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务府承办采参的事例中，出现了一位“张家口买卖人”、介休籍晋商——范清注。
这个头衔是清廷给新晋商集团最早的称呼。
范氏家族通过第一代范永斗在明末交通清军，在顺治初年投充内务府获得初兴；因积极参与康熙皇帝对噶尔丹的两次北征得以进阶；通过第三代范毓馪在康熙、雍正年间承运清军粮辎并改进运筹方法，获得雍正皇帝特意褒赏而达到极盛，同时也埋下扩张过速的隐患，又因所经营的多项生意出现亏损而每况愈下；终因积欠内务府巨额官帑，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横遭抄家之祸。
范氏家族的兴衰史前后历经一个半世纪，其中有一个巧合——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范氏被抄家时正好处在清朝国祚的中心点附近。
而晋商攀附清廷、行贾天下的事业也并不因范氏没落就戛然而止，反而还有如大盛魁这样的青出于蓝者，因此就可以把乾隆四十六年看成一道时间分水岭，以范氏家族和大盛魁分别作为前期和后期的典型。
实际上，直到范毓馪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主动承运粮草运输重任并做出卓著功绩后，这个家族才实现真正意义的飞黄腾达。
最直观的证据，就是看清朝内务府奏销档和户部存档资料里有关范氏族人承办各类生意的时间记录：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之前，范氏从未被清廷单独提到过，都是列于“张家口买卖人”的集合名词范畴；
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范毓馪才奏请从事贩铜，在这项生意里他还是依附在别人名后的次要承办商；
雍正三年(1725年)，他和他的族兄开始经营河东、直芦两地官盐；
乾隆三年(1738年)，范氏族人又获准前往长白山和乌苏里江采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又奉旨前往恰克图为内务府选购俄国毛裘…
介休范氏在清朝初年由范永斗攀上了皇帝这个最大的官僚，但迟至雍正初年，范毓馪为国家立下丰功，雍正、乾隆皇帝深感欣慰，才让范氏享用肥美的内务府专营生意。
范氏先祖原本是陕西人，在明朝成化年间迁居山西汾州府介休县张原村，历经六代，传至范永斗之父范明这代人才前往张家口从事边贸。
在天启、崇祯朝时，他与胞兄范永奎到张家口接替父亲的营生，打理“永兴寰记”商号，在长城独石口马市同土默特、喀喇沁蒙古做生意。
这种经历和从事边贸的大多数山西人情况相同，都是贫家小户出身，为生计所迫投奔边塞，两代人辛苦数十载，靠勤俭积攒下一点基础，也只是略微殷实的小康人家。
巨商大户来财有路，犯不上干冒风险的事，一贫如洗的破落户，想干冒风险的事也没本钱，恰恰是范永斗这种康居中户，才极具山西小财主那种热衷钻营投机、兢兢业业往上攀爬的进取之念，为求大富大贵甘冒风险。
清朝入关初年，在华北各地大肆圈地投充，被后世批评为一大弊政，但其中也有一些为自身前程选择利益主动投充的汉人，张家口晋商就属于此列。
清廷将他们编入内务府，身份为买卖人。
所谓“八家晋商”也是宽泛之辞，实际不止八家，只不过以八旗起家的清朝对这个数最有好感，凡事都习惯凑齐八个而已。范氏在八家中的排名也并不居前，更没有受到清廷的独爱。
顺治元年，清朝在张家口来远堡开大境门，张家口晋商成为率先前往蒙古各旗经商的商人。商队出此门可直通坝上草原，再转向西行，经过大约十二天的行程抵达归化城。
范家赶上了这个机会，在归化城开设铺号和米局，向蒙古贩运粮食、棉布、茶叶和山西曲沃出产的烟草。
比起贩运货物更重要的，是清朝委派他们向蒙古输送物资的差事。
顺治初年，张家口晋商有二十余家，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只剩下十家左右，这才有了“八家晋商”的俗称。
商户数量之所以减少，很大程度是有些商户因种种原因失去了清廷对他们的信赖。
范氏能在大浪淘沙后存留，显然是眼光看得长远，做事比较清廉，得到康熙皇帝一句“实心办差”的肯定。
孰不知听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中还有弦外之音：
因张家口是专营对蒙贸易的边塞商埠，在清朝皇帝眼里，已经把包括范氏在内的张家口晋商当成控制漠南蒙古、笼络漠北蒙古的一个经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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