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范唐末五代“骄兵悍将”的弊端,宋长期采取崇文抑武、守内虚外以及分离统兵权与调兵权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影响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局面。但宋夏战场上英勇有为的西军无疑是大宋军队中的例外。
既能保持战斗力,又能被控制,使之不会藩镇化,这需要微妙的操作。今天,我们试图探讨西军何以能“既要又要”?成本又是多少?
何谓西军
从地理来看,西军是宋驻扎在陕西(也包括甘肃、青海部分地区)一带军队的统称。它的主体是宋代禁军。有人可能疑惑:禁军不是应该驻扎在东京汴梁么,怎么到陕西来了?
我们先解释一下宋朝军队体制。北宋军队可以分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等部分。从性质上判断,禁军属于中央军队,余者属于地方军队,但并不是说禁军全部驻扎在靠近中央的京畿地区。事实上,禁军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固定负责皇帝的安保之外,绝大多数要执行“更戍法”,定期更换驻地,轮番屯戍于京师及诸路州军的营寨之中。太祖时期,京师禁军约十万,在外约十余万,此后渐渐发展为一比二左右。
宋代“神卫右第一军第二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此为宋太宗“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后铸造的宋代禁军官印。来源/开封博物馆
禁军总人数亦持续增长,宋后期逾百万,所谓“禁军遍天下”。对这一制度安排,宋人颇为自豪,认为此法一举解决了唐末以来“外重内轻”和禁军统帅权力过大两大难题,按宋神宗的说法,“使京师内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兵,则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派驻到地方上的禁军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根据作战需要有所侧重。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驻守在地方上的禁军有“行营”和“驻泊”的区别。行营用于对外军事作战,如抗辽;驻泊用于本境镇守。“行营”原本是战时临时性作战单位,战事结束后便可解散。按洪迈的说法,“边境有事……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不过,随着宋与辽、西夏战争不断,宋军行营出现了向驻泊转化的趋势。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下令“并去行营之名”。至此,禁军中临时外派的作战军队全部转化为长期驻守地方的军队。既往“行营”所在的边境区域,也就成了禁军分布的重点地域。这样的区域在宋初有三个,分别是河北、河东及陕西。河北、河东(今山西一带)地区是传统军事重地,此处驻军用以防备辽;陕西地区驻军用以防备西夏。陕西四路所屯禁军,“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兵力总数约21万。
从长时段看,西军还真不是宋军翘楚。西军与河北军、河东军的实力对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北宋前期,由于辽国是北宋的主要对手,河北、河东的战略地位是重于陕西的,此时的“河北军”为诸军之冠。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边境开启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河北军战力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李元昊兴兵于西北,宋夏战争频发,陕西军队在历练中实力不断增强。从此,西军崛起,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军事格局。
北宋时期的宋夏边界。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唐中期开始,中央王朝的军事重镇极容易滋生藩镇势力,唐后期河北、河东强藩林立便是证明,尤其河东地区是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政权的起家之处。那么,北宋能征善战的西军会不会在西北地区酝酿新的藩镇势力?宋中央对西军是否有尾大不掉的疑虑?
