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范唐末五代“骄兵悍将”的弊端，宋长期采取崇文抑武、守内虚外以及分离统兵权与调兵权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影响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局面。但宋夏战场上英勇有为的西军无疑是大宋军队中的例外。
既能保持战斗力，又能被控制，使之不会藩镇化，这需要微妙的操作。今天，我们试图探讨西军何以能“既要又要”？成本又是多少？
何谓西军
从地理来看，西军是宋驻扎在陕西（也包括甘肃、青海部分地区）一带军队的统称。它的主体是宋代禁军。有人可能疑惑：禁军不是应该驻扎在东京汴梁么，怎么到陕西来了？
我们先解释一下宋朝军队体制。北宋军队可以分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等部分。从性质上判断，禁军属于中央军队，余者属于地方军队，但并不是说禁军全部驻扎在靠近中央的京畿地区。事实上，禁军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固定负责皇帝的安保之外，绝大多数要执行“更戍法”，定期更换驻地，轮番屯戍于京师及诸路州军的营寨之中。太祖时期，京师禁军约十万，在外约十余万，此后渐渐发展为一比二左右。
宋代“神卫右第一军第二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此为宋太宗“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后铸造的宋代禁军官印。来源/开封博物馆
禁军总人数亦持续增长，宋后期逾百万，所谓“禁军遍天下”。对这一制度安排，宋人颇为自豪，认为此法一举解决了唐末以来“外重内轻”和禁军统帅权力过大两大难题，按宋神宗的说法，“使京师内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兵，则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派驻到地方上的禁军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根据作战需要有所侧重。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驻守在地方上的禁军有“行营”和“驻泊”的区别。行营用于对外军事作战，如抗辽；驻泊用于本境镇守。“行营”原本是战时临时性作战单位，战事结束后便可解散。按洪迈的说法，“边境有事……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不过，随着宋与辽、西夏战争不断，宋军行营出现了向驻泊转化的趋势。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下令“并去行营之名”。至此，禁军中临时外派的作战军队全部转化为长期驻守地方的军队。既往“行营”所在的边境区域，也就成了禁军分布的重点地域。这样的区域在宋初有三个，分别是河北、河东及陕西。河北、河东（今山西一带）地区是传统军事重地，此处驻军用以防备辽；陕西地区驻军用以防备西夏。陕西四路所屯禁军，“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兵力总数约21万。
从长时段看，西军还真不是宋军翘楚。西军与河北军、河东军的实力对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北宋前期，由于辽国是北宋的主要对手，河北、河东的战略地位是重于陕西的，此时的“河北军”为诸军之冠。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边境开启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河北军战力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李元昊兴兵于西北，宋夏战争频发，陕西军队在历练中实力不断增强。从此，西军崛起，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军事格局。
北宋时期的宋夏边界。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唐中期开始，中央王朝的军事重镇极容易滋生藩镇势力，唐后期河北、河东强藩林立便是证明，尤其河东地区是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政权的起家之处。那么，北宋能征善战的西军会不会在西北地区酝酿新的藩镇势力？宋中央对西军是否有尾大不掉的疑虑？
有限放权
宋朝军队整体战斗力低下，其根源在于宋初的一系列集权举措造成的制度缺陷；而西军之勇武，也与突破制度限制有关。当然，这里的“突破”并非是由地方将领“违反规则”，而是中央主动“放宽规则”。此处我们要特别说明一点，在崇文抑武的大环境下，西军中的军事统帅正职多数由文官担任。他们熟读经史，以科举入世，其政治上的“性格”自然与其他时代的“边将”大为不同。此外，在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官职体系中，西军各部并没有共同的统帅，朝廷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各路，遣文臣知州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不同地区的统帅间是平级的协同合作关系，故而不会统一成足以对抗中央的强大力量。
