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国耻之后，让南宋君臣郁闷的是妇女们为何没有守节
何谓“靖康耻”
———“靖康之难”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
作者 | 程郁
相传岳飞所作《满江红》词曰: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传唱至今。学界或疑为明人拟作，但“靖康耻”一类说法的确常挂在南宋人嘴边。南宋初张浚“以雪耻复仇为志”；绍兴初，金军南侵，侍御史魏矼训诫诸帅曰: “为诸公计，当思为国雪耻”； 胡寅上疏为高宗拟诏曰: “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 所谓“靖康耻”“国耻”难道仅指徽宗、钦宗被俘及大片土地被占吗 ？所谓“逆天乱伦”是否还有别的意思 ？第一次东京解围之后，李纲上疏说: “又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略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社之羞，而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 可见“驱略士女”与“质亲王”并列。东京城破之际，宋臣之言更直白: “太上出质，人子难忍； 妃姬改嫁，臣民所耻。”对宋皇室及士大夫来说，靖康之耻不仅意味着国亡，还有家破之后的难言之痛，“靖康之难”后，南宋君臣开始了对性问题的反思。关于宋俘的遭遇罕见记载，一涉及金军的性暴力，更语焉不详，后人只能于纷繁史料中寻觅。“靖康之役，（ 金帅） 斡离不初欲得一帝姬，萧庆语斡云: '天家女非若民妇，必抗命自尽。’斡意沮。” “靖康之难”之所以为国耻，不仅因为有大批上层女性蒙难，而且她们并没有杀身守节，这才最让士大夫郁闷。靖康元年（ 1126） 岁末东京城陷，金兵放出和谈之风，目标直指后妃与帝姬。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帅粘罕曰: 皇帝“弗亲出城便须出质妻女，此外更无计议”。 大臣一开始就准备牺牲皇家妻女，“宋使邓珪尝称妃嫔帝姬之美。……因议和亲”。而皇帝总想用民女填金人欲壑。靖康二年（ 1127） 正月初十，钦宗再次出城，经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同意交出两名较疏远的宗女，大臣却恐吓皇帝: “福金帝姬是干戾人蔡京媳，理宜发遣，迟则和议不成。” 宋开始搜罗青楼女子或歌妓舞女，后公然抢掠良家女孩，“开封府尹徐秉哲自置钗衫冠插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观者莫不嘘唏陨涕”。 第一批入寨者主要是平民女子，金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如何分辨处女呢 ？ 退回的女性应已被性侵。正月二十二日，宋朝答应再献上十名赵氏女性及宫女、女乐等三千多人，并付巨额犒军金，“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二十八日，第一位帝姬被金人霸占。史称“茂德帝姬”，小名福金，已嫁蔡京子蔡鞗，其被贡含有惩罚蔡家的意味。宋大臣扮演拉皮条角色: “议和诸臣诱姬至寨，误饮狂药，婉委顺从，斡遂肆欲无厌。” 二月初一日至三日， “虏索工匠各色人及三十六州守臣家属出城”。 众多士大夫女眷受害。国亡在即，宋君臣更疯狂地出卖女性。二月初五，宋臣许诺无论何人皆可献出，“遂指索帝姬三人、妃嫔御七人，吴幵等力请少主手押为信”。然而，二月初六，徽宗、钦宗二帝被废，初七“太上率妻（妾）、子妇、婿女、奴婢络绎而出，我兵监押轿车之中，抵瓮城，令内侍指认点验，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二十二日，宋康王母韦氏至自斋宫，与妻邢氏同禁寿圣院。” 几乎全部皇室女性及众多高官女眷被掳入金营。二月初十，王妃、帝姬九人被分给金将领，“独一妇不从，二太子（斡离不） 曰: '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妇曰: '谁所卖 ？ 谁得金 ？’曰: '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妇曰: '谁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妇不自主，小奄遂自刎。” 所谓“娘娘自重”，实催她自杀。十六日，“帅府令妇女已从大金将士，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 此举一为确保后代血统的纯正； 二为收这些女人为性奴。十八日，斡离不宴请诸将，强迫宋二帝二后出席，二后被迫与金将男女杂坐。妃姬二十人出侑酒，徽宗六女富金已嫁田丕，当场被金将设野马看中。“太上曰: '富金已有家，中国重廉耻，不似贵国之无忌。’国相怒曰: '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 ？’令堂上客各挈二人。” 这时说“重廉耻”实令人叹息。