实力被蒋介石看重，特指任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至此，刘湘、刘文辉成为了四川的实际掌门人。
1929年，刘文辉利用四川省主席的职务方便，拉拢了邓锡侯、田颂尧等部，集中兵力击溃了李家钰、罗泽洲及杨森余部联军的进攻，进而占领了遂宁、南充和顺庆等县，进一步扩大了地盘。此时的刘文辉，已经拥有7个师140个团约12万以上兵员，拥有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70余县防区，占四川过半。在兵源军需无虞的情况下，刘文辉的私欲膨胀，开始追逐“四川督军”的梦想。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粉碎刘文辉“川督”梦想的人恰恰就是扶他上马的嫡亲堂侄刘湘。此时的刘湘身为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但依靠着蒋介石的支持，俨然为四川老大。刘湘是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其所属主要将领多为“川陆”毕业的，而刘文辉部所属主要将领则多属保定系的，双方各自拥有各自的嫡系。在政见上两人观点逐渐开始分歧，致使两人渐行渐远。而刘湘截留刘文辉的武器，则为川蜀大地的“二刘大战”拉开了帷幕。
1931年，有着刘文彩的财力支持，刘文辉花费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了先进武器，但在运输途径万县港时被刘湘扣留。在沟通交涉无望后，刘文辉收买了刘湘属下师长范绍增、陈兰亭谋取兵变，但没想到范绍增当面收受贿赂后转身就向刘湘做了汇报，结果刘湘当场将贿赂作为奖励留给了范绍增，并把陈兰亭实施了撤职查办。谋取兵败结果弄巧成拙，致使刘文辉一怒之下，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二者矛盾一触即发。1932年10月1日，刘湘命令其住武胜罗泽洲部率先寻事，向刘文辉驻防南充的林云根部发起了攻击，二刘大战正式开打。刘湘在对付刘文辉时，一边拉拢联合邓锡侯、田颂尧两部统一战线，一边采取分化刘文辉部属军官以削弱其战斗力。历时近一年时间，刘文辉完败，只剩余2万余兵力，只好通过家族长者向刘湘求和。1933年8月间，刘湘因担心被扶持的邓锡侯部做大成敌，便在其家族长者的调停下，接受了刘文辉的停战求和，允许刘文辉保留部分兵力（第24军），并把拟建的西康区域划给了刘文辉。至此，二刘大战结束，刘文辉只能率部在西康区域耕耘劳作。
此时，被封为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在接到堵截中央红军的电报后，并不积极。他不希望把自己仅有的部队与红军死磕拼光，但蒋介石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故将其所属的第24军分别部署到金沙江、大渡河沿岸，摆成两道防线，但并未集中兵力在中央红军通道上。金沙江沿岸的布防，则交给了其侄子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下辖5个旅，除第1旅旅长许剑霜、第20旅邓秀廷外，第2旅刘元琮、第12旅刘元瑭、第13旅刘元瑄都是刘元璋的同胞兄弟。刘元璋接到布防堵截红军的命令后，同样明白与红军死磕对己不利。他的盘算是：红军极有可能是借道北上，而金沙江沿岸很长，不易布防，因此守江不如守城。若能守住城池，待中央军的追兵到达，红军自然远去，自己就算完事交差。基于如此盘算，刘元璋将其主力分别部署在西昌及周边城镇，拟固守城池，只是命刘元瑭（旅长）带领三个团及地方民团负责金沙江江防。
而任务到了刘元瑭这里，布防再度被削弱。刘元瑭认为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路线可能有三：一是由巧家渡江，经宁南进攻西昌；二是由姜顺方向渡江直攻会里；三是从通安州方向渡江，攻击会里。而在这三条线路中，刘元瑭判断中央红军走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其理由是;皎平渡渡口是云川之间最为重要的渡口，常理应是重兵把守，而红军惯用的战术则是避重就虚，因而红军不大可能从皎平渡渡江。依据这一判断，刘元瑭将主力部署在巧家渡方向，另外安排了一个团守备姜顺方向。而在通安州（皎平渡）方向，则交给了当地的江防大队负责沿江布防，仅派了一个营在通安附近协防。因此，守卫金沙江皎平渡渡口岸边的仅有一支地方民团。而地方民团本身就是一支杂拼的队伍，懒散切毫无战斗力，因而当面对突然出现的红军先遣连时，自然毫无抵抗之力，立刻缴械。
皎平渡渡口（图中右岸为红军渡江指挥部）
轻取金沙江渡口后，陈赓所带领的后梯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向通安州奔袭，并与刘元瑭的协防营着实打了一仗。
通安州，位于皎平渡渡口以北二十公里，是一个不大的山地集镇，但地势险要，扼守在渡口与会里的大道。刘元瑭这个协防营，就在通安州的沿途附近，对陈赓的部队实施阻击。但陈赓的部队勇猛顽强，很快就将其击溃，并逼近了通安州，但刘元瑭的援兵先到一步，并控制了通安州，双方陷入对峙局面。而对峙局面对红军来说非常危险，一旦川军主力增援过来，将对中央红军渡江造成严重威胁。因为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虽然赶到了龙街渡口，但由于江面宽，敌机不时在狂轰滥炸，导致无法渡江，只好按照中革军委指示，迅速奔向皎平渡，亦将从皎平渡渡江；而抵达洪门渡的红三军团同样遇到难题，仅仅找到一艘船，只能渡过一个团，因而全军亦奉中革军委命令，赶到皎平渡渡江。如此一来，整个中央红军都将从皎平渡渡江。
面对此情，刘伯承立刻命令宋任穷带着正准备协助架桥的先遣营，迅速赶到通安州增援陈赓。在陈、宋的带领下，干部团发起阵阵猛攻，刘元瑭自知已无法低于红军的进攻，仓惶率领残部撤至会里城中，据城扼守。干部团拿下通安州后，为中央红军全军从皎平渡渡江，提供了安全屏障。
会里古城
5月9日，随着红五军团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全部成功渡江。而当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到金沙江南岸时，面对无踪无影的中央红军，再看看湍流不息的金沙江水，只能是望洋兴叹、唉声叹息！
2023.03.01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