中央放权，核心体现为对“将从中御”原则的突破。这一原则确立于太宗朝，要求大将在作战时，需要将战场上的形势及时上报到朝廷，由皇帝和宰臣谋划后再确定作战方案，几乎剥夺了前线将领临敌应变的灵活处置权，让大将成为被帝王遥控的提线木偶。宋中期开始，在西军的管理中实际上放宽了这一原则，中央予以边将更充分的信任。
宋神宗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以宋神宗对待王韶的态度举例。王韶是神宗时期“熙河开边”的主导人物。他在熙宁元年（1068）上著名的《平戎策》，提出主动出击，收复河湟（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从而达到孤立和对抗西夏的目的。此处需注意的是，王韶的“开边”策略，与宋士大夫主流的战争观是有差异的。自太宗朝以后，士人政论中常有保守厌战的倾向，如张齐贤称 “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苏轼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此类发言不胜枚举。在此种舆论背景下，王韶提出主动进取的对外策略，其压力可想而知。
熙宁四年（1071），宋朝廷任命王韶为秦凤安抚使，正式落实其开边方略。宋神宗多次给予王韶自由决策的空间，并表现出不必事事拘泥旧制的务实精神。一次，在王韶团结羌族的政策下，蕃将俞龙珂归顺宋朝。神宗与宰臣讨论处置策略时说，担心王韶心有顾虑，不敢为俞龙珂请官。王安石建议可以派宦官前往传达圣意，但神宗认为“中人传谕事，意多不尽”，建议王安石亲自写信给王韶。按照制度惯例，宰相与边将之间不可以用私人书信讨论国事，而神宗皇帝却明确表示：“与书何害？”还有一次，神宗主动对宰臣说：“边事须委付，不可扰之。王韶等不怕西边事宜，却怕东边事宜。每得朝命，或不应事机，即人情疑沮。”“西边事宜”指的是前线战况，“东边事宜”说的是廷臣掣肘。神宗皇帝对于传统体制里中央过分干预边地军务的危害是有反思的。王韶最终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两千余里，这一西军的军事胜利与神宗皇帝大胆放权密切相关。
西夏与北宋末期之战一。来源/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此类放权情形在仁宗朝、哲宗朝和徽宗朝也出现过。不过，我们不宜过高评价宋朝君主对边地事务的支持。首先，上述案例中的这类放权行为虽有成效，但多出于君主一时的主观判断，未形成制度性成果。因此，这种支持缺乏稳定性。宋神宗本人在其统治后期，就曾恢复中央派遣宦官掌军的弊政。边将依然要时时刻刻揣摩人主心意，并未能真正放开手脚。此外，这类支持往往与主政大臣相关，王韶依靠王安石的支持，名将狄青则依靠范仲淹的庇护，这就使得朝堂上文官间的党争也会殃及边将。基于这两点因素，西军的数次“开边”常常能善始而不能善终。
由上述中央朝廷与西军将领的关系互动可以看到，宋朝中央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西军纵然拥有些许“特权”，也完全出自天子“恩赐”。此种情形下，西军不具备“藩镇割据”的可能性。
勇而不骄
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北宋西军中出现了若干“将门”，如备受小说戏曲钟爱的“杨家将”，以种世衡、种师道为代表的“种家将”，以及世代镇守府州（今榆林府谷县）的“折家将”等。但宋代军队建设追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提防武将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威望。那么宋廷为何能容忍这些将门存在呢？将门会发展成藩镇么？
在西军将门中，“折家将”的情况最为特殊。后人乍看其家族履历，一定会为其在府州权力之大而惊异。其家族成员世代接任府州的知州，从宋初折从阮到北宋末期折可求，共七代十余人。更有甚者，折氏成员在知州任期上并未遵守宋三年一任的常规，任期最长的折克行在任近30年之久。从其家族成员的墓志资料中还可知，折氏在地方治理方式上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有任用私人僚属和支配地方的财政收入之权。这在处处以唐末五代为教训、执行“防弊之政”的宋代几乎不可想象。是什么原因让折氏家族拥有如此惊人的权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折氏的家族历史。据学者考证，折氏在民族上应属党项化的鲜卑人，其家族成员自唐末开始在地方藩镇中掌兵。其祖折宗本在唐末曾在“振武军”担任军官，振武军具体位于何处，史书记述不详，大体在今陕西府谷县，即宋朝府州。折宗本死后，其子折嗣伦、折从阮等继续镇守此地，期间发生两件大事：第一，后晋石敬瑭勾结契丹，契丹曾试图胁迫折氏率领本地居民迁居辽地，折从阮领导百姓进行抗争，后来的后周及北宋政权依然能控制府州疆域，要归功于折氏的功劳；第二，党项族拓跋氏，即后来的西夏王族，与折氏关系交恶，折氏常常寻求与中央政权合作，共同对抗拓跋氏。史料评价折氏在五代时期的贡献，“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绝非虚言。