女性“入寨后丧逸二千人”，即妇女不堪群狼蹂躏，或被金将士杀害。“（ 二月） 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 三月“二十四日，帅府归香云帝姬、金儿帝姬、仙郎帝姬三丧”。 仪福小名圆珠 17 岁； 香云、金儿和仙郎即仁福、贤福和保福三帝姬，皆 16 岁。又信王妃等人殁于另一金军大营青城寨。的确有女子反抗的记录。靖康二年二月初七，王妃、帝姬入寨时，看到三女被“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未咽气，三女应为平民女性。“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命福金帝姬抚慰之，令施膏沐，易后宫舞衣入帐侍宴。”当夜，“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入幕后，一女以箭镞贯喉死”。被杀三妇及自杀一女不是皇亲国戚。 钦宗宫人“曹妙婉、卜女孟、席进士、程巧、俞玩月、黄勤殁于水。卫猫儿自刎”。又“郓王姬王氏至刘家寺，王氏自尽，年十六”。 查《开封府状》，钦宗宫七位皆为低级宫女； 而王氏未列名，应是地位较低的妾室。三月二十八日，两宫分批北迁，行军分作多路，许多女俘并不能与丈夫同行，宿营时似乎也是分男女关押的。至燕山，“太上、郑后以下九百余人馆延寿寺，供张甚厚。帝姬等馆帅府”。 两位皇后受到严密监视: “惟皇太后、懿节皇后别有馆伴二人，早暮必来瞻见圣容，如未见，须候见乃退。” 沿途设宴往往令后妃单独出席: 如“（ 四月） 二十四日，斡酋设席，宴太上、诸王毕，又设席宴郑后、妃嫔”； 到上京，“大王来邀后妃等至家宴会”。 五月十七日到代州，金贵族开宴“内人被逼侑酒歌唱”。所谓宴请即令妇女陪酒。金军还利用各种机会玩弄妇女。“（ 五月） 初二日，王令驻尖一日，共浴温泉。”钦宗朱后时年 27 岁，由传世皇后像看最为靓丽，命运也最悲惨。女性在野地排泄，更容易被强奸。“尝路行之次，朱后下畦间旋溺，骨碌都从之，乃执后臂曰: '能从我否 ？’朱后因泣下，战不能言，遂亦发疾，不能乘骑，骨碌都乃掖后同载马上行。”当夜，朱后腹痛，骨碌都以手抚其腹，“其无礼若此。至天明，言于少帝曰: '为我说与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为相报也。’”后金将泽利杀骨碌都。他仍十分淫邪，切肉时视朱后笑曰“这一块最好”，曾“怒曰: '汝四人性命在吾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 ？’以所执鞭欲击之，后不胜涕泣，乃持杯作歌”，朱后投井，被左右救止。从上下文看，朱后不可能逃过性暴。其他女俘更身陷狼群。四月初七“馆伴阿林葛思美盗后宫曹氏”。次日女俘“避雨虏兵帐中者，多嬲毙”。 “嬲”指多男纠缠一女，这些女俘应遭轮奸而亡。有皇孙女同行，“泽利醉淫其女，丑恶之声二帝共闻，不敢开目。遇有余食，与女子分食，谓朱后曰: '你不如他。’” 高宗妻邢氏时年 22 岁，妾田郡君仅 19 岁，姜郡君 17 岁。四月“初五日，次汤阴。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又称多富，年仅 17 岁，因非常漂亮，一出城便引发群狼争抢，金“二帅怒，斩野利于南熏门”。 三月二十九日“以坠马损胎，不能骑行”。同时流产的妃姬皆已婚，而嬛嬛未婚，所堕胎应为性侵后果。途中金将完颜赛里“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 金《宋俘记》载，宋俘共 14 000 余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 则途中女俘死亡多达 3 000 人上下，减员非常惊人，除缺衣少食之外，性侵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别有子女五人，俱六年春生，非昏德胤”。可见妃嫔所生皆不是赵家龙种。甫入金境，女俘便被有意展示。“五月初一日，真定万户宴斡酋，帝姬、王夫人等坐骑以从。番人聚观如潮涌。” “及是，大王眷属下逮戚族男女咸集如睹异宝，且与后妃等行抱见礼申敬，汉妇不习，惶窘万状。” 所谓“抱见礼”即公开猥亵。献俘更是一场全民狂欢，伴随展示女俘身体、集体猥亵等。今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美术博物馆的商周玉女立像，双手被捆于胸前，赤身裸体。金灭辽时，“太宗见（ 辽后妃） 锦绣繁华，怒令撕去，至以赤体献庙。”宋笔记详载献俘时惨状: 金天会六年（ 1128） 八月二十四日，“黎明，虏兵数千汹汹入，逼至庙，肉袒于庙门外，二帝、二后但去袍服，余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絷毡条于手。……出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朱后归第自缢，苏，仍投水薨”。《燕人麈》亦谓除二帝二后外，宋俘不论男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则从王妃至宫婢皆玉体横陈，被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朱后一路忍辱负重，这时却两次自杀，可知了无生意。