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历史都是由人书写的。对于两千多年前发生在地中海世界的诸多往事，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古典著作中对其窥见一二。这些古典著作的作者，既有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这样冷静、客观的旁观者，也有色诺芬、恺撒这样记录下自身事迹的亲历者。即使是前者那样对事件本身持中立立场，他们所能选取的原始史料同样往往会带着一定的原始立场。这就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读到的许多希腊罗马经典历史著作，其叙述往往主动或被动包含了某些原始当事人预设立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发明历史：<高卢战记>中的史实与欺骗》一书，便是德国学者马库斯·绍尔对这方面一个经典案例的分析：恺撒如何在他的《高卢战记》一书中，通过各种手段对同时代的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进行宣传，来达到营造个人形象、获得政治资本这一目的。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古典世界政治人物获得后世话语权的方式管窥一二。
《发明历史：<高卢战记>中的史实与欺骗》，笔者自摄
恺撒撰写《高卢战记》：
与战争同等重要的政治宣传
依靠高贵的出身、社交达人的性格和克拉苏这样的金主支持，恺撒早年的事业虽然称不上伟大，却也算一帆风顺。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带兵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是一个有抱负的罗马贵族建功立业最快速的办法。恺撒想要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建立足够大的军功。在此之前，恺撒当时的主要政治盟友之一庞培，已经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了相当显赫的功业。当时的罗马贵族要想对外建功立业，最常见的办法便是获得边境行省的总督之位。罗马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有着各种亲罗马或者反罗马的部落或者小王国，这些小国和部落互相之间难免存在各种冲突。想建功立业的罗马贵族们往往会从这里作为突破口，以消除潜在威胁为理由，干涉这些小国和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而开始自己的征服。
恺撒全身像
作为松散政治同盟“三巨头”之一的恺撒，此时想方设法得到了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两个行省。山南高卢位于意大利北部，得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这一地理位置，从这里往北就是数不尽的高卢部落。而位于亚得里亚海以东、意大利东北方向的伊利里库姆地区，北部毗邻多瑙河畔，这里的达契亚人正在从部落政治时代进入统一的王国时代。恺撒拿到这两个边境行省，就是希望在高卢或者达契亚找到合适的战争借口，随后在战争中建功立业，赢得更高的声望、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于是，恺撒以收到高卢地区的罗马盟友爱杜伊部落求援为借口，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发明历史》这本书对恺撒在高卢战争中通过写作《高卢战记》，在高卢前线战场之外如何在罗马开辟了另一个舆论战场，做了相当全面的解构。恺撒写作这本书，既是对前线的纪实报道，又是一种政治行为。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中，政治和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互动。在《高卢战记》之前，罗马的贵族和政治家们要么通过资助诗人或者戏剧作家，来传扬自己或者先人的事迹；要么自己出版演说集、自传或者回忆录。而恺撒的这本《高卢战记》更像是两者的中间形态。
在这本书中，恺撒用与回忆录相近的文字风格，进行了看似平淡的叙事。但在这种平平无奇的文风背后，恺撒的叙事方式和塑造手段却充满了对读者注意力的转移和心理的操纵。恺撒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法，用“恺撒如何如何”的语句和总揽全局的视角来描绘自己的行动，这一切都会给读者留下看上去客观公正的印象。在书稿的布局上，恺撒采用了一年一卷的编年史布局，单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记载，这种编年史的形式同样会给人客观记事的感觉。在这种表面平淡、客观的背后，恺撒通过对叙事手段的运用和对写作素材经过深思熟虑的取舍和编排，一气呵成完整流畅地完成了叙事。
恺撒使用第三人称视角，又以年为单位叙事，这就突出了本书主人公恺撒的处境。在恺撒所部罗马军队陷入危急状态时，恺撒的叙述风格会凸现出事态的不明朗性。各种突发事件接踵而来，又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悬念和压迫感。这一切都会让读者产生感同身受的代入感，从而与恺撒产生共情。单纯的第一人称回忆录或真正的编年史，都无法产生这样的神奇效果。