有限放权
宋朝军队整体战斗力低下,其根源在于宋初的一系列集权举措造成的制度缺陷;而西军之勇武,也与突破制度限制有关。当然,这里的“突破”并非是由地方将领“违反规则”,而是中央主动“放宽规则”。此处我们要特别说明一点,在崇文抑武的大环境下,西军中的军事统帅正职多数由文官担任。他们熟读经史,以科举入世,其政治上的“性格”自然与其他时代的“边将”大为不同。此外,在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官职体系中,西军各部并没有共同的统帅,朝廷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各路,遣文臣知州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不同地区的统帅间是平级的协同合作关系,故而不会统一成足以对抗中央的强大力量。
中央放权,核心体现为对“将从中御”原则的突破。这一原则确立于太宗朝,要求大将在作战时,需要将战场上的形势及时上报到朝廷,由皇帝和宰臣谋划后再确定作战方案,几乎剥夺了前线将领临敌应变的灵活处置权,让大将成为被帝王遥控的提线木偶。宋中期开始,在西军的管理中实际上放宽了这一原则,中央予以边将更充分的信任。
宋神宗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以宋神宗对待王韶的态度举例。王韶是神宗时期“熙河开边”的主导人物。他在熙宁元年(1068)上著名的《平戎策》,提出主动出击,收复河湟(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从而达到孤立和对抗西夏的目的。此处需注意的是,王韶的“开边”策略,与宋士大夫主流的战争观是有差异的。自太宗朝以后,士人政论中常有保守厌战的倾向,如张齐贤称 “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苏轼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此类发言不胜枚举。在此种舆论背景下,王韶提出主动进取的对外策略,其压力可想而知。
熙宁四年(1071),宋朝廷任命王韶为秦凤安抚使,正式落实其开边方略。宋神宗多次给予王韶自由决策的空间,并表现出不必事事拘泥旧制的务实精神。一次,在王韶团结羌族的政策下,蕃将俞龙珂归顺宋朝。神宗与宰臣讨论处置策略时说,担心王韶心有顾虑,不敢为俞龙珂请官。王安石建议可以派宦官前往传达圣意,但神宗认为“中人传谕事,意多不尽”,建议王安石亲自写信给王韶。按照制度惯例,宰相与边将之间不可以用私人书信讨论国事,而神宗皇帝却明确表示:“与书何害?”还有一次,神宗主动对宰臣说:“边事须委付,不可扰之。王韶等不怕西边事宜,却怕东边事宜。每得朝命,或不应事机,即人情疑沮。”“西边事宜”指的是前线战况,“东边事宜”说的是廷臣掣肘。神宗皇帝对于传统体制里中央过分干预边地军务的危害是有反思的。王韶最终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两千余里,这一西军的军事胜利与神宗皇帝大胆放权密切相关。
西夏与北宋末期之战一。来源/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此类放权情形在仁宗朝、哲宗朝和徽宗朝也出现过。不过,我们不宜过高评价宋朝君主对边地事务的支持。首先,上述案例中的这类放权行为虽有成效,但多出于君主一时的主观判断,未形成制度性成果。因此,这种支持缺乏稳定性。宋神宗本人在其统治后期,就曾恢复中央派遣宦官掌军的弊政。边将依然要时时刻刻揣摩人主心意,并未能真正放开手脚。此外,这类支持往往与主政大臣相关,王韶依靠王安石的支持,名将狄青则依靠范仲淹的庇护,这就使得朝堂上文官间的党争也会殃及边将。基于这两点因素,西军的数次“开边”常常能善始而不能善终。
由上述中央朝廷与西军将领的关系互动可以看到,宋朝中央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西军纵然拥有些许“特权”,也完全出自天子“恩赐”。此种情形下,西军不具备“藩镇割据”的可能性。
勇而不骄
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北宋西军中出现了若干“将门”,如备受小说戏曲钟爱的“杨家将”,以种世衡、种师道为代表的“种家将”,以及世代镇守府州(今榆林府谷县)的“折家将”等。但宋代军队建设追求“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提防武将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威望。那么宋廷为何能容忍这些将门存在呢?将门会发展成藩镇么?
