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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人民军主力腹背受敌，全军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起初，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力图通过紧急调整部署来防止战局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向仁川-汉城方向投入预备兵力，企图依托汉江天险，迟滞美军进攻，固守汉城；另一方面，令洛东江前线主力收缩战线，逐步退至锦江、小白山一线，与固守汉城的部队相连接，阻止由仁川南下和由釜山防御圈北上的美军形成合钳。

然而，由于人民军守备汉城兵力过于薄弱，根本无法阻止美军在强大火力支援下的强力推进；洛东江前线部队向北转移时又遭空中火力封锁和沿公路快速推进的美军机械化部队追击、隔断，预定的防线尚未形成便被突破，整个部署全被打乱，战场上出现极度混乱的局面。

1、要不要请求中国出兵？

9月28日，美军攻陷汉城。

同一天，金日成主持召开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战争形势作出判断：

人民军已无力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也无力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有效抵抗，美军将迅速占领整个朝鲜。

会议决定，在此紧急情况下，只有请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据什特科夫日前写给莫斯科的报告称，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于9月21日开会讨论了向中国求助的问题。

当时，会上发言的人，大都认为“必须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朝鲜”，金日成则提出“暂且不要通过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定，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对此，金日成的解释是：

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出兵，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给朝鲜的顾问和武器还不够吗”？

最后，会议没有就讨论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

可见，对于朝鲜方面来说，苏联是摆在第一位的求助对象，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也还是要听从斯大林的意见。

所以，朝鲜劳动党中央的第一封求援信是发给斯大林的。

信中写道：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苏军总参谋部8局9月30日深夜接收到这封信，经解密处理后，于10月1日凌晨送至斯大林住处。

看到朝鲜领导人的求援信后，斯大林仍然坚持不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既定方针。尽管朝鲜领导人视苏联为其最大的依靠，但当灾难真的降临时，斯大林并不想调整既定的立场，担当起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而是寄希望于中国出面挽狂澜于既倒。

10月1日凌晨3时，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

在得到斯大林希望朝鲜领导人尽快同中国领导人联系，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明确答复后，金日成于10月1日晚紧急召见倪志亮、柴军武，正式向中国提出紧急出兵援助的请求。

同时，派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禹去北京，当面向毛泽东递交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签署的求援信。

这封信以“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开头，在感谢毛泽东对朝鲜的“深切的关心，百方援助”之后，全面介绍了当前战场情况，求援信最后写道：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极盼”二字，表达了金日成此刻焦灼的心情。

本来，中国领导人是在按自己的研判和节奏来准备必要时出手援助朝鲜的，金日成的紧急求援和斯大林的建议，一下子将中国领导人推到了不得不立即作出决断的地步。

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10月2日凌晨2时，他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高岗、邓华，要高岗马上动身来京开会，要邓华“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并“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2、苏联方面的态度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援朝问题。开会之前，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封拟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封电报后来以《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为题，收录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

电报一开头，就明确表达了出兵援朝的基本态度，接着，电报阐述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全盘考虑和军事构想，重点说明入朝参战所要达到的目的及与之相关的利益、风险、代价间的综合权衡。

毛泽东认为：

“这两个问题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而其关键在于“歼灭其第八军（美国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

如果能够达成这一作战目标：

“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美军“第八军”，指的是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按美国陆军体制编制，集团军通常是按战区遂行特定作战任务需要而编成的基本战役军团，其规模和实力大致相当于苏军的方面军。

在朝鲜战场，第8集团军是美军最高级别的陆军单位，最初下辖2个军，后来增至3个军。其他“联合国军”部队和韩军作战部队，也归该集团军指挥。

也就是说，这个“第八军”编成内，不仅包括美军在朝鲜的全部地面作战力量，还包括归其指挥的联合国其他国家参战兵力和韩军全部3个军团。

毛泽东一开始就将歼灭该集团军作为必须达成的作战目标，显然是个很高的战略期许。

毛泽东有着长期的战争经验，深知与强敌作战并寻歼其重兵集团何等艰难，况且此时他已目睹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惨败的最新战例，意识到美国这一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所拥有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是以往历次战争所碰过的对手都无法比拟的。

