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频
清廷能够优容左宗棠的嚣张，不过是为了应付太平天国的巨大威胁，一旦威胁终止，清廷就不再具有这等雅量。与左宗棠脾气相似、军政才华同样卓越、被左宗棠视为接班人的蒋益澧，后太平天国时代就没能做出太大成绩，郁郁之下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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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翻版
刘典“武功”，杨昌浚“文治”，刘锦棠“先锋”之外，蒋益澧是左宗棠按照自己的模式，一手培养起来的巡抚。
蒋益澧与刘典有几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刘典憨直、蒋益澧灵活。左宗棠比较二人，各有优长：刘典气急善谋而不能耐久，蒋益澧攻坚耐久而少奇谋。
蒋益澧少年时代便个性彰显，不喜约束。他的游侠风格，与汉朝将军韩信有几分接近，湘乡乡里难容，于是云游四方。
1852年，罗泽南在湘乡办团练，19岁的蒋益澧加入，做了个小头目。曾国藩出山后，蒋益澧被调配过去，帮办亲兵营。1854年改隶于罗泽南部，他跟随到江西、湖北镇压太平军，因战功升任知府。
1856年，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中炮死于战阵，李续宾接任。蒋益澧与李续宾性格合不来，遂告假回乡。
处身乱世，有才气的人像家藏黄金，总会被人惦记。
1857年，广西兴安、灵川农民再次起义，占领柳州、平乐、庆远。广西巡抚劳崇光向湖南巡抚骆秉章紧急求援。
左宗棠代表骆秉章出面，邀正居家中的蒋益澧从乡下新募1500人，并带永州驻防绿营3700人前去支援。蒋益澧能征善战，迅速收复各大失城，朝廷嘉奖，提拔做道员，加按察使衔，留广西补用。
1859年夏，永明农民军北走灌阳，与石国宗农民军会合，攻占兴安，直逼桂林。蒋益澧闻报即回兵。
但他没想到，出省作战不但战事复杂，人事关系更加复杂。处理关系非蒋益澧所长，广西学政李载熙弹劾他“贻误战机，冒饷妒功”。朝廷采信，下旨降为道员。
蒋益澧本来就不是冲着官衔才跑出来带兵打仗的，对降级也没在意，仍与湘勇偏师将领刘长佑、萧启江配合，终于解了桂林之围。
稍后，又奉命前去镇压贺县农民起义，攻下昭平、平乐、浔州。战功显著，朝廷收回处罚，再授广西按察使。
左宗棠极为欣赏的蒋益澧
楚军创办后，左宗棠向骆秉章申请挖来蒋益澧，骆秉章自然乐得成全。
左宗棠对蒋益澧格外欣赏。他认为蒋虽然性格不与时合，但个人能力超强，能出色完成任务。能干的人，要看他的优点，不要揪住缺点不放。经过三年的战场检验，印证左宗棠最初的眼光没错。
蒋益澧文武全才
蒋益澧也许确实太自由桀骜了点，连向来宽容大度、幽默风趣的胡林翼对他都不怎么感冒。
要知道，湘军体系中，真正最具容人雅量的是胡林翼。左宗棠能容忍，倒不是他比胡林翼还有雅量，而是自己身上缺点鲜明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缺点。
《清史稿》对这一点有直言不讳的记述：
“益澧年少戆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
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举荐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命令他回湖南征集8000兵，招满后带到广东，由两广总督劳崇光免费配发武器、军饷，再从广东绕道来浙江，开赴前线打仗。
蒋益澧进军浙江后出手不俗，第一战与刘典联手，在裘家堰大破李世贤营垒。
蒋益澧在浙江立功经过，《清史稿》对此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述。
蒋益澧攻打浙江战功显赫，奠定了左宗棠对他信任的基础。
1864年10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去福建追剿太平军，提拔蒋益澧做“护理巡抚”，直接代表自己，信任至于极点。
这段时间，蒋益澧发挥了出色的治事安民才能。
浙江经太平军战乱，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蒋益澧从省情出发，核减漕粮，酌减关税，兴修水利，使农、工、商业都有一定恢复。
同时，增加书院经费，修复名胜古迹，兴办慈善事业。生产建设恢复搞得风生水起，东南几省的战后重建工作，浙江走在最前面。
正史对蒋益澧这段事迹的记述是：
“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濬湖汊，筑海塘，捕枪匪，又覈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具举。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
凭着守土尽责的建设成绩，1866年，左宗棠再次倾力举荐，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
蒋益澧与前任郭嵩焘“和气为尚”主政思路截然不同，他以军人的气魄，一上任就拿广东财政开刀，裁减太平关关税4万两，撤销收税丁胥，改由巡抚直接派人征收，以杜绝办事官吏截流贪污。
