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国民政府兵役署署长程泽润，找重庆有名的郭瞎子算命。老瞎子摸骨相命后，说程泽润这个人的相很好，是个当大官的命，至少是一个部长。可惜的是，寿命不长，五十岁是一个大坎，很难过去，极大可能不得善终。程泽润听后极为惶恐，连忙辞了官职闲赋在家，希望过完五十大寿，躲过这次大灾后，再重新出山。等到五十大寿这天，程泽润觉得坎口已经翻过了，值得庆贺，故此大摆宴席。结果就在这天，国民政府最高长官蒋介石竟然亲自登门，怒气冲冲地质问程泽润，知不知道新兵受虐待被殴打致死的事？话音刚落，蒋介石就拿拐杖使劲敲打程泽润，直打得拐杖都断了，都不解气。最后下令将其查办，将其关押一段时间后，老蒋亲自下手令把程泽润枪毙了。这个故事颇有聊斋志异的风范，又是算命，又是躲灾，还好巧不巧就在五十大寿这一天被老蒋查办了。剧情发展很符合恶有恶报，时候一到自有天收的宿命论，听起来就非常解气。
故事自然是假的，什么五十大寿，什么摸骨算命，都是为了增加故事噱头虚构的。九一八事变后，老蒋就想取消募兵制，把征兵制搞起来，以壮大军队消灭反对者，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结果不管老蒋怎么努力，怎么推动，这个事就是搞不成、搞不好。整个抗战时期，说是征召了一千多万新兵，实际上真正到位的不到一半，而且入伍新兵的质量很低，不是病丁，就是瘦丁，不管咋组合都拿不出高质量的部队。他非常重视征兵工作，也清晰认识到，自己能招到多少兵，兵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一直以来，很多人分析老蒋为啥丢了大陆，为啥没能打赢土八路，各种原因都有，什么政治原因，体制原因，五花八门。但我想讲的是，战争有战争的规律，不管开启战争的缘由是什么，战场一旦形成自然就受战争的规律所支配。而赢得战争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战斗力强的赢战斗力弱的，简而言之就是大鱼吃小鱼。
很多人讲，你这个结论不对，要是按照这个规律来，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以弱胜强了。大家把军队拉出来，看看谁多谁少，少的投降就行了，还打什么仗呢？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你想一想，教员在指挥打仗的时候，为啥一直强调要打歼灭战，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原因很简单，看起来弱势的一方，可以借助地利、时机、气候、士气等各种因素，来加强自身的优势。就好比，你只有10块钱的本钱，却可以借助100倍的杠杆，在短时间里让自己掌握1000块钱的使用权。10快的本钱，100倍的杠杆，那0.1%的波动，你就会爆仓。所以你看教员在土地革命初期，在红军还很弱小的时候，指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要计算非常多的东西，没有很大的把握，绝不动手。甚至到了抗日时期，当胜率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教员果断放弃了硬碰硬，转而调头全面发动群众。就不要说什么后勤补给，新兵训练，军团配合作战了，整个国民政府的兵役体系，从最基础的征兵环节就彻底烂掉了。国统区几个亿的人口，却拿不出相匹配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是老蒋输掉解放战争的重要原因。这个世界一直都很现实，资源最后一定会交给最具效率的团队。1931年，老蒋在围剿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要取消晚清以来的募兵制，在全国推行征兵制。所谓募兵制，就是拿钱招壮丁来当兵，跟公司招聘差不多，只要你舍得花钱，就有人愿意来当兵。这个制度刚出来时候，因为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所以招来的都是好兵，组建的军队战斗力也强，比如历史上有名的魏武卒。但当募兵制成为主流制度后，工资就没那么高了，吸引力下降的厉害，只能招一些没啥正经出路的流民来当兵。长此以往后，当兵就成了没出息的代名词，长期处于职业鄙视链最底端。当年，朱老总放弃功名，选择从军，他一家人都不理解，觉得朱老总可能是读书读傻了，怎么想不开去当兵。当时的社会认为，家里有人去当兵，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朱老总跟他的小伙伴们，为了降低自己当兵对家人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主动选择远离家乡四川，千里迢迢跑到云南从军。袁世凯当时拿到了很多经费，工资给的很高，这才能吸引一大批人来从军。此后，民国的军阀就延续了这个制度，组建军队时，用的都是募兵制。这个制度的好处是，有钱就等于有兵，运作形式简单，牌子一立就可以直接招兵了。民国时期，有兵就等于有钱，形成了闭环，军阀就靠这套模式壮大自己的地盘，所以募兵制非常盛行。但这个制度的坏处非常明显，成本太高，且容易产生骄兵悍将。老蒋想推行的征兵制，就是把服兵役弄成国民的义务，避免这些弊端。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还能加强军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避免关键时刻没人入伍参军。