将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投入到朝鲜战场，能否达成预定作战目标，老实说，毛泽东并无把握。

3、让斯大林知道中国出兵的困难

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在表明出兵态度之后，重点讲了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的差距，显然，其用意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出兵参战绝非易事，必将遇到很大困难。

除了与美军作战没有胜算外，毛泽东还指出参战可能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带来挑战。

他在电报中列举了一系列“最不利的情况”，包括：

美国向中国宣战，与中国进入公开战争状态；出动海空军轰炸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攻击中国沿海地区；战场上两军相持成为僵局，中国被迫深陷战争泥淖，使国内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从而引起民众的不满。

他把这些情况一一列出，目的是要斯大林确切了解到中国的难处，从而尽到战略盟友应尽的责任，向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援。

不过，这个电报后来没有发出，因为接着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未能就出兵问题作出决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的结果，多数人认为出兵风险太大，没有取胜把握，故倾向于不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写好的电报稿压下，又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大使发给斯大林另一封内容不同的电报。

一天之内起草两封电文，一封压下，一封发出，这一特别举动，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对出兵参战是掂量再三、慎之又慎的。

尽管毛泽东本人早就有出兵援朝的意向，但真的到了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面对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表达的种种不同意见，决心还是不那么好下。

数年之后，毛泽东筹划炮击金门期间给彭德怀、黄克诚写信时讲过这样一句话：

“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考虑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

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揣摩当年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时反复推敲、掂量、权衡的心路历程。

4、彭德怀从不同意到同意出兵？

10月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未就出兵援朝作出决定，毛泽东提议扩大讨论范围，将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决定。

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书记处书记外，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到会。不是政治局委员的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列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在会议中间匆匆赶到会场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彭德怀还在西北主持军政工作，前期并未参与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分析及相关军事准备工作。虽然他对朝鲜战事一直予以关注，8月初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时感觉可能要出问题，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制订西北经济建设规划上。

据有关材料记述，在彭德怀10月5日下午发言之前，毛泽东与他有一次倾心交谈。在这之前，邓小平也和彭德怀谈过一次话，并陪同彭德怀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的王亚志回忆说，彭德怀最初也是不主张出兵的，理由是苏联不出面而让中国打头阵，中国军队同南朝鲜军队交手有把握获胜，但同美军较量则困难很大。

为争取彭德怀的支持，毛泽东在谈话中向他列举了可以一战的三条理由：

一是苏联已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二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将全部军力集中在亚洲；三是中国出兵即使失利，甚至让美军一时打到东北也没有关系，那样美国就欠了中国一笔债，以后还可以找它算账，如果现在不打一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彭德怀决定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当毛泽东把率领志愿军出征的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深感欣慰，并要他在会上摆摆自己的看法。

彭德怀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沉闷气氛。

毛泽东进一步说服大家，终于促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认识上趋于一致。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参战。

第二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决定，对入朝作战事宜进行研究和部署。

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出席。周恩来在会上对中央的决定作了说明，指出：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签发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同时，写信将这一决定通报给金日成。

5、斯大林的出尔反尔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并作出决定之际，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两天前毛泽东通过罗申大使转来的电报。

显然，苏方对那个电报的解读是中国拒绝出兵。

于是，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个劝说中国出兵的电报。

电报先是列举了国际方面的种种有利条件，诸如美国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日本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美国可能被迫向有苏联作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等等。接着，电报指出：

“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

对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战争扩大可能导致的风险，斯大林表示，苏联与中国订有互助条约，一旦中国被拖入大战，苏联也会进入战争。

斯大林这个电报是4日起草，5日稍作修改后发出的，可能恰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传到北京。

按杨尚昆的回忆，毛泽东在5日下午开会时曾离开会场见柯瓦廖夫，很可能就是去看斯大林的电报的。

可以说，斯大林的电报对促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出兵决定是有作用的，当然，它所影响的不是早就有出兵意图的毛泽东，而是其他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与会者。

更为重要的是，从斯大林这个电报中，中国领导人也摸到了苏联的底。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晚会见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中国将出兵到朝鲜作战，并着重谈了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据罗申向斯大林的汇报，毛泽东当时主要提了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为中国军队提供技术装备；二是出动空军提供掩护。