北宋建立后，折氏归附宋朝。从地理环境上考虑，府州所在的麟府路，北接契丹，西临西夏，是河东路的安全屏障。庆历初，陕西经略安抚使陈执中曾说此地“介于二虏，若首尾合而内寇，则其为患大于关中”。此地还出产良马，对于北宋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从民族构成上看，此地蕃汉杂居，党项人所占比重很高，在宋边地中具有特殊性。如果有人能使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心向朝廷，就能有效建立起中原腹地与西夏之间的天然屏障。折氏家族在地方上久富声望，历史上又与西夏王族有世仇，自然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因此，宋朝廷给予折氏诸多特权的做法，事实上延续了唐以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其出发点是维护西北地区民族关系。“折家将”与西军的其他将门有本质不同。
折氏家族虽享有极大的政治特权，但其兢兢业业，并未滋生骄惰之心。史载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与此同时，宋廷对府州的政治和军事也保有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宋在路一级的各个监司（提点刑狱司、转运司、提举常平司等）对府州可以形成有效的监察，府州知州之位虽在折氏家族成员间传递，但若有不法行为，朝廷亦可撤换；另一方面，宋在麟府路驻扎禁军一万多人，对折氏家族的军事实力也有监督和牵制的作用。
《折继闵神道碑》（局部）。碑文共三十五行，满行九十二字，楷书，叙述了折继闵及折氏家族为宋室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功绩及家族世系。来源/高峡主编，李林娜、王原茵、王其祎副主编《西安碑林全集 28卷 碑刻》，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家族成员的忠诚本分，加上宋廷的严格管理，使得折氏这样一个北宋最具实权的将门家庭，从未与中央权力发生冲突。哲宗时，朝臣言：“河西折氏置之最为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余年，而折氏祖、父、子、孙相继，皆忠顺劲勇，为国捍守，此实措置得其道也。”历来对武臣保有警惕和敌意的文官群体，尚能对折氏有如此高的评价，折氏与中央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我们再来看看杨家将和种家将，这两个将门之间有一些共性：都是连续数代为国效力的将门世家，都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杨家将当属北宋知名度最高的将门世家。尽管自宋中期以来，杨家将的故事就在话本戏剧的演绎中逐渐艺术化，但其故事的内核还是贴近史实的。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给杨氏后人杨琪撰写的墓志铭中，叙其先祖事迹道：“其曾祖讳弘信，为麟州刺史。……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六州观察，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文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一段话透露了三点信息：其一，与前文所述折氏相似，杨家也是从五代时期就在陕西一代担任军职；其二，戏曲评书中的“令公”杨继业确实在太宗时代的抗辽战争中为国战死；其三，杨氏父子的事迹在北宋仁宗时已为市井传颂，此后大量的文学改编在此时已见端倪。据《宋史》材料，其家族中的第三代杨文广亦颇有将才，曾在仁宗朝得到范仲淹赏识，跟随狄青南征，担任过秦凤路副总管等军职。
不过，不论正史还是演义，杨家将的事迹都集中在北宋前中期，其中杨继业与杨延昭两代人的故事重点围绕抗击辽国的战争展开。因此，尽管杨家将先祖曾任职于陕西麟州（今榆林神木县），但家族的核心故事严格来讲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西军”范畴。
杨延昭画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种家将是最具代表性的西军将门世家。其家族历史从仁宗朝种世衡开始，到靖康年间种师道、种师中死于国难为止，祖孙三代共七名武将留名于宋朝史册。
