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秋天，蒋介石集结了100万兵力，以其中的50万专门对付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改变了战术，在中央苏区四周修筑碉堡。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蒋介石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两、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蒋介石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良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
用北路军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苏区。
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机会主义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
但是党内情况不是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居统治的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性变化，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陷入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后到达瑞金。
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进入了中央苏区。
中央和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得以进一步贯彻。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展到顶点。他们对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指导方针。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开始，红军冒险进攻
第五次反 “围剿”开始，博古、李德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
1933年9月28日，敌人占领黎川。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聚而歼之”的方针，却命令红军北上就敌，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
这时，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吴奇伟的第六师十八旅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们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阵地，冲跨敌人以后，又紧接着追击，把敌人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坐的小汽车都缴到了。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
这一仗是打得不错的。这本来是出敌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多少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这样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主张普通陈兵苏区边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
1933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命令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了失败。
失败了也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却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
为此，1933年11月20日，还以军委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批评我们。
2、红一军团的进攻作战
这时，红一军团已奉命于1933年10月初由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附近，牵制敌人东进，以保障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面作战。
中央军委想恢复黎川，红一军团又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一直到11月中旬，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
但是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1933年11月中旬，红一、九军团又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
1933年11月17日至19日之间，红一、九军团打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
先是吴奇伟发现我军突进到封锁线以北，就企图用五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个方面合围歼击我军。
我军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三个师展开激战。我们用红九军团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一、二两师从两面包
抄，但当我二师先锋第五团抵达党口附近山岭时，发现敌人已先我占领大雄关东南木鱼嵊附近的险要制高点。在我们攻击这个制高点时，受到敌人的飞机猛烈轰炸和地面交叉火力的射击。
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骨干，由党培养起来作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次英勇牺性了。
四团团长肖桃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此外，红一军团一、二两师师长都负伤。最后，我们撤退，敌人也撤退了。
这次战斗前，聂荣臻正在发疟疾，就没有随部队突过封锁线。
部队由封锁线外回来时，聂荣臻派程子华率十四师掩护部队撤回。
以后，红一军团经过天演山、神岗、党口，到达汤坊。在天演山，看到敌人飞机顺着山谷低飞扫射，从上面看象一溜汽车似的。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时，在军峰山附近，要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堡垒地带，我们遭到毛炳文部队的射击，连红一军团部都很危险。
那一天，刚越过敌人的堡垒线，敌人就冲到军团部跟前来了，不仅军团部受到直接威胁，殿后的三师也有被敌人切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的危险。
聂荣臻看到敌人上来了，真是急了：“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往后传：四团赶紧上来！直到四团上来，才化险为夷。
3、十九路军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就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
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转变苏区反围剿形势的关键。
当时党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同十九路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奇怪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道从政治上把握这一关键，而根本不了解，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福建事变，才能帮助我们粉碎第五次围剿。
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派吴明（陈公培）为代表先到苏区谈判。吴明原也是参加过法国勤工俭学的，并且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是李济深派他来的。
结果，我们和吴明谈判的人把吴明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我们的人中间，有时还不是一般人，确是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
当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鸿到瑞金谈判时，中央考虑到为了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倒是和他们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12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他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红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红军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聂荣臻他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
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
他们又把红军主力拆开，把红三军团放在福建，把红一军团放在中央苏区北线，说是“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
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苏区的进攻。
4、短促突击战术
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苏区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
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
军委于1933年11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公尺，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
1933年12月25日开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
面对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话，侦察到我主力到了哪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
当时红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
