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全国阶级矛盾普遍激化，但各省发展是不平衡的。广西是矛盾最尖锐的省区之一。
广西是全国比较贫瘠的省区，境内多山岭、丘陵，石灰岩地质构造较为普遍，石田甚多，森林竹丛布满一些山区。
广西土著居民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三四，其余都是由广东、湖南、福建等省迁徙入桂的客家人。
清初，广西几经兵火，人口锐减。乾嘉时期，广西已经实施改土归流，许多少数民族被编入户籍，又大量招徕外省劳力入境垦荒，于是粤闽湘诸省相对过剩人口纷纷迁居广西，导致该省人口剧增，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可是，耕地面积却没有大的增加。与全国人均土地相比，至太平天国革命时，广西为1.1亩，远少于全国的1.78亩，人口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广西亩产粮食，两季可获500斤左右，地租率一般为收获量的6一7成，佃农实际所获每亩当在200多斤。
一家五口，耕田5.5亩，仅获一千余斤稻谷，显然不敷全年生活。
有人记载：
“广西山多田少，地皆硗确（qiāo què），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
于是，大批人口涌出农村，流落广西各地，很多人加入天地会等秘密会社。
此外，战后还有三个因素使游民队伍更有急剧增加。
其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撤防裁勇，“遣散之勇，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剽掠为生，从此盗风愈炽。”如张钊等人。
其二，广西长期水利不修，连年灾荒。
据该省部分地方志统计，1843一1850年，就发生各种灾害、瘟疫二十余起。广西当局不事体恤，也无力救济，又不敢向上呈报，造成饥民充斥，“饿殍载途”，死亡枕籍。幸存者无路可走，沦入游民队伍。
其三，1848年初，徐广缙受命总督两广，坐镇广东，兵多饷足。
但他不愿支援自己有管辖职责的广西，努力摆脱困境。相反，徐广缙以邻为壑，将广东游民与天地会众驱赶入桂，致使广西游民危机更形恶化。
再者，由于外省客民涌入开垦，遂与土著居民在经济、政治利益和风俗习惯上产生某些矛盾。
尤其在人口过剩、土地兼并激烈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有所发展，往往因夺佃夺耕发生冲突，甚至武装械斗。
据《贵县志·风俗篇》载：
贵县土著，惟侬、黄、覃、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之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
鸦片战争后，形势变化剧烈。广西游民队伍益增，尤其是“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悟、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
广西天地会得到强大的推动，开始与广东天地会联合行动，一个武装起义高潮正在酝酿之中。
面临这一即将溃决的危局，自1847年就任的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感忧惧，处在十分矛盾和难堪的境地：
若仅靠本省兵力、财力，难以对付即要勃兴的天地会起义，若向道光帝如实奏报，必遭阻拦申饬。
因为“上之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
军机大臣潘世恩函示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以粉饰太平，满足道光帝渴望天下无事的虚荣心理。
郑祖琛只好向总督徐广缙诉苦求援，得到的“皆推诿粉饰之词”。徐广缙“坐观成败，与郑中丞及诸将意见不和，事事从旁掣肘”，拆郑抚的台。
郑祖琛自知下场不妙，洒泪哀叹：
“吾从其言，（不奏报实情)，则玩寇必致大乱；违其意，则上疏必被阻挠，左右两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徒为误国庸臣，志不能伸，死有余辜矣！”
郑祖琛自白确有根据。
广西有绿营兵二万三千人，土兵一万四千人，共计三万七千名常备军。主力集中在柳州、桂林和左、右江两镇，有一定的边防任务。
余下额兵驻屯各州县，为数很少，一般仅几百人，零星分散在各自汛地，任务是维持各城的秩序和安全。
当天地会还是小股的秘密结社时，各地汛兵尚可对付，能够及时镇压。如果遇到多股并起，或大股天地会军冲击，清军就会“顾此失彼，辄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