在西军将门中,“折家将”的情况最为特殊。后人乍看其家族履历,一定会为其在府州权力之大而惊异。其家族成员世代接任府州的知州,从宋初折从阮到北宋末期折可求,共七代十余人。更有甚者,折氏成员在知州任期上并未遵守宋三年一任的常规,任期最长的折克行在任近30年之久。从其家族成员的墓志资料中还可知,折氏在地方治理方式上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有任用私人僚属和支配地方的财政收入之权。这在处处以唐末五代为教训、执行“防弊之政”的宋代几乎不可想象。是什么原因让折氏家族拥有如此惊人的权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折氏的家族历史。据学者考证,折氏在民族上应属党项化的鲜卑人,其家族成员自唐末开始在地方藩镇中掌兵。其祖折宗本在唐末曾在“振武军”担任军官,振武军具体位于何处,史书记述不详,大体在今陕西府谷县,即宋朝府州。折宗本死后,其子折嗣伦、折从阮等继续镇守此地,期间发生两件大事:第一,后晋石敬瑭勾结契丹,契丹曾试图胁迫折氏率领本地居民迁居辽地,折从阮领导百姓进行抗争,后来的后周及北宋政权依然能控制府州疆域,要归功于折氏的功劳;第二,党项族拓跋氏,即后来的西夏王族,与折氏关系交恶,折氏常常寻求与中央政权合作,共同对抗拓跋氏。史料评价折氏在五代时期的贡献,“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绝非虚言。
北宋建立后,折氏归附宋朝。从地理环境上考虑,府州所在的麟府路,北接契丹,西临西夏,是河东路的安全屏障。庆历初,陕西经略安抚使陈执中曾说此地“介于二虏,若首尾合而内寇,则其为患大于关中”。此地还出产良马,对于北宋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从民族构成上看,此地蕃汉杂居,党项人所占比重很高,在宋边地中具有特殊性。如果有人能使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心向朝廷,就能有效建立起中原腹地与西夏之间的天然屏障。折氏家族在地方上久富声望,历史上又与西夏王族有世仇,自然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因此,宋朝廷给予折氏诸多特权的做法,事实上延续了唐以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其出发点是维护西北地区民族关系。“折家将”与西军的其他将门有本质不同。
折氏家族虽享有极大的政治特权,但其兢兢业业,并未滋生骄惰之心。史载折氏“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与此同时,宋廷对府州的政治和军事也保有有效的控制。一方面,宋在路一级的各个监司(提点刑狱司、转运司、提举常平司等)对府州可以形成有效的监察,府州知州之位虽在折氏家族成员间传递,但若有不法行为,朝廷亦可撤换;另一方面,宋在麟府路驻扎禁军一万多人,对折氏家族的军事实力也有监督和牵制的作用。
《折继闵神道碑》(局部)。碑文共三十五行,满行九十二字,楷书,叙述了折继闵及折氏家族为宋室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功绩及家族世系。来源/高峡主编,李林娜、王原茵、王其祎副主编《西安碑林全集 28卷 碑刻》,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家族成员的忠诚本分,加上宋廷的严格管理,使得折氏这样一个北宋最具实权的将门家庭,从未与中央权力发生冲突。哲宗时,朝臣言:“河西折氏置之最为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余年,而折氏祖、父、子、孙相继,皆忠顺劲勇,为国捍守,此实措置得其道也。”历来对武臣保有警惕和敌意的文官群体,尚能对折氏有如此高的评价,折氏与中央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我们再来看看杨家将和种家将,这两个将门之间有一些共性:都是连续数代为国效力的将门世家,都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杨家将当属北宋知名度最高的将门世家。尽管自宋中期以来,杨家将的故事就在话本戏剧的演绎中逐渐艺术化,但其故事的内核还是贴近史实的。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给杨氏后人杨琪撰写的墓志铭中,叙其先祖事迹道:“其曾祖讳弘信,为麟州刺史。……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六州观察,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文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一段话透露了三点信息:其一,与前文所述折氏相似,杨家也是从五代时期就在陕西一代担任军职;其二,戏曲评书中的“令公”杨继业确实在太宗时代的抗辽战争中为国战死;其三,杨氏父子的事迹在北宋仁宗时已为市井传颂,此后大量的文学改编在此时已见端倪。据《宋史》材料,其家族中的第三代杨文广亦颇有将才,曾在仁宗朝得到范仲淹赏识,跟随狄青南征,担任过秦凤路副总管等军职。
不过,不论正史还是演义,杨家将的事迹都集中在北宋前中期,其中杨继业与杨延昭两代人的故事重点围绕抗击辽国的战争展开。因此,尽管杨家将先祖曾任职于陕西麟州(今榆林神木县),但家族的核心故事严格来讲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西军”范畴。