即使对同一事件的描绘，恺撒通过对素材的编排和对叙事节奏的控制，也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效果。如高卢人反抗罗马的领袖人物，被许多近现代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维钦托利。普鲁塔克用很长篇幅勾绘出了这一形象，他笔下的维钦托利更像希腊悲剧中的主角一般。普鲁塔克描绘出的维钦托利最终失败场景，让大部分读者都感受到了一种英雄末路的痛苦和沉重。而恺撒描绘相近场景时，仅仅用一句“维钦托利被交换出来了，武器被扔到一起”（《高卢战记》第7卷第89节第5行）就戛然而止，读者甚至来不及对维钦托利产生任何共情。如果说对维钦托利投降场面是故意缩减，恺撒对于另外一些场面则会人为虚构许多内容，如他时常对敌我双方的会议、谈判和演讲进行文学再创作，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形象。
就这样，恺撒把自己藏身于叙事者的角色中，以回忆录的标题和文风为伪装，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体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拉姆鲍德（Michel Rambaud）就曾批评“恺撒只展示对他有利的那一面真相。他的报道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变形的艺术。”通过这种方式，正如本书标题所言，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成功发明了历史，对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做到了自己希望的自我呈现，在潜移默化中让许多人接受了自己所述事实真相。
这本书对恺撒这种高明的宣传技巧有着极为精确的解析和评论，此处试着摘录两小段：
“恺撒赋予他的高卢战争版本一种普适性纪实报道的色彩，他对该历史事件个性化的解说以及他的自我表现几乎没能引起注意。恺撒的自我宣传小册子的精华之处恰恰在与，它几乎不会被认成自我宣传。”
“如果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来描述高卢战争，他就不会把它单单塑造成恺撒的个人功绩，而是会给其他罗马指挥官和其他主角更多的出场机会，他会把有利的评价更平均地分配给各主角，恺撒将不再是事件中心唯一的英雄。同时还必定会出现更多针对恺撒本人，针对他的野心乃至于针对他单个军事决定的批评。”
通过《高卢战记》高超的修辞和策略性的行文布局，恺撒赢得了与高卢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战场：对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宣传战。恺撒成功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合理的，即使许多时候他在高卢的行为公开违背了罗马的法律，也都是为罗马利益不得不为的权宜之策。在拥有优势时，恺撒往往会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一笔带过；在势均力敌或者处于劣势时，恺撒则会极度夸大对手的实力，缩小自己的真实力量。通过这种手法，恺撒的许多胜利便充满了戏剧性乃至传奇色彩，他成功塑造了一个能够逆转大局的英雄形象，进而为自己在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公民中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对于一些错误的军事决策或者败仗，赢得了最终胜利的恺撒也能轻描淡写之间掩盖过去。
不过就恺撒一生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而言，《高卢战记》仅仅是他“发明历史”的开始。
恺撒“发明历史”是常态，
而不仅限于在《高卢战记》中
恺撒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样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写作者、演说家和政治鼓动者。他在《高卢战记》中用种种修辞和文法策略重构了自己征服高卢这段历史，对自己军事决策的失误甚至败仗进行掩饰，塑造自己完美英雄的形象，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恺撒在当时被罗马人普遍视为“野蛮人地区”的高卢作战时，已经如此注重话语权的掌控。当恺撒越过卢比孔河、兵进罗马，正式挑起了罗马内战之后，他除了需要和元老院及庞培争夺战场上的主动权外，还需要为争夺话语权而战，毕竟严格从法理上看，这是一场标准的叛乱。在恺撒的《内战记》中，不但继承了《高卢战记》中“发明历史”的传统，还把这种充满了欺骗与自我呈现的写作手法发扬光大了。
在罗马内战最具有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中，恺撒率领麾下人数较少但更为精锐的三万左右军队，击败了人数更多且具有骑兵优势的庞培所部约六万人。现代史学家根据恺撒对战役过程的描绘，通常取向于采信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双方的伤亡数字：胜利的恺撒一方损失了1200人左右，而失败的庞培一方损失大约6000人。考虑到双方都是战力相近的罗马军队，这实在是一次相当辉煌的胜利，堪称恺撒戎马一生的军事最高成就。
但在恺撒的《内战记》中，如此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似乎还不够凸显他个人的无敌形象。在《内战记》中，恺撒用他一以贯之的第三人称视角描绘到：“战役中，恺撒损失了不到200人，但其中包括了大约30位百夫长，他们都是英勇善战的资深军官……庞培这边有15000人战死，24000人被俘。” （参见恺撒《内战记》3.99）通过大幅缩水己方伤亡人数，夸大对手的损失，恺撒宣称自己在法萨卢斯战役中获得了1：70的交换比，这是罗马人对“蛮族”作战时都很难达到的。
影视剧中的恺撒形象。来源/纪录片《罗马帝国》截图
