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便请前国务卿艾奇逊，准备一份有关柏林问题的专门报告。
艾奇逊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对柏林的三个基本目标是：
（1）西柏林人民有选择自己的制度的自由；
（2）只要当地人民需要，西方军队必须驻扎下去；
（3）西方经东德至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空中与运河通道不得受阻。
柏林对美国极为重要，而苏联的立场很可能于1961年引起一场危机，鉴于盟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中立国又帮不了忙，美国很可能需要全力以赴，以武力保卫上述基本目标。
1、柏林墙事件的缘起
艾奇逊这一报告所说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显然是指的赫鲁晓夫一再宣称的，要限期结束目前这种不正常情况，单独与东德缔结和约，并要西方军队撤出柏林。
而报告中所说的美国的三个基本目标，恰好是当时柏林的现状。也就是说，在柏林问题上美国要维持现状，苏联则一再声称要改变现状。而在德国问题上则相反，西方竭力反对把东西德现状合法化，固定化，苏联则要求承认现状。
这是苏联一再提出缔结对德和约的原因。
1961年6月美苏维也纳会谈时，赫鲁晓夫提出缔结对德和约，为肯尼迪拒绝。双方态度强硬，各不相让。
会谈在限期的措辞上略为灵活，只提两个德国可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讨论双方分歧，没有说死以年底为限。
在这个问题上，肯尼迪实际上采取了边缘政策。
一方面，以柏林问题为中心，作各方面部署，包括军事计划、常规军队建设、对外宣传、有关预算以及进行经济战的计划等。
一方面，公开发表态度强硬的讲话，表示决不退让。
当时有关人员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争论：
(1)总统是否应宣布全国紧急状态；(2)在加强军事部署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同苏联谈判。
主张宣布紧急状态的有前国务卿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兹等，其理由是，必须让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并不止于常规战争，必要时是会冒核战争危险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阻吓住苏联。
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延长美国士兵服役期限、大量动用后备军，还可以打动盟国。
为了全面扩军，肯尼迪首先要求打破限制国防预算的思想。
他给麦克纳马拉的第一道政策指示就是：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按事先武断规定的财政限额来制定战略或军备的水平。”
他认为战略只能视外交政策的需要面制定，军备水平取决于美国的安全和承担义务的需要。换言之，为加强军备可以不惜财力。
他1960年就曾说过，防务费用和其他投资一样，“是以我们的金钱作赌博；但是如果不这样，就要以生命作赌博”。
2、肯尼迪的扩军政策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肯尼迪在第一个军事预算咨文中，要求国会在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中，给军事拨款438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23亿美元，占总预算增加幅度一半以上。
到1963年军事预算达482.52亿美元，洲际导弹则由1961年的63枚增至424枚。
据其亲密助手，《肯尼迪》一书的作者索伦森称：
“在三年内，肯尼迪以增加预算170亿美元的代价，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备一也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最迅速的扩军。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使他拥有了一个可以行使“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到最隐蔽的影响”的武器库。
肯尼迪根据其战略思想，一上台就着手大力加强常规军备，在向国会提出的几次防务咨文中，要求增加的军备多半是常规部队人员和常规武器。
1961年的“柏林危机”提供了一个贯彻常规备战思想的好机会。
借应付“柏林危机”之机，美国政府增加征兵数两三倍，延长了兵役期，国会立即批准增加军费32亿美元，动员25万一级后备兵源和国民卫队（实际应召人员有15.8万人，主要是陆军），包括动员两个师和54个空军和海空军中队。
到1961年冬，整个常规军队增加了30万人，其中4万被派到欧洲，其他都进入随时待命的状态，外加大量增加的武器弹药与运输力量。
在欧洲大陆有300余架战斗机，10万余吨装备，几千辆坦克、吉普和载人装甲车进入战斗位置，还有更多的“浮动装备”在舰艇上。