而且各地清军只顾全自己防区的安靖，不愿主动出击或支援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
当组织诸州县或数府会剿时，外援清军不甚热心，彼此矛盾重重，互不相属，难以统一部署和指挥。
因此，广西清军缺乏机动能力，很难形成一支较为集中的打击力量，去对付大股天地会军。这给天地会起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条件。
广西提督闵正凤平时不问军事，“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造成了广西绿营“兵力怯弱，不能御贼，军械不复适用。”
天地会起义蔓延起来时，他“复多畏葸”，不敢督师出击，其他：
“大吏皆讳言兵，不发大军往剿，视为平常之贼，仍令本郡兵役下乡缉捕，惟滋扰良民，而不敢追贼，巧于趋避。……因循玩忽，贼势蔓延，土寇愈众。…一闻贼至，官避民逃。”
既然绿营不足恃，惟有雇募壮勇，但必须有充裕的财力维持饷源。广西穷瘠，缺钱少粮。
郑祖琛走投无路，只得自欺欺人，采取因循敷衍、得过且过的消极政策。
周天爵取代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揭露官场老底说：
广西历任抚臣则不然。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注之声，各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护民，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靡然而从贼。
是盗贼亦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禹遣散之勇，鹤山、清远、英德包运洋烟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盖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今，守备、千把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惧裂，民心日摇。
敷衍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全省地方官吏对天地会及其他反抗活动大多持放任态度。
“州县欲绳之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
因此，他们“未严办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罗惇衍疏劫，“推其原故，皆由提镇卖缺肥己，参游都守扣饷虐兵，府厅州县纵盗殃民。”
所劾不免夸大，却表明官府、清军为渊驱鱼，逼使广大人民投身天地会起义洪流。
清朝当局的敷衍放任政策是在广西特殊情势下的产物。
显然，敷衍政策不能挽救广西的危局。相反，给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广西这片肥壤沃土。
随着广东、福建客民迁徙入桂，天地会也开始传入广西。
“粤西自嘉庆十二年(1807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付，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
1810年，邕宁县“沈惠平、苏义兴等纠众结拜添弟会。”
次年，庆远府东兰州破获姚大羔“叠次纠众拜会”一案，搜出《会簿》，簿中充满“顺天兴明”、“扶明绝清”、“去清复明”、“兴明绝清”之类的字眼，这是天地会普遍奉信的斗争目标，对汉族人民有一定的民族号召力。
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广西查获多起天地会案件，捕获会众1200余名。
从迭次案情分析，天地会在广西仍处在秘密组建阶段，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武装起事，广西当局还有力量及时扑灭各地已被侦知的天地会组织。
广西天地会被清朝官方诬为“堂匪”，初起会时，为了掩护秘密结社，首领“出资招募，使心腹者数人统之，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己则置身局外。”
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不蓄发，巧于趋避。”
原来，“极守秘密，每于深山僻寂处，深夜为之。及贼风既盛，则在各圩镇白昼为之矣。”
看来，“堂匪”并不是正规的天地会武装，而是天地会组建初期的一种形式。它还具有两面依恃的性质，“贼众盛则附贼，官军强则归团。总之，忽而贼，忽而民，莫可究诘。”
广西本地的天地会武装被诬为“土贼”，“亦堂匪之变相，党羽众盛，多或逾万。…且称王称霸，声势浩大。”
他们蓄发，不易散伙，一般在本地活动。外来的天地会军被诬曰“流贼”、“外匪”。