广东不同于内陆，商业活跃，洋人众多。广州城内设有专为外商买办的机构“欧洲人公所”，与中国人经常扯麻纱，蒋益澧遇公事则与洋人论理，寸步不让。他干得热火朝天，一心扑在工作上面。
熟悉省情后，他主张在广东造船购炮，写信与左宗棠商议，计划在沿海一带建铁厂，制造轮船，雇洋人工匠做教授，选聪明子弟入厂学习。
这些主张因任期过短，最终都没有实现，但可以见出福州船政局的影子。
蒋益澧也是洋务运动的先驱之一
蒋益澧不会想到，他想办事的大主张，触动了广东官场十分敏感的利益分配与权力资源。他一心只想办事，政治智慧与为官权术却都不够，各方利益没有平衡就匆促上马，不知觉中犯了与前任郭嵩焘同样的失误。
守旧官僚利益被触动，颇为不快。在派系严重的帝国官场，左宗棠安插过来的人，打破广东官场生态，引起一批官员不安。
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与闽浙总督吴棠找个理由，联手弹劾他，罪名是“任性不依例案”。用今天话说，蒋某人“有权就任性”。
这样的指责，本就莫须有，因为“法治观念”在大清帝国是零，有的也只是“律治”。而“王法”本是最大的“任性”。但朝廷居然予以采纳，蒋益澧不幸又被降二级，以按察使留用。
左宗棠其时已调任陕甘总督，无法荫护。蒋益澧孤身居粤，官势一落不可收拾。不久，瑞麟找个借口，干脆将他调往广西赴任。
人家是官越做越大，自己这官越做越小，政治前途每况愈下，蒋益澧深感难有作为。办事无权，他无意恋栈，一气之下，请病假回湘乡乡居，一隐就是好几年。
对于有个性、办事能力强的官员，朝廷在危机时总会惦记。
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蒋益澧奉诏复起，朝廷“属以边事”。但才走到北京，却病发猝死，生平事业骤然止步。
蒋益澧是一个实干型官员，一生才干稍展，却被弹劾站边稍息。虽不尽己意，但官方评价颇高：
“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平浙、治浙，并著显绩，信乎能自树立。”
蒋益澧死后，社会对他个性的非议、指责，突然都不见了，响起一片赞扬与同情声。这是传统中庸文化平衡的必然。
他主政期间的主张，许多人本就如蒋益澧这么想的，只是不敢学他这么说，这么做而已。生前反对，死后哀荣，也是平衡的功效。
朝廷在蒋益澧身后也格外关照，将他诏复原官，依巡抚例赐恤，诏允建祠纪念，赐谥号“果敏”。
左宗棠选材与湘军不同
以上四人，代表四种类型，从正面与背面基本可以看出左宗棠的用人策略与风格。可以看出，左宗棠就是依靠这样一些性格有不同缺点的个性人才，给予充分信任，点石成金，一群人联手，最终成就历史大事业。
但左宗棠哪里料到，他放手起用个性有缺点的武人做将，“得罪”了文化人。
清朝崇文抑武，武人并没地位；有个性的人喜打破潜规则，让人难堪。这两点都让文人无法释怀。因此，左宗棠起用人才，不单曾国藩皱眉头，在纯粹的文化人眼里，似乎也多不以为然。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欣赏并支持左宗棠的学者，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到左宗棠，对他的绝世才气、深刻洞见，欣赏钦佩。但他只认可左宗棠本人，对左宗棠欣赏的人才，并不感冒。
1875年12月22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署伊犁将军李云麟受左宗棠委托，拜访翁同龢，匆匆聊过数语，翁同龢在当天日记写下并不太友好的第一印象：“察其词气，近俗。”
文人与武人确实存在冲突，武人拥有军事实力，文人掌握了话语权。文人按自己的气场标准，习惯虚拟一个“文人王国”，对不合自己味道的人，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是一种性格弊病。
左宗棠用武人带兵，以文化节制武人，这种打造职业化军人的方法，是成就事功的根本。
曾国藩的湘勇之所以战斗力偏弱，就因多用“才堪治民”的文人所致。湘勇吉字营例外，战斗力超强，是因为统领曾国荃就是一个自称“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武人。
如果楚军按照文人的眼光选将才，将领词气虽雅，战绩却俗，两者实在难以调和。
根据左宗棠标准选拔与培养出来的将才，全是能独当一面的狮虎。狮虎善于搏击，要他们优雅，则不及仙鹤。既势大力沉，又飘然翩跹，只有想象中的“飞虎”。
左宗棠因才施用，本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难得完美。他并不追求将才完美，反倒主张“藏拙”，将不同缺点的人才巧妙融汇，造就完美团队，不得不相信，这是一种高明的用人之道。
因为历史上之前还很少有这样一位统帅，用了这么多有着各种性格缺点，为社会所难容的人，而最终却成就了左宗棠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业。
性格不好的左宗棠
不介意用性格不好的人
成在创新，毁誉也在创新。左宗棠独特的“人才观”，不但当时遭文人指斥，即便后世，也颇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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