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后不久，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列宁从奥地利移居到瑞士的伯尔尼。在那里，列宁写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此后又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形式发表，这是一篇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战斗纲领。它无情地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叛徒行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提出了“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无比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一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破产后，把各国左派队伍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为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而斗争的任务，光荣地落到了伟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当时，建立新的国际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团结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而且由于交战关系，通讯联络十分困难，活动经费也相当贫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同各国革命左派建立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倡议下，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同年4月，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列宁都派了代表参加，在会上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卖行径，宣传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鼓舞和提高了各国左派的斗志。
1915年9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由于列宁和左派坚持不懈的斗争，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修正主义分子践踏战前第二国际历次大会决议的行为。但宣言没有指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背叛，也没有采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这一重要论点，因此，这个宣言是妥协的、不彻底的。但是考虑到它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所以在表决时，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同时在宣言上签了字。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把左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为建立第三国际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会后，齐美瓦尔得左派成立了自己的常务局，并出版了德文杂志《先驱》。
1916年4月，在伯尔尼附近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已进一步增长。在列宁和左派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谴责第二国际执行局机会主义立场的决议，但仍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决议案。尽管昆塔尔会议还有缺陷，但它已表明，建立第三国际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了。
列宁在回顾这两次会议的斗争时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斗争”。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各国左派力量的增长。虽然，当时的左派还处于少数地位，但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政党和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但最有前途的就是他们”。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正是这些左派力量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未来新的国际的骨干。
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
当战争进行了两年之后，即到了1916年的下半年和1917 年初，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谁也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而各国的后备却已枯竭，人民的不满和愤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防止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于是就卖力地叫喊要“和平”了。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转变，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社会和平主义也相应地流行起来。
社会和平主义是用社会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考茨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和平主义的主要吹鼓手。他宣扬和平是社会主义者的最高理想，散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裁军、签订贸易协定、建立国际仲裁法庭等，就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所谓的“持久和平”。以考茨基为头子掀起的这股社会和平主义思潮，对于日益高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
列宁奋起痛击了这股社会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和平问题的观点和策略。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需要笼统的、抽象的、一般的和平，因为不同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的毫无内容的“和平”口号，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连沙皇尼古拉也可以接受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和平，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和平，就必须号召群众起来革命。考茨基之流侈谈和平，绝口不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工人的极大愚弄！
列宁指出，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期待资产阶级通过签订不割地的和约，达成裁减军备的协议，建立自由贸易的关系，成立国际仲裁法庭等等的所谓“民主的”和平，也不过是愚蠢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根本就不会这样去做，它们所需要的是掠夺和称霸。社会和平主义者根本不能理解战争与和平是帝国主义推行压迫政策的两种互相交替的形式。帝国主义所能实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和平，只能是前后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社会主义者要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巩固的和平，只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最后铲除战争根源。
在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深重，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有些社会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他们认为，只要废除了武装，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论“废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批判了这种主张。列宁指出，要求帝国主义废除武装，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帝国主义是靠武装维护统治的，同时也是靠武装来实现它的掠夺目的的，它是决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武装，那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
总之，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策源地。他们常常要扯起“缓和”、“裁军”的破旗来欺骗广大人民，以掩盖他们之间的争夺和扩军。所以，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揭穿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罪恶阴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中派头目考茨基扮演了一个伪善的角色。他在议会投票表决军事预算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采取了弃权的虚伪手法，暗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对待交战国双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互相责骂时，他似乎既不是偏袒“同盟国”一方，也不偏袒“协约国”一方，说什么“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当左派揭露交战双方进行的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时，他又企图把左派的正确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祖国”的立场调和起来，说什么战争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战争具有民族因素。他在对待交战双方的资产阶级鼓吹“和谈”时，又胡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取和平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竟把无产阶级的和平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和乎骗局扯在一起。总之，考茨基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借以欺骗群众。
为了抹煞和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还精心炮制了一个“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考茨基胡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金融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资本主义可能进入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此，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织成为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持久的和平”。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实质就是宣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彻底戳穿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本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从1914年开始，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论”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反动的。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面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因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取高额利润，就必然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侵略和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基础不改变，这种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垄断资产阶级“情愿采取”的政策，故意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它的经济基础分开，这是赤裸棵地鼓吹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的反动谬论！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帝国主义和平辩护的反动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资本垄断同盟，这样，就可以使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对全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他认为到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世界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列宁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在分割世界的斗争中，尽管几个甚至全部帝国主义强国可能形成一个联盟，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它并不能消除各种摩擦、冲突和斗争。因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因而，同考茨基所捏造的“新纪元”相反，“超帝国主义”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现如今被某些神棍们津津乐道的国际垄断资本组织联盟共济会所谓的“阴谋论”不过是“超帝国主义论”的变种夹杂着荒谬绝伦的神秘主义，他们企图用这种痴心妄想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企图用“阴谋论”吓倒无产阶级。这真是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是力图掩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反革命理论。在考茨基看来，如果“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社会阶级矛盾就不会尖锐化；如果超帝国主义这种时代到来，那么，至少资本主义道义的破产的趋势就可能暂时缓和下来。这样，战前曾使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因素，就可能会消失。列宁指出，这种说教实际上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列宁指出，“超帝国主义论”就是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并且为帝国主义安稳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出谋献策的叛徒理论。因为考茨基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张。所谓“和平民主的办法”，就是裁减军备，同殖民地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减低关税壁垒，带助它们铺设铁路，兴建水利工程，提高农业生产等等。（这套路，是不是一模一样？）在考茨基看来，采取这样的办法，压迫殖民地的现象就可以消除，世界各民族的和平联盟就会出现。列宁对考茨基这种谬论痛斥道:“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军才是好事”等等，“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幻想）劝告”。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幻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过程中，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不仅宣告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彻底破产，从根本上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主义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重要的结论。1915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篇著名论文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情况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它只能在大多数国家，至少在欧州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
这一论断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处在自由竞争的上升阶段，世界殖民地还未瓜分完毕，资本还可以向空白地区扩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样激化的程度。因而，单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就会被国际联合的资本力量所击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根本改变了。这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表现得很突出。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阵线互相分裂，必然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暴露帝国主义战线中最薄弱的环节，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从这个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差异。有些国家由于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比较薄弱或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革命成熟的时机就可能早一些。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也不一定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而是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阶级矛盾最集中、最尖锐、帝国主义的统治最薄弱、最腐败的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原理，它不仅武装了俄国无产阶级，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极大地鼓舞着国际无产阶级为突破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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