在种氏家族的七人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种世衡。明人柯维骐曾评论：“种氏本洛阳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产名将。顾不异哉！然为将之道，善谋为上，善战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从种世衡的事迹里，我们能够体会出以学问立身的宋朝儒将独特的人格魅力。
种世衡，字仲平，河南洛阳人。他出身书香之家，少年时代勤学苦读。他的叔父是宋初隐士种放。种世衡在仁宗初年靠叔父的恩荫入仕，故而进入武官队伍（宋代经科举入仕者才能成为文官）。他先后任泾阳知县、同州通判、环州知州兼环庆路兵马钤辖等职，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加强针对西夏的防务上。颇为幸运的一点，他与朝中宰臣范仲淹为好友，因而其擘画谋略能够充分被朝廷采纳，使其才学有用武之处。
我们不妨通过几件事领略一下种世衡的边防智慧：
第一件是修建青涧城。宋夏战争中，宋军的一大被动之处是既不擅长进攻，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地形据险防守。因而，若能发现有利地形，修筑堡垒，就能极大增强防守的有效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种世衡建议在鄜延路修筑青涧城。此城位于延安东北200里处，为唐宥州城之旧址。此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城池建成后，可以巩固延安之守卫，可以保证运粮通道的畅通，还可以作为主动出击、进攻西夏的前哨阵地，可谓一举多得。在城池修建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石工凿地50尺时，发现地下有大石，这意味着此城建成后，城中可能没有水源，非常危险。石工判断，大石厚实坚固，恐怕无法穿透。种世衡当即下令石工每凿石一筐即获百钱，大家争先恐后凿石，不久后泉水破土而出。
第二件是收服党项部落。种世衡所守卫的环州，与前文提到的府州相似，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沟通与此地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使其与宋朝同心同德，是做好防务的必备条件。为了获得当地真心拥戴，种世衡付出了不少努力。一次，种世衡与一位党项部落首领奴讹相约，第二天到其帐中拜访，慰问其部族。不料当晚天降大雪，第二天清晨，雪已经积了三尺多厚。部下劝说种世衡，认为“此羌凶诈……又所处险恶”，贸然前去可能有危险，不如暂缓。种世衡说：“吾方与诸羌树信，其可失诸。”于是依约而往。奴讹见这位新任州官真的到了，十分感动，说：“我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不疑我耶。”当下承诺，“今而后唯父所使。”
第三件是巧妙训练土兵（宋代设于西北边境及广南两路的地方性兵种，亦称土军）。环州地处偏远，禁军至此往往“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且后勤物资补给负担重，“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秋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相比之下，有当地百姓中选出的土兵“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边之苦，无数易之弊”，优势明显。如果土兵能够精于作战，就能极大减轻国家冗兵冗费之负担。种世衡想了很多妙招来训练百姓的作战能力，例如，为了鼓励百姓练习射箭，规定吏民中“有请某事或辞某事者”，都用射箭成绩来判定能否被应允。吏民有小过失者，也可以用射箭成绩来赎罪。自此， “吏农工商，无不乐射”。西夏人听说环州百姓皆擅射，也就不再打环州的主意。
环州。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作为西军名将，种世衡的一生似乎没有留下多少杀敌数目或攻城掠地的成果，但他运用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成了作为一名武将应该完成的事——守一方百姓平安。回望种家将、杨家将、折家将三个将门家族，我们似乎在这些杰出宋人将领身上找到一种共同的气质——忠勇与谦和并存。令人感慨的是，在一个对武将不公正的时代里，依然有人愿意勤勤恳恳地做好这份并不能带来太多荣耀的工作，父子相继，殒身不悔。所以，我们或许根本不该问出前文的问题：西军将门会成为藩镇吗？当然不会，因为贪婪的人、投机的人、渴求权力与功名利禄的人，不可能如此长久地站在大宋边境线上。
参考文献
1.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2.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3.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4.吕卓民：《西北史地论稿》，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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