红二师则负责向水丰、江口警戒。此外还有警卫师和独立十三团参加，统一归林彪、聂荣臻指挥。
红一师由东北面向南进攻敌人的碉堡群。有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聂荣臻到了阵地上，只见阵地上硝烟弥漫。
三团共有九个连队，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
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红一军团当时缺参谋长，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
徐彦刚和黄公略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命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是当过军长的，却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
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徐彦刚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红军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
1933年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红一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林彪、聂荣臻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年饭，而这顿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没有吃成。
5、轮到红军防御了
由于红军对福建事变坐失良机，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以后，转过头来又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中央军从东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区作向心推进，粤军则从南面防堵。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
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红一军团则于1934年1月底被东调到建宁以北地区。
这时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任务，企图依托堡垒，实行“短促突击”。
甚至将红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
由于采取这种战法，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
红一军团这时期打了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战斗。凤翔峰消灭敌七十九师一个营。三岬嶂是我牵制部队坚决抗击敌人的典型战斗，受到军团表扬。
负责守三岬嶂的是红一师红一团。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在主阵地上踞守的为红一团二营，营长为陈正湘。
二营打垮了敌人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二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岿然未动。最后一团协同我突击部队将敌人进攻的一个师部队全线击溃，保障了红一军团侧翼的安全。
为了表扬这次战斗，聂荣臻写了一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起来》的社论，发表在第三十一期《红星报》上。
1934年2月14日，林彪和聂荣臻署名，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军委复电，只承认建议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6、1934年3月
1934年3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在南丰的三溪、三坑作战时，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
红三军团向驻马寨进攻，碰了一个大钉子，伤亡两千多人。
红一军团接到彭德怀要支援的电报。当时一、三军团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
聂荣臻顾不得这些，紧急率司令部摸黑向红三军团靠拢，部队随后跟进，前往驰援。聂荣臻他们赶到离红三军团原先的阵地约十里地时，已经是黑夜，看到阵地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亮光，判断敌人已经占领了红三军团原先的阵地，聂荣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没有误入敌人群中。
果然，不久就看到红三军团的电台和部队三三两两地撤下来了，红一军团就在那里收容掩护他们后撤。
1934年3月25日，在泰宁以北的新桥之战，由于敌人钻进了红五军团以前修的碉堡工事，红一军团啃不动，没有打好。
7、1934年4月以后
4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石两路进攻广昌。
左倾冒险主义者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
“象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
保卫广昌的命令，是1934年4月21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下达的。
命令中强调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单纯的阵地战。
李德一度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 为他撑腰。
李德、博古他们调集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同敌人决战，从1934年4月10日到4月28日，打了十八天，部队遭受了极大损失，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
4月份提出保卫广昌，
5月份提出保卫建宁，
7月份提出保卫长汀，
9月底提出保卫兴国。
红军一直在保卫，苏区一直在丢失。
红军在敌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死守阵地，进行“短促突击”，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公尺时，我们就象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
可是敌人一缩回碉堡，红军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
最典型的是1934年6月5日，红一、三军团在宁都西面打的古龙岗战斗。
红军本来是想集中主力，伏击薛岳纵队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敌人离开其碉堡线才五里地，我们的部队就出击了。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碉堡据点。
1934年7月，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这时，左倾冒险主义又命令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
红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1934年9月初，红一军团取得温坊战斗大捷，共歼敌4000多人。打死打伤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
温坊战斗结束之后，敌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了上校。
可是，五次反围剿取得的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象四次反围剿一样，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战役的胜利。
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经常将红一、三军团分开，各堵一面作战，以致使红三军团打的洵口、团村战斗，和这次红一军团打的温坊战斗，都不能发展为更大的胜利。
8、林彪的文章
在红一军团，林彪执行短促突击特别积极。林彪在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头条文章《论短促突击》。
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聂荣臻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才感觉也不奇怪。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大约在1933年7月上旬，李德到红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聂荣臻认为这样打在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而已。但这些话，聂荣臻只有和左权讲。
聂荣臻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9、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每人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伤亡大一点，但缴获多，补充快。
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出一个名堂，部队伤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
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经常吃不到盐。江西不出盐，还要越过敌人封锁到广东去运盐。有的地方花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没有盐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
随着战斗频繁，部队病号越来越多。有些病号实际上是什么病都没有，纯粹是营养差造成的，如夜盲症。有些疟疾久治不愈，也和营养不良有关。
为了减少病号，聂荣臻找医务部门商量，看能想点什么办法。他们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鱼肝油。
在那种情况下，哪里去找鱼肝油？别说鱼肝油，就是猪肝、羊肝也难弄到呀！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
很快，到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
他们提出“以碉堡对碉堡”，死守苏区每块“国土”，“寸土必争”，“拒敌于国门之外”。
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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