理论上，胜利者留下的言论往往更容易被采信，因为失败者的言论甚至很少会被记录下来。遗憾的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提供了更可靠的伤亡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得到了恺撒《内战记》“30位百夫长”描绘的佐证，这个损失明显与1200的普通士兵伤亡更为匹配。因此，恺撒对此战双方伤亡的宣称数字，在后世基本不被采信。而《高卢传记》中一些相似的“恺撒有情有义、英勇无敌，以一敌百大破野蛮不讲规矩的高卢人”式宣传，则成功流传到了后世。毕竟，维钦托利的族人们要么被杀或沦为奴隶，要么很快罗马化了，高卢人丧失了话语权，直到拿破仑三世时代才有以维钦托利为主角的高卢民族主义宣传。而在罗马内战中，西塞罗、小加图这些留名后世的哲学家、文学家和修辞学家都是当事人，恺撒想要垄断话语权就显得毫无可能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基于辉煌胜利的过度吹嘘，反而经常遭到近现代史家的辛辣讽刺和批评。
恺撒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数一数二的伟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体现出了极为卓越的天赋，即使放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中看，恺撒都堪称最顶级的人物。但恺撒把已经极度辉煌的法萨卢斯战役双方伤亡吹过了头，反而让更多后世研究者和读者注意到，他在《高卢战记》《内战记》诸作中对自己存在过度的美化和粉饰。其中的另一些自吹，哪怕以经历了近现代各种夸张宣传的今日标准来看，也显得有些过头。
庞培死后，进入埃及的恺撒忙于重组埃及的政局。在完成埃及的政局重组、扶植盟友兼情妇克娄巴特拉七世担任埃及新法老后，恺撒本当返回意大利，处理应对罗马各种政治局面。但此时的恺撒不免有些懈怠，甚至一度在埃及耽于享乐。这不但导致反对他的共和派贵族们重新在北非的迦太基等地聚集起了庞大的军队，也让丧失恺撒本人坐镇的罗马城等地政治形势一片混乱。因为这种内外交困，到公元前47年，包括恺撒最嫡系的第十军团在内的许多部下，都因为对恺撒个人不满的相继发起了兵变，分别提出了加薪、退役和分配土地等要求。
恺撒《内战记》中记述了他几次平定兵变的经过，兵变在恺撒笔下反而成为他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在平定第九军团的骚动时，恺撒宣称要使用什一抽杀令，镇住了士兵，随后又在身边幕僚的劝解下没有处罚任何人。在平定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头号嫡系第十军团兵变时，恺撒仅仅靠着改换对变兵的称呼，就让变兵们感到心痛不已，主动要求恺撒对他们处以什一抽杀的惩罚后原谅他们。最终恺撒在晾了第十军团一段日子后，与他们和解并让士兵归队了。
不过现代学者们却敏锐地发现，这些变兵的主要诉求是战时加薪和战后退役并分配土地，恺撒先后都满足了他们。恺撒在面临最嫡系的士兵普遍不满时能迅速平定局面，主要是因为他第一时间答应了这些士兵的主要诉求，但在恺撒的笔下，他在这种实质性问题上的妥协被隐去了，只剩下自己魅力感化一切的神话故事。恺撒固然极具个人魅力，可如果依靠个人魅力就能压服变兵，这些士兵最初怎么会走到兵变这一步呢？
只能说，恺撒不但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心理学家和人心操弄专家。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卓越天赋，又在后人面前进一步放大了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
“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恺撒绝不是孤例
我国北齐年间的魏收作《魏书》时，曾毫不遮掩地说道：“何物小子, 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北齐政权继承自北魏，北齐大臣们的权力再大，要是敢给魏收看脸色，魏收只要在《魏书》中抬举他和他在北魏为官的祖先们几句，就足以让他上天；要是有不识相的，魏收在《魏书》里贬损他和他祖先几句，就足以让他入地。这句话很直白地说出了历史书写中的话语权问题。恺撒是掌控和操弄这种话语权的顶尖高手，但在古典历史著作中，恺撒也不过是诸多话语权掌控案例中较为成功的一个罢了。古典时代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许多，其中很大一部分直到近现代随着史学方法的巨大发展才被欧美学界识破。其中堪与恺撒相提并论的一个经典案例，大概是托勒密对亚历山大大帝及他麾下各主要部将形象的塑造。
《魏书》书影，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典时代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主要记载，最主要的是罗马帝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阿里安所编《亚历山大远征记》，以及与阿里安几乎同时代的普鲁塔克所撰《希腊罗马名人传》。除此之外，公元前1世纪的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所著《历史丛书》对这段历史也有较多叙述（这套书目前还没有汉译本）。狄奥多罗斯著述的时代距离亚历山大活跃时代大约隔了三百年，阿里安、普鲁塔克距离亚历山大活跃时代更是隔了近五百年！这些人写作亚历山大大帝事迹时，也必须参考更早的原始史料，这些原始史料自然是亚历山大生前在他身边参与了东征的部下记录下来的。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生前的部将们为了争夺主君留下的遗产而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这便是著名的继业者战争。