军国日本就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全面征兵制的国家，军事组织动员能力和效率，明显强于彼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开打时，日军有现役兵力38万人，国军有170万人。虽然数量上比日军多，可老蒋能实际调动的部队不足百万，且兵员素质、指挥水平等都比不上日军。除了成本低之外，兵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能组建健全的军队补充体系。日本除了现役部队38万人之外，还有预备役人员73.8万人，后备役人员87.9万人，以及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加起来何止百万。
而当时的中国除了正规军之外，只有50万预备役，至于后备役、补充兵之类的，根本就没有。现代兵役制度是一整套的军事动员体系，军事效率远高于募兵制。所以老蒋很眼馋这样的军事动员能力，九一八事变后就想在全国推行征兵制。
征兵制的优势确实很大，可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的要求也很高。
首先得有统一的政府，并颁布兵役法，其次还要建立现代户籍制度，摸清到底有多少人，然后成立各级兵役机构，最后才是征召新兵入伍。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第一步《兵役法》，规定18岁到45岁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
这个兵役法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很友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用服兵役，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光是这两项，就把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排除在外了，剩下的都是底层老百姓家的顶梁柱。尽管如此，这个兵役法还是推迟到了1936年3月，才正式开始在全国实行。按理说，搞征兵制对于各地军阀也有好处啊，可以降低用兵成本，何乐而不为呢？要搞征兵制，首先就要搞户籍制度，要先摸清楚各地区究竟有多少壮丁。不要说很多地方军阀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事，就算搞清了，也不愿意把真实数据报上去。报上去的壮丁越少，将来的KPI也就越低，也就越好交差，剩下的人力资源还能补充自己的部队。所以户籍工作很难展开，不管是从地方机构的动力上，还是从排查手段上都有困难，国民党搞了好几年，才算大致把户籍制度打通。
老蒋在围剿中央红军的时候，使用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法。所谓七分政治，就是采取保甲制度搞连坐，如果哪家有通共行为，其他人就连坐。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这就是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最弱的，当年搞革命的时候，国民党只改了上层政治机构，基层的组织基本上都是从清朝那继承过来的，没有啥大的变动。所谓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也只是统一下基层组织的叫法或者说形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自古皇权不下县，旧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根本肩负不了近代社会的运转需求。搞了几年时间的户籍工作，最后还是报上来一堆完全不靠谱的假数据。
但老蒋的心依旧很热，兵役制度开始执行后，老蒋多次讲：“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的试验。将来办理的结果，是好是坏，其成其败，关系国家前途，非常重大！”
征兵制度从一开始就弊端百出，直到抗战结束，存在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害怕经自己手的糊涂事变少，糊涂事变少了，便意味着捞油水的机会没了。老百姓最怕那些吏，为了生存，不得已一定要贿赂那些吏。贿赂的目的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人类社会，有两种能力可以带来权力，一种是能带你分蛋糕的能力，另一种是不让你分蛋糕的能力。简单点说，我能带你赚钱，或者我能伤害你，这就叫利害关系。