两年后，金主下诏曰: 朱氏“众醉独醒，不屈其节。永垂轸恤，宜予嘉名，可封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贞节”二字赐朱氏，真是非常悲哀。诸帝姬、后妃或被充作金将妾室。如富金途中即为设也马纳入怀中； 珠珠（ 惠福帝姬） 则沦为宝山大王之妾。6位帝姬被收入金宫，后为金主生下男儿。徽宗长女嘉德帝姬小名玉盘，先被金宋国王蒲芦虎即宗盘收为妾； 宁福帝姬小名串珠，被金兖国王额鲁宽即宗隽收为妾。绍兴十年（1140） ，因金上层发生内哄，二人被收入宫。金军必取宋君臣的妻女，除她们更漂亮之外，其实也有政治目的，这使占领者更具胜利感，且让失败者集体蒙羞，以灭绝其自尊。《开封府状》载有上层女俘详单，帝姬与王女、皇妃嫔与王妃嫔共 309 人。此外还有近支宗姬195 人，“元祐六年诏，娶宗室女得官者止朝请大夫、皇城使”， 则近支宗姬亦大多嫁入士大夫家，其他被俘的贵戚、士绅妇女更无法统计，中上层女俘应有二三千人，占女俘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左右。《开封府状》详载 309 名重要女俘的年龄 40 岁以上者仅 5 位，未见 50 岁以上的长公主及妃嫔。12 岁以下的皇女及皇孙女 49 名，最小的仅 1 岁，她们可能随母被掳。14—39 岁的女性多达 252人。与此相应，被掳的士大夫女眷亦应相当年轻。达燕山后，“妇女多卖娼寮”，到献俘礼前，宋“宫亲贵戚已发通塞州，编管家奴、军妓”，绍兴元年（ 1131） ，金主征取当初留在燕山等地为婢为妓的宋宫室妇女，“凡得二十四岁以下妇女一百十四人入宫”。金天会时掠至的宋男妇不下二十万，男子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可见，被羞辱的不止皇室，而是宋朝全体士大夫。遭到性暴力的女性，还远不止上述女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左言妻亦被掠，翌日，以金赎还”。所谓“左言妻”为士绅妇女，虽赎还，已不保其“贞节”。十二月十九日，金将在天津桥驻扎，“壮者为之剥脱而杀之，妇女美丽者留之”。二十一日，金人入城逐坊巷集民间女子出城，“其女子往往为金人淫污，留而不遣出城，亦不令归家”。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金千户陆笃诜杀其兄，“宗姬、宗妇十七人在所掠中，遂归寨”。撤军前夕，金二帅“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他将亦不下十人”。女俘的数量应以下层女性居多，广义的“靖康之难”从北宋末延续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妇女惨遭性暴力的荼毒。东京第一次被围，谏议大夫杨时谓: “臣闻金人之去欲未厌，成安一县驱掠女子二千余人。”建炎二年（ 1128） “（二月）四日，贼至瓜州，贵贱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建炎三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知府以城降，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锋镝敲榜者盖十之四”。被驱者主要是年轻女性。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主导下，受到性暴力的女性会遭到整个社会的鄙视，本国女性为敌国军人奸污，会被社会认为是最可耻的，可以说，性侵是唯一令受害者内疚的暴力。北征时于真定金军大宴中，“朱妃作歌云: '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 '幼当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 “屈身辱志”及“志不强”道出她们心中的痛苦。南宋以后所鼓吹的贞节观更趋于严苛。建炎三年春，乱兵掠临淮县，王宣妻曹氏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贼至，宣避之，曹坚卧不起，众贼劫持之，大骂不屈，为所害”。又绍兴九年（ 1139） ，涂端友妻陈氏为盗所执，数日后族党出资赎归，陈曰: “'吾闻贞女不出闺阁，今吾被驱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 ？’复骂贼不绝，竟死之。” 可见，社会舆论认为，被俘妇女已无贞节可言。陈亮所撰《二列女传》更耐人寻味: 永康大姓女杜氏，生而端丽。宣和二年（ 1120） 冬，当地悍匪乘乱逼杜家交出其女，其家“言于女，女曰: '无恐，以一女易一家，曷为不可 ？待我浴而出。’”杜氏浴后整冠悬梁自尽。这个故事令人想起靖康之难的交易。次年，官军捕贼，又乘势抄掠，永康富民陈氏二女并为执，长女为杀，“次女竟污焉。后有谂之曰: '若独不能为姊所为乎 ？’次女惨然，连言曰: '难！难！’” 可见，被强暴的妇女劫后亦无生理。《宋史·列女传》记载 38 位妇女的事迹，其中 10 位死于“靖康之难”，9 位死于南宋末，还有 8位妇女死于北南宋中期的兵变贼乱。