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受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腐蚀，逐步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列宁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所创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榜样。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实践，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人民革命运动不断兴起，纷纷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1898年，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作了成立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初次尝试。它们派代表于3月在明斯克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因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可是，在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各地方组织既没有共同的政治路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不久就被沙皇政府全部逮捕了。分散的各地方组织也没有真正联结、统一起来，仍然处于思想上混乱、政治上动摇、组织上涣散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自列宁和他的不少战友被捕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员的成分起了变化。一些新的人物出头露面了。他们自称“青年人”，开始推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工人只要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就够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让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搞。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最初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的集团-经济派。1899年，普鲁科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公开发表宣言，鼓吹“经济派”的观点和策略。他们在宣言中宣称，工人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走“阻力最小的路线”。他们认为，在俄国开展政治斗争是困难的。因而在俄国阻力最小的路线“就是经济斗争”。他们鼓吹要用“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他们反对在俄国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主张，胡说这种主张是“照搬”外国的做法，并不符合俄国工人发展的需要。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胡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对俄国也“不适合”。同时，他们竭力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辩护，声称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是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最合逻辑的进程”，等等。列宁非常明白，如果“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就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遭到损害，就会把社会民主运动拉向倒退。所以，当经济派刚出现的时候，列宁就立即予以迎头痛击。列宁一看到经济派的宣言，立即就把流放在周围各地的17位马克思主义者召集来开会，商议对经济派开展斗争。在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列宁起草的揭露经济派观点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严厉地痛斥了经济派背弃马克思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独立的政党，并把工人政党变为资产阶附属品的罪恶企图。这一文件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声讨经济派的战斗檄文。经济派在受到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击之后，不仅没有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疯狂地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马尔丁诺夫等一批经济派分子，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在国内出版的《工人思想报》和在国外出版的《工人事业》杂志等舆论阵地，继续贩卖他们的机会主义观点，放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样着手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呢？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来实现。列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这就是说，首先必须在思想上建党，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经济派的界限。同时，列宁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着手。1900年初，列宁从流放地回来以后，就积极筹备办报。同年12月，列宁主编的《火星报》创刊号在德国来比锡出版了。《火星报》一问世，就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气魄和鲜明的立场宣布:“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列宁在起草《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指出:《火星报》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现代'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家’提出的原则上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在列宁的编辑下，《火星报》(前51期)成为向沙皇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开火的阵地。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猛烈抨击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通过自己所写的战斗文章和所编辑的《火星报》，教育和引导先进的无产者重视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一切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作不调和的斗争。这样，《火星报》就成了教育和积蓄党的力量的中心。《火星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因为通过报纸的代办员和通讯员网，就可以把各个地方组织围绕着《火星报》而联结起来，而这些代办员和通讯员就成为使党统一起来的骨干。所以，《火星报》 的创办，为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为了全面清算经济主义的罪行，加速建党的步伐，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1902年，又写了《怎么办？》这一本名著。在这一著作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并提出了建党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建党的全面计划，奠定了在俄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经济派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改变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首先就向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发起猖狂的进攻，妄图用修正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学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腔调，打着“反对教条主义”、“批评自由”的旗号，妄图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其改良主义路线服务。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伯恩施坦及其在俄国的信徒经济派这股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进行坚决的反击。列宁深刻地揭露了经济派所谓的“批评自由”的实质。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列宁教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特别认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重要性。这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刚刚在形成，还没有彻底清算掉危害党的机会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要学习别国的经验，需要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着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所以，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崇拜自发性，是经济派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思想根源。经济派从机械唯物论出发，认为工人运动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还责难马克思主义者“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这些论调的实质，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批判了经济派的谬论。列宁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当然，没有工人运动，也不会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阶级基础。但是单有阶级基础还不够，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一种科学，它必须凭借人类知识已经积累的先进思想资料为其基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起码条件。因此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背叛了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的知识渊博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出来。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提出必须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正确，更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源，因而无产阶级最能领会和接受这一理论。这表明无产阶级有自发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同样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思想体系，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政权和众多的宣传工具，而且时时刻刻在侵蚀着无产阶级。因而在工人中也存在着自发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经济派”站出来反对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传播他们的思想影响。列宁写道:“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经济派崇拜自发工人运动，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欺骗和陷害，意味着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由谁来担负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列宁指出，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只有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才能使工人运动走上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康庄大道。如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脱离，那么，社会主义就始终只能是少数人的空谈，而工人运动亦只能始终在工联主义的道路上徘徊。而一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那么，社会主义就有了自己的物质力量，而工人运动就有了自己科学的精神武器，才能在斗争中所向无敌。而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引上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济派崇拜自发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鼓吹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他们提出要“为改良经济状况而斗争”的主张，鼓吹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的谬论，胡说“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还竭力鼓吹工人阶级“现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可见，在他们的眼里，根本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种种谬论只不过是伯恩施坦所鼓吹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谬论的翻版。列宁在驳斥经济派贬低和摒弃政治斗争时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经济派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妄图用眼前的暂时利益蒙住工人的眼睛，腐蚀工人的革命斗志，使工人永远安于奴隶的地位，不去扫除沙皇专制制度，不去埋葬资本主义，其罪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重视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积极领导经济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要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只有使经济斗争变为政治斗争，变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改变自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的稀饭喂饱工人阶级，必须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初步政治觉悟，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高度。把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主义者在纲领策略上的分歧，归结起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修正主义者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即要不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认为党本身的结构应由两部分所组成:一是人数不多的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善于和沙皇警察作斗争；另一方面是必须有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为数甚多而备受千百万劳动群众所拥护的党员群众。这两部分构成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尤其反对建立革命家的组织。他们攻击建立革命家组织就是搞“民意主义”、“反民主倾向”等等。他们想把党降低为像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等的一般工人群众的自发组织。他们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胡说党的任务就是尾随工人运动之后，记录工人的自发斗争，经济派的这种尾巴主义观点实质上是取消党，取消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列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严厉地批判了经济派的尾巴主义路线，向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本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粉碎了经济派，使一切先进的革命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团结到列宁和《火星报》的周围来了。这一著作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为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