其中，广西的称“土马”，广东的称“广马”、“东匪”。数支起义军汇合，形成一股较大的武装力量，转战若干地区，即称“股匪”。
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疏称：
大抵贼之肇端皆由会匪，所以平时各处散在民间，及至起事，一呼立集。其中凶顽，…多为广匪。大都每股不过数十人，甚至百余人而已。其余众皆土匪附从，以张其势。
这真实表明了两广天地会互相支持、联合武装反清的斗争特点。
鸦片战争失败后，1845年，邓立奇、钟敏和在藤县赤水圩“各竖旗聚党”，揭起了天地会起义大旗。
“以后贼风日甚一日，官兵不能擒制，土匪因之蜂起。”
同年卢三哲、乃富本也在隆安县举事。从此，天地会起义在广西各地蓬勃兴起。
杜受田在1851年3月10日向咸丰帝奏陈广西天地会兴起的过程说：
粤匪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私逞强梁。逮自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江及各江接近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至道光末年），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
从1846年开始，天地会军逐步形成了三个较大的武装斗争中心：
湘桂边境的雷再浩、李沅发军，西江流域的艇军，南宁、太平地区的张嘉祥、颜品瑶军。稍后，陈亚贵崛起，由广西中部转战北部，与太平天国起义相衔接。
（1）艇军的兴亡
艇军兴起于1846年，任文炳、李观保在黔、郁江面组建了这支天地会水上武装。
之后，广东鹤山县水手张制、田芳等响应联络。他们都是鸦片战争后梧州撤防的壮勇头目，侧身江湖为盗，“早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日益横肆。”
于是，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线被这些沿江流动的水上武装截断，两广之间通道阻塞，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经济、军事联系。
这些互相联络声援、且又各自独立流动的水上武装多数是天地会信徒，因乘坐武装的波山艇，故史称艇军，清廷诬为“艇匪”。
向荣说：
波山艇，一名古劳艇，出广东肇庆府之鹤山县，常在广西往来。其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操舟者类多强悍敢死之徒，枪火器械俱全。
艇军流品复杂，实际上是游民为主体的队伍。张钊等并没有明确的反清政治目标，尽管勇猛剽悍，使清军畏惧，但他们又横暴贪残，在水面或港口行凶抢劫，危害人民正常商业活动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早在1845年，张钊一伙曾被平南知县王华封招抚。
1848年，又复造反，“结任文炳等，驾波山船横行河上。先扰广东之三水、封川，遂逆流而上，由悟而浔而柳，旁及沿河村圩，皆被蹂躏。”
次年，张钊等复被苍梧知县招降为捕役，艇军势力受到分化而削弱，任文炳等继续活动于两广水面，坚持反清斗争。
（2）张嘉祥、颜品瑶军的兴亡
张嘉祥，广东高要人。后流入广西贵县，在商店为佣工，加入天地会。曾与广东钦州李士昌、李士葵兄弟，横州谢江殿，灵州苏三相，贵县徐阿云，南宁颜品瑶等首领聚会，在横州大滩劫富。
1846年，张嘉祥在广东合浦藿冷村起事，聚党数百。旋入据横州之上石村，以为基地，四出骚扰富户及商店、当铺。次年，清军攻陷上石村。张嘉祥逃回凿冷村，复遭两省清军追逐，潜至钦州十万大山，仅剩二十九人。1848年，依附李士昌兄弟，潜伏深山。
1849年，张嘉祥复起，与苏三相据横州百合圩（博合圩），“树旗帜，大书“劫富济贫’字样”，（一说“书曰：'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他以百合为基地，“勒各村缴款，议定即由各村自行送到。
广西南宁府与广东廉州府成了天地会起义的又一个中心。
8月，张嘉祥率众千余北进，抵贵县覃塘圩。“张贴伪示，纠匪入伙，”建立了新的武装活动基地。
广西清军组织三路会剿：
南宁协副将盛钧攻南路；浔州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驻贵县，防堵东路；提标营游击段炳南、知府刘继祖驻宾州甘塘，防堵北路。
张嘉祥避实击虚，挥师北上，据大桥圩，猛攻甘塘清军，斩段炳南，军势大振。清军会剿之局破产。
东路顾元凯惊惶恐惧，急向梧州求援。正在苍悟县任捕役的张钊一伙受命率叛降艇军沿浔江西溯，“经带扒船数十只，由郡（桂平）至县（贵县），湾泊河边，”以御张嘉祥军。
此时，南宁地区天地会首领谢锡祥、潘七大等活动剧烈，盛钩首尾受敌，担心巢穴安全，遂与顾元凯商定，经劳崇光批准，往甘塘招降张嘉祥。
交易达成，1849年秋，张嘉祥无耻叛降，进入贵县城，且据甘塘骚扰横行。1850年春，贵县令张汝瀛突然袭击，解除张嘉祥部武装，并将其逐回南宁。