而旧社会的官吏有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这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钻漏洞祸害人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保甲制度是执行兵役制度的基础，而以保甲长为代表的基层兵役人员营私舞弊现象极其严重。
国民党的兵役法，从制度设计上，就突出了保甲长的作用。因为上面根本搞不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口，户籍工作形同虚设。掌握真实信息的保甲长们，便对上面形成了信息垄断，想怎么报就怎么报，想怎么隐瞒就怎么隐瞒。有这样一层便利在，国民党的征兵工作，就成了大小官吏捞油水的重要途径。
自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农村里的财富都压榨出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今天派个人到你家门告知你一声，恭喜你中签了，收拾收拾准备去当兵。被抽中签者，要想不去当兵，就要向保长缴纳大量的财务，获得豁免权。等到保长觉得你确实榨不出来多余的钱了，他便会花点小钱，给当地的流氓地痞一点钱，让地痞代替被抽中签者去当兵。而这个地皮流氓也是老手，跑到部队后，没过两个月就偷跑出来后，又回到了乡里，保长哪怕知道这是一个逃兵，他也不抓。而这个地皮流氓也把顶替他人当兵做成了生意，保长吃肉他喝汤，搞成了兵役套现产业链。哪怕只是过路的行人，也给你抓起来当成壮丁，把不满征兵年龄的孩子改改年龄，当成合格壮丁抓起来，都是常规手段了。总而言之，只要手里有了征兵的名额，便意味可以合法向他人索贿。名额越大，索贿的范围就越大，受到牵连的人就越多，被欺骗、强迫、陷害当兵的人也就越多。所以抗战时期的征兵工作，是国民党内部心照不宣的油水最丰厚的部门。
兵役法规定，省军区主官是由中央内定，直接任命；师管区是由上级任命，但兵役署有建议权；团管区则由兵役署自行决定任用。不要小看团管区，一个团的管辖范围就能涉及到好几个县，几十万人口。想当团管区司令的人，都要找他的老婆余惠芳走后门，一个团管区的位置，明码标价：十根金条。这些人花了这么大代价活动区买官，自然不是为了去伸张正义的。全都是去捞钱了，拿到了官位就开始压榨当地百姓，压榨新兵，这都是必然的事。有人讲：“十根金条好要紧，老子只要送一回兵就捞回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小官员，地方保长甲长们，捞取的这么多油水，全都是民脂民膏。壮丁没有入伍之前，受到保甲长的压榨，保甲长借故索诈良民和捆绑壮丁已然成风，不把当地老百姓的钱财榨干净不算完。
壮丁在运输的路上，也被压榨，运输团的军官们怎么可能放着免费的劳动力不用呢？更改运输团到达日期，多要经费，克扣新兵的伙食、征集费，借运兵走私鸦片、贩运食盐、倒卖粮食等等都是常规操作。上图是时任渭南团管区司令的李昭良详细讲了他是如何靠征兵发财的，一个兵2块的征集费，这小子一个人就克扣了1.2，这还不算倒卖的钱，资料来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
这个资料除了收录了国民党当局在兵役方面贪污情况的资料，还有其他方面的贪腐情况。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看，资料发在了读者群里，需要的加我拉你入群。如何加看第三条推文。
因为大部分壮丁都不是自愿入伍的，要么是人强迫的，要么是被人陷害的，要么是被骗来的，只有少部分人是自愿入伍的。多跑一个，他们就要多挨一声批斗，毕竟征兵是有KPI的，每个地区要招多少人都是有数的。所以新兵入伍后的待遇非常惨，地位跟囚犯没有什么两样。就连蒋介石自己都说：“我在重庆附近，就常常看到一队一队的新兵，用绳索串绑起来，后面由一个枪兵押送。”当然要用绳子绑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是强迫征来的，不绑起来，立马就跑个七七八八了。捆绑只是小事，最恶劣的是虐待新兵，再加上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导致新兵在运送途中死亡、患病现象成为常态。1944年8月下旬，第二十九输送团接收新兵约200人，暂住重庆市区机房街等候转运。转运期间的士兵被关押在一个屋子里，吃喝拉撒全都在屋子里，待遇都不如囚犯，惨遭虐待，苦不堪言。老蒋曾接到人举报，说有新兵被虐待，就连部队番号包括地址都非常详细的被捅到老蒋那里去了。“亲到当地视察其病兵，与被毒刑新兵之病痛，惨无人道之状，一如人间地狱。睹次惨状，不仅痛愤难忍，乃将兵役署长及最劣之排长，用仗当头痛击。”程泽润就是当时的兵役署长，主管全国兵役工作，老蒋要枪毙他不是没道理的。但你要是说国民政府的征兵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责任在于程泽润，那可真是冤枉他了，他还不够格。肯定不是，从1936年国民党推行征兵制后，征兵腐败就没有停过。但为啥非要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在1944年下旬才把这个事情捅出来，还直接告到老蒋那里？