此外，美国大量增加了海外军援，在“共产党地区”周边与美国有防务条约的国家，如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美国的军援主要用于装备和训练当地的常规军队作为对美国军队的补充。
柏林危机过去之后，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维持大量的部队和海外驻军是不得人心的，肯尼迪遂到处巡视兵营做演说，大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以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的所谓“新面貌”的基本想法是：
西方不能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因此只能依靠核威慑，使对方动一动就要冒经受一场核大战的危险，从而使对方根本不敢动手。
这也正是西欧国家普遍的想法。
而肯尼迪政府的战略思想则不同，他们认为“北约”国家比“华约”国家人口多一亿，经济力量大一倍，军入多50万，而且能比“华约”国家，更及时地在中欧部署更多的战斗部队和战术轰炸机，因此在常规战争中可望占优势，至少应双管齐下，重视加强常规军备。
这一思想是其西欧盟国无法接受的。因为常规战争是立足于打，一旦发生，不论胜负，战场是在欧洲，而且苏联那么近，美国那么远，无论如何不能让欧洲人放心；更何况常规军备花销昂贵。
所以，西欧国家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扩军。这个问题辩论了五年，直到1967年约翰逊任内才得以解决。
肯尼迪本人认为，在“猪湾”事件之后，他还有重建盟国的信任问题，他害怕采取过分的反应将使他进一步给人以轻率好战的印象；全国紧急状态不是可以轻易宣布的，一旦宣布，将承担严重义务；另外，为此而需要的人力、物力、预算、税收的增加，等等。
将影响美国的全球长期计划，而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是否会退却也取决于美苏在全球的力量对比形势。另外，驻苏使馆及苏联问题专家们也都认为，在加强军事部署的同时，与苏联悄悄解决，不引起盟国和世界人民的惊慌，较为妥当。
最后决定，不宣布紧急状态，不立即动员后备军，而是由国会授权总统随时可以动用后备军，增加军事预算32亿美元（原来曾考虑43亿)。与此同时，采取和平攻势，表示愿与苏谈判。
3、苏联的强硬态度
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中心意思是说柏林已成为“西方的勇气与意志的试金石”，无论如何决不能“被共产党人赶出柏林”，美国一定要履行对西柏林的保证，因为这“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至关重要”。
同时他表示、只要谈判有助于解决问题，随时都准备谈判。
这篇讲话既是对苏联，也是对西欧盟国讲的，因为盟国意见并不一致。
英国深感西方地位软弱，特别反对不先使用谈判手段，提出和平的反建议，就诉诸军事威慑手段。它对艾奇逊提出的强硬路线深感不安。
英国《经济学家》6月24日评论说：
“肯尼迪先生要是不牢牢掌握住方向盘，西方就有再坐失和解机会的危险，直到最后走进死胡同，使西方和俄国除了在不体面的撤退和核灾难中进行选择外，别无其他出路。”
法国态度则相反，戴高乐反对整个谈判的想法，认为谈判开始，就会立即被看作是西方准备放弃西柏林的开始。
西德则因9月份即将面临大选，很难就这个与自己切身利益最有关系的问题作出决断。
赫鲁晓夫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对肯尼迪的讲话作出答复，调子几乎一样强硬，表示坚持立场，如果因而发生核战争，由美国负责。
苏联也增加了军费1/3，也征召了后备役。但是赫鲁晓夫也要求对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依靠理性，面不是依靠核武器的实力”。
此时，美国的方针是在加强欧洲军事部署的同时，准备进行谈判，而且政府内主要成员都主张尽快进行。
为此，8月初，腊斯克到巴黎与英、法、西德协商西方的谈判策略，但是由于法国反对谈判，没有结果。
4、柏林墙的修筑
在“冷战”形势下，对东德来说，在国境内插入一块西方占领的“飞地”：
一是安全受到威胁；二是西柏林作为橱窗，对东德入民有很大吸引力；三是西德工资高，东德物价低，不但许多东德人到西德工作，回东德生活，而且许多西德人到东柏林采购日用品，给本来不富裕的东德供应造成压力；四是东德技术工人和高级人才外流问题严重。
仅7月一个月，东德流向西德的就达三万人。
1961年8月13日，“华约”缔约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柏林国界“可靠的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在西柏林全境四周…实行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监视”。
8月13日午夜，民主德国采取了行动，为了“制止自由外流和其他非法活动”，派军队和警察占据了东西柏林分界线，东柏林一侧的绝大部分过境点，拆毁了街道，设置了路障和铁丝网。
到8月17日，一道混凝土墙建筑完毕，这就是“柏林墙”。
这样，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就给封锁住了，只留下九个由军队把守的出入口。