清编《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记宋 122 名烈女，主要依据地方志补入。其中 74 人死于战乱 81 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时间计，北宋烈女 24 名，死于“靖康之难”者 25 名，则“靖康之难”的烈女人数已超过北宋总和，余 73 名皆死于“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其中有 29 名死于宋末与蒙古人的战争。由此可见，“靖康之难”是贞妇烈女激增的关键节点，战乱中的性暴力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因素。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后庙号高宗。当南宋岌岌可危时，“粘罕编造秽书，诬蔑韦后、邢后、柔福帝姬诸人”。 金人大肆宣扬高宗妻母被辱，宋人虽矢口否认，而对照笔记，金人所言却是不可否认的。这段历史实在可耻，因此“高宗朝搜禁私家记述”。直至咸淳三年（ 1267） ，耐庵才看到隆兴二年（ 1164） 确庵所编《同愤录》，他又增入《宣和奉使录》和《瓮中人语》，定名为《靖康稗史》。 有关女俘的遭遇几乎全出自此书。可见，这段痛史让皇家及士大夫痛入骨髓，所以才会让这段历史沉没。元末所编的《宋史》主要据宋国史编成，细读《后妃传》与《公主传》，可见史官煞费苦心回避。史载: 徽宗“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余皆北迁”。 查《开封府状》，共俘公主、帝姬22 人， 北迁时只剩19 人，对仁福、贤福、宝福三位帝姬惨死于金寨事，国史只字不提。钦宗朱后条下有“后既北迁，不知崩闻”八字，其自杀及被赐“贞节”等事也无记载。 诸公主屈为人妾的事实更为正史省略，仅提及荣德帝姬和柔福帝姬的改嫁，这主要与假公主案相关。南宋时有人冒名荣德帝姬，当即被识破杖死，故传谓“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 所谓驸马死后改嫁亦不过是避讳之笔。南宋建炎三年（1129） 末，一女自称柔福帝姬逃到南方，“朝廷差宣政使冯益并宗妇吴心儿往绍兴府识认，遂收入内，加为福国长公主，降驸马都尉髙世荣”。绍兴十二年（ 1142） 八月，宋金和议成，高宗母韦氏回到南方，母子刚见面，韦氏“持髙宗袂泣未已，遽曰: '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殓，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这便是著名的假公主案。此案的确可疑。一验明正身时是相当审慎的。帝姬被掳时已 17 岁，高宗本应认识，宦者冯益又尝在其生母王贵妃阁，“帝遣之验视”。事后验视的宗亲及宦者皆被流放。二有关冒名者的来历言人人殊: 有说为巫；有说是开封尼李静善。三许多巧合更令人生疑。徽宗帝后及高宗妻皆尸骨无存，唯独柔福得“全骨以归”。笔记又曰: “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己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 那么，韦氏怕什么呢 ？或传说韦氏曾为金人之妾， 宋《呻吟语》反驳曰: “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 ？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 《开封府状》明载她北迁时年仅38 岁，而南宋人加了十岁，对此，何忠礼辩之甚明，此处不再重复。其实，太后改嫁尚可，高宗母、妻妾皆沦为官伎才是奇耻大辱！献俘后金主令“宋妃韦氏、郓王妃朱凤英、康王妃邢秉懿、美〔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被送至浣衣院。浣衣院实为官办妓院，《燕人麈》更明载: “赵母韦氏、妻邢氏没为官婢。”高宗正率诸将顽强抵抗，将高宗女眷打入浣衣院，带有羞辱性质。归南宋当天，韦氏送走儿子，“复坐，凝然不语，虽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后就枕”。不管柔福是否为假，韦太后心中必有惶恐与内疚。《宋史·列女传》记载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几笔仍能看出实况与写作者的心态。首先，试考察战争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绝大部分都宣称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书写常见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无论如何，仍必须以死保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获，妻赵氏救夫被杀；荣氏救姑被贼执，“荣厉声诟骂，遂遇害”，丁国兵妻求盗释夫后自杀；绍兴初詹氏女以身赎家人命，待父兄走远跃水死。可见，作者认为女人应以色诱敌，救亲后又必须及时以死保清白。