1851年，张嘉祥投奔南宁知府邹峰杰，参与镇压以颜品瑶为首的南太地区天地会军，更名张国梁，堕落成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死敌。
张嘉祥叛降，使广西中南部天地会势力大为削弱。但全省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
贵县竟有十余支起义军，南宁谢锡祥、颜品瑶两支大军先后兴起，声势复振，牵制了万余名清军，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太平天国初期武装斗争。
1850年冬，向荣率楚军歼灭了谢锡祥部主力。1852年，劳崇光、张嘉祥镇压了颜品瑶军，南宁地区起义趋于低潮。
（3）雷、李起义
再看湘桂边境局势。雷再浩起义失败后两年，1849年11月，李沅发又在新宁起义，袭据其城。
他出身游民，因地主哄抬谷价，“勒索重利”，“乘人心不服，起意抢夺，…兴立拜把子会，结拜弟兄，…劫富济贫。…约定十月十三日夜起事。”
杀毙知县，扩军二三千人，“设立十行名目，一人管带十人，添造各种被帜，”自称王爷。
李沅发军“头裹红巾”，遭到江家团练与镇筸清军的围攻，弃城“乘雨潜越镇算营垒”，进至广西兴安。
次年春，由城步抵龙胜境，击毙清参将玛隆阿。团练悍目邓树堃追击，李沅发于怀远伏击，全歼团练。
湖南巡抚赵德罄等落职。李沅发转进湖南边界，继循黔边，旋至广西融县，克长安圩，但在天堂岭、水口为清军与团练击败。起义军遂趋永宁，抵永福堡里，斩县丞赖锦荣。之后，辗转在永福、阳朔、荔浦等县境，复进入修仁瑶山，活动在桂北诸州县。
由于清军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李沅发乃率军疾驰回新宁，扎金华岭，坚守阵地。1850年6月被湖南提督向荣俘获，解至北京牺牲。
雷、李起义激起了桂北局势的空前动荡：
“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肆。”
起义军在桂北各州县播下革命火种。虽然两次起义遭到镇压，但更多的天地会众受到鼓舞和推动，小规模武装起义不时发生，创造了有利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斗争环境。
（4）陈亚贵起义
接着，掀起了陈亚贵起义的风暴，把广西中部和北部两个天地会活动中心联结起来。陈亚贵早在1846年就参加艇军，与李观保、任文炳往还。
1848年，他脱离艇军，在武宣独立竖旗举事，改变艇军局限于水面和沿岸的活动方式，实施以步兵为主、在山区村圩流动作战的战术。
开始，陈军在武宣、象州、桂平一带山间转战，迭遭清军、团练围剿，多次失败逃亡。可是，挫折与失败锻炼了陈亚贵。
1849年10月，他避实击虚，冲出封锁线，转进柳城县境，连下牛岭、洛岩、大埔等圩。是年冬，与东乡武生区振租联合，拥众千余，“张顺天行道旗，越境至长安圩，劫典铺、钱铺，往返百里，归百丈圩分赃。”
1850年1月24日，自称大王，“拥匪数千，头包红巾，旗建顺天行道字样，坐轿骑马，大炮、鸟枪、弓箭、藤牌，军器齐备，自桂平大黄江，会武宣、象州、大湾广匪、土匪，突至迁江县之良塘圩。”
28日，至庆远府忻城土县。次日，抵袄洞圩，遭忻城土官截击。
之后，陈亚贵回军象州，旋克中平，朱亚狗在寺村响应。夏天，陈亚贵、郑廷威等千人由象州进至贵县龙山圩，遭团练抵御。
8月，由运江抵桐木，修仁知县刘益谟弃石墙要隘溃逃，陈军越隘，长驱直入，旋克修仁县城，再下荔浦，省城桂林戒严。
陈军向地主、富商筹饷。“至青山富室员外徐成瓒家打单，不伤居民。复分党来城，向各巨商及当商、盐铺索资斧。”
在击愦团练抵抗后，进占马岭，“居民奔避不及者，亦不伤害。”
兵锋距桂林仅二百里，郑祖琛惊恐万状，再不敢隐瞒，连忙向刚即位的咸丰帝驰奏，并请旨饬徐广缙赴广西会剿。咸丰帝立即调兵遣将，把广西作为全国用兵的重点，严旨郑祖琛、闵正凤“分路兜剿，毋令逼近省城，绝其逃窜后路。面解散胁从，晓谕安抚，免致愈裹愈众，滋蔓难图。”
同时，谕徐广缙率军入广西，“起张必禄于四川，调向荣为广西提督。”
接着，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桂督师。至1850年10月，已调遣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六千余名客军陆续驰援广西。
陈亚贵闻悉清军大举入桂，9月，转进修仁瑶山，由四排至永福县鹿寨圩，转柳州府境。适逢向荣楚军前队，陈亚贵军败，遂与陈香晚分兵东西撤走。香晚由西南进向宾州，兵败被擒杀，亚贵由东南折转象州、武宣境，在三里圩遭浔州协副将李殿元截击，损失惨重。
旋撤转桂平武平圩、石龙圩，复被团练沿途截击，乃由勒马渡河潜藏入罗渌洞。11月，为团练头目黎建勋捕获牺牲。
此刻正是金田起义之时，陈军余部在亚贵弟陈世清等率领下投奔太平军，成为一支奋勇敢战的劲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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