这不是因为国民党高层有人良心发现，而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化的结果。抗战时期何应钦的权势很大，军政部是他的天下，分管兵役署的程泽润只是何应钦手底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何应钦位高权重，还卡主了很多军方大佬的脖子，很多人都看他不爽。陈诚就曾在老蒋面前多次告征兵系统的状，他曾向蒋介石汇报：“本战区各部补充，迄今已半年，而全部兵员尚缺约4万人。且以新兵素质过差，补充后病亡潜逃，其消耗较作战伤亡为尤大。”包括冯玉祥也曾反映过：“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个月后，交兵未有超过一百一十名者，一团两千五百名，交兵时未有超过两千名者，甚至仅有一千二百名或一千五百名不等者。”国统区有上亿人口，有广大的补充兵源，结果就是招不到足够的兵。不仅招不到兵，兵员质量还非常差，这种差不是兵源差，而是国民党上下压榨的结果。
一级压榨一级，你不压榨下一级，你就当不了官，坐不稳位置。疯狂压榨老百姓，疯狂欺压新兵，好人也要被弄成病号。就连老蒋自己都发现了，大战过后，补充了新兵的部队，“不仅不能维持原有的战斗力，甚至还不及原有战斗力的二分之一！”新兵入伍，不仅没有起到补充部队的作用，反而拖垮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战争年代，军事动员能力和效率，直接关系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这一体系的崩坏，是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直接原因。
抗战时期，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领华侨团回国，以便考察国内的抗日所需，捐钱捐物，为抗日做一份贡献。然而陈嘉庚先生到重庆后的所见所闻，还是把他惊呆了。
一次，他受邀出席宴会，宴会地点在嘉陵江岸上的嘉陵宾馆。这个宾馆装修的富丽堂皇，“凡政府诸宴会，多在该处，如蒋委员长招待慰劳团及参政员，两次均在该馆设宴。”陈嘉庚一开始还以为这样高级的宾馆是国家出面建造的外交场所。结果有人跟他讲，这个宾馆是私人的，幕后主人正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陈嘉庚听后还不相信，不相信国民党这么高级的官员，竟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干与民争利这么掉价的事，更别说这是公然的腐败。
国民党高官的做派，简直颠覆了陈嘉庚先生对官员的认知，直呼不相信不理解。其他方面就不说了，只要征兵系统能维持最基本的运转，不搞得天怒人怨，那解放战争的结果还真不好讲。但国民党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把一件事搞得所有人都不爽。
整个征兵系统，从最基层的保甲长开始，就埋下了数不尽的矛盾和恩怨。国民党还喜欢用虐待的方式训练新兵，对新兵的压榨非常严重，新兵身体不健康，一有机会就要潜逃。而军事系统跟地方行政系统的矛盾其实也非常大，军政两大体系是对立的。因为在招兵这件事上，背KPI的是地方政府，而负责绩效打分的是军事系统。行政系统靠苛待壮丁捞银子，军事系统又靠苛待地方政府捞银子。军事系统内部也有矛盾，前线的部队问后方部队要补充兵力，而后方部队每每都是敷衍了事。前线部队拿到补充兵力后，无法转化为战斗力，而后方部队对新兵的教育培训工作，跟前方需求严重脱节。1938年，老蒋就给何应钦打电报，警告何应钦要尽快改良兵员交接方法，“为补充兵交接手续与方法不良，此为军政部最大之责任”。老蒋很明显缺乏自知之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打造的这个团队究竟有多烂。他以为当前影响军队战斗力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交接问题上。后来他发现，新兵交接工作的拉胯只是其一而已，一个壮丁从家乡到前线部队，这期间的每一道环节，都出了大问题。当老蒋认识到这一残酷的现实后，程泽润就成了那个泄愤的工具。除了程泽润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其他人，哪个是老蒋能动的？最后老蒋本人都不对征兵系统抱有希望了，放弃了依靠征兵制壮大军队的想法。直接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把国民党军队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群体。有人讲，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是一个比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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