10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相关情况，并提出派周恩来、林彪就中国军队到朝鲜作战问题同苏联领导人作进一步协商。

8日清晨，周恩来、林彪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莫斯科换乘专机，由苏联元帅布尔加宁陪同，飞往克里米亚半岛疗养地，与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

然而，这次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周恩来谈了中共中央讨论朝鲜问题时有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重点分析了中国军队到朝鲜作战面临的困难，并向斯大林询问苏联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当时讨论的焦点是苏联能否出动空军对入朝参战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

在此之前，中苏领导人曾通过外交渠道对苏联军事援助问题交换过意见。

7月初，当斯大林得知中国正在为应对朝鲜战事而向东北地区调整军事部署的消息后，立即让苏联大使转告周恩来：我们将尽力为可能到朝鲜境内作战的中国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7月中旬，斯大林又通过苏联大使问周恩来或毛泽东：

“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

毛泽东随后电告斯大林，拟将苏联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部署在沈阳附近，2个团驻鞍山，1个团驻辽阳，与驻扎在安东附近的中国空军混成旅所属歼击机团协同，以解决掩护部队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而这次周恩来、林彪在克里米亚面见斯大林时却得知，苏联可以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但不能提供空中掩护，因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出动空军还要有两个月至两个半月时间。

由于此前中国领导人得到的讯息是，只要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军作战，就能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现在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自然认为斯大林出尔反尔，不愿兑现他早先作过的承诺了。

周恩来日后谈起当年斯大林的表态时指出：

美国军队逼近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

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

由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半年后才能到达，“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考虑到中国参战而对国内带来的不利因素，一致决定“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

12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后，立即电示彭德怀高岗及邓华：先前下达的志愿军部队出动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同时，要彭德怀、高岗近两日内回北京一谈。

这是在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动。

6、斯大林为何不愿出动空军？

对美国空中优势在朝鲜战场的极大危害，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当重视。他们清楚，朝鲜人民军之所以在战场上如此被动，很大程度上与完全丧失制空权有关。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已使朝鲜国土成为一片焦土，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斯大林之所以不让苏联空军立即出动，主要还是他始终固守不在朝鲜战场与美国直接交战这样一条底线。

一旦苏联出动空军为进入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那就意味着将一只脚踏进战争旋涡，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而这正是斯大林竭力避免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后来研究者很少提及的情况，那就是苏联空军出动客观上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

通常，空军在遂行新的作战任务前，必须按作战需要重新编组和进行部署调整，以战斗转场方式，将参战的飞机、人员及各种保障要素从原驻机场向预定作战地区机场实施机动和展开。这一行动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

据有关史料记载，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编组了一个战役级的防空作战集群，包括1个歼击航空兵师（辖2个歼击航空兵团、1个混成航空兵团)和1个高射炮兵师，共118架飞机和60门高炮，到中国上海、南京、苏州地区执行防空任务。
其中，2个歼击航空兵团从中国东北的大连基地转场，1个混成航空兵团和高射炮兵师的部分兵力通过铁路从苏联输送到中国境内。这些部队于2月中旬出发，到4月15日部署到位，总共用了2个月时间。可见，即使苏联方面同意出动空军，也不是说来马上就能来的。

据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部的资料，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为到中国境内执行防空任务，苏方于10月15日下达了在沈阳建立第64击航空军的命令。

据苏方统计，朝鲜战争期间，航空兵部队从苏联欧洲部分转至亚洲东南部，仅铁路输送一项，平均就需要30~40昼夜。即使从靠近东北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转场到鞍山机场，也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

斯大林称苏联空军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理由是没有准备好。

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实际情况。

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进行了研究。

毛泽东就苏联不出动飞机支援一事问彭德怀：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
彭德怀说：这是半洗手。毛泽东又问：可不可以打？
彭德怀坚定地回答：也可以打。最后，毛泽东说：“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坚定出兵援朝的决心不变。

当天，毛泽东将这个决定电告仍在苏联的周恩来，强调：“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此电表明了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心，强调这是从“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高度作出的政治决定，是建立在“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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