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难的女俘。其次，试考察对妇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战乱中妇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所记战乱中死的 74 名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别为 6 起与26 起；《宋史·列女传》中死于“靖康之难”的 10 名妇女，倒有 8 例是被宋兵匪强暴杀害的。本族乱兵盗贼对女性同样残暴，要求女性为国殉节，便显得尤其虚伪。再次，试看烈女的出身。统计下来，烈女的出身主要还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难时上层女性未必更勇于誓死守贞。但史家在记载官宦之家女子时，表现出鲜明的士大夫荣誉观。如记师氏，不惜笔墨记其父师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宣和中，为右正言十余日，凡七八疏，论权幸及廉访使者之害而去”。乱民“许以不死，师骂曰: '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于贼张遇的荣氏，史官特别说明她自幼读《论语》《孝经》，故终能舍生取义。强调其出身，应为激励士大夫家族的妇女。最后，细阅烈女记载的书写方式。其间常见“辱”与“死”二字，几乎每个故事都有大骂激怒敌方的内容，或临死前有正义凛然的斥责，这与笔记所载的真实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史家强调的是:好女人应在被性侵之前自杀或被杀。这些故事喜欢渲染女性死时的惨烈，如项氏“断指而死”；贡士欧阳希文妻廖氏被“断其耳与臂”；还有许多被斩首、被充作军粮等血淋淋的记载，并强调惨烈牺牲都是女性自愿选择的。烈女书写又笼罩一层神异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妇为金人俘投江死，“尸皆浮出不坏”；又某民妇誓死不受污遇害，“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或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作者想说明烈女虽死犹生。北宋时理学家便十分注重女德教育。司马光力主女子读《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张载女儿出嫁前，他亲为女儿撰《女戒》注释，后为许多启蒙教材收入，如刘清之编《戒子通录》及元胡炳文编《纯正蒙求》。南宋以后理学家更关心女学用书，朱熹曰: “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 曾亲手校刊女教书籍，印成后四处赠人: “以广其传，亦深有补于世教。”他还曾打算重编女教教材。吕祖谦在信中说: “《弟子职》《女戒》《温公居家仪》甚有补于世教，往在严陵刊《阃范》，亦是此意。”反对女子学诗学艺的意见在南宋似得到更多的认可。真德秀《西山读书记》记曰: 程颐母侯氏 “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则深以为非。安定胡先生曰: '郑卫之音导淫，以教女子，非所宜也。’” 陆游曰: 孙氏“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 '才藻非女子事也。’” 相形之下，李清照被攻击集中于传说中的改嫁。《直斋书录解题》评曰: “元祐名士格非文叔之女，嫁东武赵明诚德甫，晚岁颇失节。” 《郡斋读书志》亦曰: “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靖康之难”带来对妇女的性暴力，而妇女的守贞问题却得到广泛的关注。北宋末为赵氏朝廷殉死的士大夫并不多。南宋初，“有言用兵以来仗节死义者甚少，朝廷所以风励之有未至也，望明诏礼官，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者，特赐之谥，使得垂名不朽，亦风励节义之一端也”。对妇女贞节的提倡原有激励士大夫的目的。南康军有贤女浦，传说北宋女子刘氏誓不再嫁自沉江浦。汪革赋诗云: “女子能留身后名，包羞忍耻漫公卿。可怜呜咽滩头水，浑似曹娥江上声。” 吕本中诗曰: “欲上贞女峡，江险未敢行。岂是畏江险，愧此贞女名。时经丧乱后，世不闻坚贞。烈士久丧节，丈夫多败盟。宁闻闺房秀，感义不偷生。穷荒礼法在，尚此留佳声。”陈亮亦在烈女传后叹曰: “呜呼！学士大夫遭难不屈者，万或一见焉，而谓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犹未足难也，独其雍容处死而不乱，无异乎子路之结缨，是其难也，不可及已！” 然而效果十分可疑，元陶宗仪曰: “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文献称北宋对贞烈妇女的旌表并不经常: 自乾兴至治平五十年间义烈妇女仅十数人载于史，许多烈女“有司不以闻，史几失之，则其它湮没而不传者盖有之矣”。