既然如此，他们在记载亚历山大大帝生前历史时，自然会选择美化自己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并且贬低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这些记录能经历时间长河洗涤并最终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开创者“救星”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以及亚历山大生前的秘书攸美尼斯，这两个人最终获得了亚历山大东征这段历史在后世的话语权。攸美尼斯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继业者战争中很快身死，他的记录主要通过他的同乡和部下、后来成为史学家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流传后世。而托勒密一世在这段历史书写中的影响力显然更大。
哈佛“洛布古典丛书”中的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笔者近日拍摄于本地图书馆
比起之前的马其顿国王们喜欢把希腊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邀请到宫廷装点门面来，托勒密一世明显进了一大步。他本人就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写作者，写下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阿里安著作的开头如此介绍了他作品的资料来源:
“托勒密（拉古斯之子）和阿里斯托布鲁斯（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子）都曾撰写过亚历山大的历史。他们二人所叙述一致的事迹，我都作为相当准确的材料记载在我这本书里；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选用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东西。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别的人也有许多撰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象他那样有这么多历史家进行记述，所记内容又这么不一致。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里斯托布鲁斯曾随国王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经历，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
这里的阿里斯托布鲁斯是一位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出征的希腊裔工程师、建筑家，在远征军中担任随军工程人员，曾修复过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的陵墓。他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继业者时代倒是从政界退出，所著作品即使略有个人好恶，也能基本公正。托勒密的描绘整体还算客观，但在一些细节上却充分享受了一把“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的快感。阿里安评语中“国王撒谎更不光彩”的理论实在有些天真。作为从普通贵族到开国君主的托勒密一世，他的回忆录正如恺撒《高卢战记》等著作一样，既写给同时代的人看，也要在后世面前营造自己的历史形象，反而比一般人更有粉饰动机。除了夸大自己在东征时代的作用和地位，托勒密还暗中贬损了他的政敌帕迪卡斯一把。
帕迪卡斯是亚历山大临死前任命的摄政，他维护帝国统一的努力与意在割据的托勒密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内战，也就是第一次继业者战争。这也是托勒密统治埃及四十年受到的两次最严重挑战之一。阿里安著作中有一些对帕迪卡斯颇为不利的记载，譬如亚历山大率军围攻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城时，带着包括帕迪卡斯所部士兵在内的重步兵发起第一次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这次战败的原因在于，帕迪卡斯所部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不过现代史学家们现在通常并不相信这些描绘，而是认为阿里安受到了托勒密回忆录的误导，托勒密在这里有意抹黑给他带来过极大麻烦的政敌帕迪卡斯。更关键的是，这次失败本身很可能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亚历山大很快就成功攻下了这座城市。
从恺撒和托勒密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古典时代的许多创业型君主都有着高超的宣传水平。他们通过回忆录、战记等方式，不但在同时代各阵营的盟友、对手或部下之中，成功营造出了自己希望立的人设。时至今日，在和他们生前事迹有关的历史书写中，他们仍然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生前所建立的王朝和辉煌功业早已烟消云散，而他们在舆论场上获得的胜利却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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