这一地区形势立即紧张起来，西方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似乎战争一触即发。
欧洲国家人民对此特别敏感，特别是波兰和西德，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纷纷囤积面包和盐。但是实际上，“柏林墙”事件却是柏林危机的结束。
整个8月下旬，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进行了一阵子抗议和反驳的照会战，却越来越清楚，苏联的意图不是进攻性的，并非企图以此为开端，逐步把西方逐出西柏林，而是防御性的。苏联一再声明这是民主德国保卫国境安全，反对颠覆的措施，无须得到他国同意。
5、双方的边缘政策
美国实际上是承认东欧对苏联关系重大，而对美国利益不那么重要。美国需要的是保住西柏林现状。而且，如果苏联只是对东柏林采取措施，很难使西方盟国一致行动起来。
为了证明“柏林墙”之举只是为了加强对东柏林的控制，并表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美国派了一支1500人的装甲部队穿过东德的岗哨，经过通道，进入西柏林，结果没有遇到任何阻挠。
赫鲁晓夫的说法则是苏联在墙的一侧严阵以待，与美军坦克部队对峙了一夜，何是美国部队却未硬冲。第二天赫鲁晓夫下令苏军退到边道上，美军也就掉转头，离开了柏林墙。
不论细节如何，总之双方都要避免迎头相撞再次得到证实。
这样，肯尼迪心里有了底，就派副总统约翰逊，偕奇普·波伦和已退休的美国驻德军司令克莱到西德和西柏林给那里的人打气。
约翰逊的演讲稿是肯尼迪亲自审定的，表示美国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庄严担保对西柏林承担的义务。
经过柏林事件的一番较量，美苏双方互相都摸到了底，那就是谁也不允许，也不可改变现状。
最紧张的时刻过去之后，在1961年9、10月间美苏之间进行了频繁的非正式会晤，还有肯尼迪与赫鲁脱夫之间的秘密通信，都详细说明了双方在柏林问题上的意图，并企图说服对方正视现实。
这现实就是：
对美国说来，目前统一德国、把西柏林划归西德都不可能，而要坚守的是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确保柏林通道畅通；对苏联说来，用法律程序把东西德现状固定下来时机尚未成熟，也不可能把西方势力赶出西柏林。
经过“柏林墙”的筑造，大批东德人逃亡的压力暂时减缓，美国又表示愿意谈判，苏联有了台阶。
于是赫鲁晓夫在10月17日苏共22大上的讲话中说“西方国家对局势表现了某种理解”，谋求争端的解决，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缔结对德和约”。
6、西欧盟国的态度
肯尼迪曾希望西方盟国拿出一个一致的与苏联谈判的方案来，终于未成功。
首先，西方盟国对于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共同的观念——美苏两家掌握世界和平的命运一疑虑甚大。
它们共同的担心是美苏牺牲它们的利益做交易。
在德国问题上，西欧国家又各有不同想法：
西德最担心美国同意德国分裂永久化，它也不愿接受奥德尼斯边界合法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局势过于紧张，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德国首当其冲。
总的说来，阿登纳认为与杜勒斯时代相比，美国对它不够重视，因此生怕美苏之间就德国问题达成秘密协议。法国决不希望德国统一，也不关心改变波德边界。
但是戴高乐认为美国原该采取更强硬立场，赫簪晓夫不过是虚张声势。
在西方未取得一致前，美国不应单独与苏联谈判。结果在此问题上，法国与德国殊途同归，都反对美国立场。
由于它们的压力，“北约”讨论协调各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时，文件中关于谈判的提法比美国的建议退了一步，改成“就是否能举行认真谈判先作试探性会谈”，西德勉强同意，法国仍投了反对票。
这是“北约”内部第一次出现投票不一致。
英国则从另一方面持异议，强调谈判妥协，反对美国军事措施，生怕欧洲局势紧张，而且公开表明自己同意让步。
美国对此非常恼火，认为这样将为苏联利用而使其态度更强硬。
总的说来，英、法、西德都不愿承担美国要它们加强军事力量和多出军费的义务，美国对此甚为不满，但无可奈何。
终肯尼迪之任，美国和盟国在德国问题上始终未能有协调一致的立场，因此有关柏林问题的四国会议始终未开成。
“柏林墙”事件时的西柏林市长是后来的总理勃兰特。
他当时反应最强烈，尽管他也不主张为此爆发战争，但他确希望西方国家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并曾为此奔走呼吁。
但是结果他发现各个方面，包括当时总理阿登纳在内，反应都比较冷淡，事实上在激烈的言词背后，各方都不准备改变现状。
据说由此他得到启发，经过思考，得出了在当时对于一个西德政治家说来是颇为大胆的结论：“目前的重新统一政策已经失败了”，以后他就开始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新东方政策”。
这也算是“柏林墙”事件的副产品。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