而南宋实行三年一次的旌表，马廷鸾曰: “应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事状显著者，具明闻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岁一下，如寒暑之不移。”地方志载: 宋观察使刘虎死，其妻王氏及子媳、孙媳两郝氏守节，三世节妇得到历朝的旌表。可见地方上已形成相应的制度。南宋有关妇女杀身守贞的说教更是连篇累牍。如汪应辰记钱受之妻吕氏的故事: 靖康间其家南逃，遇溃兵吕氏投水，“贼相顾骇愕，因解去，旁舟亦赖以全。相与感夫人之义，毕力图救，竟以得活”。作者将偶然得救归结为守贞的善报，意在令“懦者立志”。又王之望作《桂女传》云: 襄阳大乱，李桂父为乱民俘获，桂出求释父，贼“遂杀桂，而卒免其父”。作者宣称: 女本应舍身救父，但 “不可以辱于贼”却是女性本分。北宋时的烈女在南宋更得到大力提倡。鄂州江夏民妇张氏，为拒恶少强暴被割喉而死，当时 “诏封旌德县君，表坟曰'列女之墓’，赐酒帛，令郡县致奠”。一百多年后，其墓没于荒草之中，罗愿为知州，复为其立祠设祭，祭文教育男子节欲，却强调女性应宁死不从: “用心如日月，厉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迁，坚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妇之微而齿于封君之赏。”南宋士大夫亦积极表彰守节寡妇。淳熙六年（ 1179） 年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推崇“嫠妇陈氏，守节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宠以官资，旌表门闾，蠲除徭役。此足见其风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张九成的续弦马氏先适义乌吴氏，丈夫死后改嫁九成，九成记录马氏旧姑龚氏守节抚孤事，为其撰墓志铭，令马氏十分惭愧。南宋以后出现更多的新婚或未婚妇女守贞现象。第一类是刚入门即为夫守节。如司马光后人司马梦求“母程，归及门，夫死，誓不他适。旌其门曰'节妇’。梦求其族子，取以为后。”第二类是许嫁守贞，如於潜县刘氏许嫁同里进士凌大渊，已请期而凌卒，刘氏守贞，立夫兄子为继子，“宝祐间，县令吕沆闻而嘉之，为表其居曰'烈女坊’”。第三类为未婚养子的贞女。如承节郎余祐之“生三年并失父母，（ 养母） 顾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乡父老上其节行于朝，未及封而死”。宋末元初是又一个烈女频出的时期。绍定三年（ 1230） ，元军屠兴元，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刘当可母王氏“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德祐二年（ 1276） 元兵围潭州，知州李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 忠臣举火之际，当然不会征询女人的意见，女眷往往属于“被自杀”。元陶宗仪曾以专章记载南宋末妇女自杀殉节的故事，如蒙古兵攻入杭，“故宋宫人安定夫人陈氏、安康夫人朱氏与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缢死。朱夫人遗四言一篇于衣中云: '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书。’明日奏闻，上命断其首悬全后寓所。”又台州临海民妇王氏为抵抗蒙古兵的性暴力，跳崖前啮指作血诗于石上，据称八九十年后血字尚见。又岳州城破时韩氏被俘赴水死，练裙中题有长诗，“此诗士大夫多称道之”。又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虏来杭投水死，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 从宋至元，士大夫热心传播这些故事，为她们树碑立祠。宋祥兴二年（1279） 二月，南宋小朝廷退至崖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十余万人中应有不少是下层宫人。集体自杀的行为在北宋亡国时罕见，我们又一次看到北南宋的不同。董家遵曾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上古至唐末烈女为 90 人，宋激增至 122 人，辽 5 人，金 28人，元至 383 人，明 8 688 人，清为 2 841 人。“自周秦至五代约有 2 000 余年的历史，宋代一代则只300 余年的时间，以 300 年比 2 000 余年，其节妇人数反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贞操观念的突飞猛进。烈女的人数之演进的动向和节妇情形几乎一样。” 可见，在贞节观的发展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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