杨延昭画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种家将是最具代表性的西军将门世家。其家族历史从仁宗朝种世衡开始,到靖康年间种师道、种师中死于国难为止,祖孙三代共七名武将留名于宋朝史册。
在种氏家族的七人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种世衡。明人柯维骐曾评论:“种氏本洛阳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产名将。顾不异哉!然为将之道,善谋为上,善战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从种世衡的事迹里,我们能够体会出以学问立身的宋朝儒将独特的人格魅力。
种世衡,字仲平,河南洛阳人。他出身书香之家,少年时代勤学苦读。他的叔父是宋初隐士种放。种世衡在仁宗初年靠叔父的恩荫入仕,故而进入武官队伍(宋代经科举入仕者才能成为文官)。他先后任泾阳知县、同州通判、环州知州兼环庆路兵马钤辖等职,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加强针对西夏的防务上。颇为幸运的一点,他与朝中宰臣范仲淹为好友,因而其擘画谋略能够充分被朝廷采纳,使其才学有用武之处。
我们不妨通过几件事领略一下种世衡的边防智慧:
第一件是修建青涧城。宋夏战争中,宋军的一大被动之处是既不擅长进攻,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地形据险防守。因而,若能发现有利地形,修筑堡垒,就能极大增强防守的有效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种世衡建议在鄜延路修筑青涧城。此城位于延安东北200里处,为唐宥州城之旧址。此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城池建成后,可以巩固延安之守卫,可以保证运粮通道的畅通,还可以作为主动出击、进攻西夏的前哨阵地,可谓一举多得。在城池修建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石工凿地50尺时,发现地下有大石,这意味着此城建成后,城中可能没有水源,非常危险。石工判断,大石厚实坚固,恐怕无法穿透。种世衡当即下令石工每凿石一筐即获百钱,大家争先恐后凿石,不久后泉水破土而出。
第二件是收服党项部落。种世衡所守卫的环州,与前文提到的府州相似,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沟通与此地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使其与宋朝同心同德,是做好防务的必备条件。为了获得当地真心拥戴,种世衡付出了不少努力。一次,种世衡与一位党项部落首领奴讹相约,第二天到其帐中拜访,慰问其部族。不料当晚天降大雪,第二天清晨,雪已经积了三尺多厚。部下劝说种世衡,认为“此羌凶诈……又所处险恶”,贸然前去可能有危险,不如暂缓。种世衡说:“吾方与诸羌树信,其可失诸。”于是依约而往。奴讹见这位新任州官真的到了,十分感动,说:“我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不疑我耶。”当下承诺,“今而后唯父所使。”
第三件是巧妙训练土兵(宋代设于西北边境及广南两路的地方性兵种,亦称土军)。环州地处偏远,禁军至此往往“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且后勤物资补给负担重,“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秋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相比之下,有当地百姓中选出的土兵“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边之苦,无数易之弊”,优势明显。如果土兵能够精于作战,就能极大减轻国家冗兵冗费之负担。种世衡想了很多妙招来训练百姓的作战能力,例如,为了鼓励百姓练习射箭,规定吏民中“有请某事或辞某事者”,都用射箭成绩来判定能否被应允。吏民有小过失者,也可以用射箭成绩来赎罪。自此, “吏农工商,无不乐射”。西夏人听说环州百姓皆擅射,也就不再打环州的主意。
环州。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作为西军名将,种世衡的一生似乎没有留下多少杀敌数目或攻城掠地的成果,但他运用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成了作为一名武将应该完成的事——守一方百姓平安。回望种家将、杨家将、折家将三个将门家族,我们似乎在这些杰出宋人将领身上找到一种共同的气质——忠勇与谦和并存。令人感慨的是,在一个对武将不公正的时代里,依然有人愿意勤勤恳恳地做好这份并不能带来太多荣耀的工作,父子相继,殒身不悔。所以,我们或许根本不该问出前文的问题:西军将门会成为藩镇吗?当然不会,因为贪婪的人、投机的人、渴求权力与功名利禄的人,不可能如此长久地站在大宋边境线上。
参考文献
1.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2.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3.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4.吕卓民:《西北史地论稿》,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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