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叫不列颠的岛国，那里的皇帝陛下是位女性。当然，那不是《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因为那里的大臣都是男的，其中便有一位名叫约翰·哈林顿（JohnHarrington）的勋爵。
作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侍臣，约翰·哈林顿同志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从事文学创作事业，往大里说是丰富英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往小里说是要赚取稿费补贴家用。但由于他平时工作忙碌忽视了思想政治学习，以至于创作出的小说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终于1584年被当局以传播有伤风化故事为名，判处流放。
到了流放地凯尔斯顿后，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像劳动人民一样光荣地靠自己双手活着，甚至还动手给自己盖了栋舒适的房子。这哪像是一个正在接受流放改造的人该有的行为啊，他简直就是去享福的！幸好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游戏机，不然难保他不会给自己弄上那么几台带过去。
约翰·哈林顿躺在床上，忽然有点百无聊赖了，带去的书又都看完了，总想整点啥事情干干，这时候，一泡尿把他憋回到现实中来，唉，还要出门上厕所，真不愿意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出门啊！但除非我造出能在屋里用的厕所，否则这事情还真逃不掉。
约翰一边在冷风中撒着尿，一边念叨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造厕所……
第二天说干就干，他就造了个可以冲水的厕所出来，其实他完全可以造个马桶或者造个夜壶，但他觉得作为女王陛下的侍臣，身为国家干部，什么时候都得以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哪怕是造个马桶，也得是个高标准高起点的马桶，用完第二天要倒的马桶，他看不上眼。（其实是他觉得倒马桶这差事太痛苦了，而身处荒郊野外，又不能到天桥底下雇个民工代劳。）
嗯，就这样，约翰·哈林顿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自己房子里出恭了，当他坐在自己亲手设计的抽水马桶上得意万分的时候，中国的范仲淹老师高大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老师说得多好啊，我现在正处江湖之远，发明了这么好的马桶，怎么能忘记伟大光荣正确的女王陛下呢？不行，不能光顾自己享受，得把这个发明献给女王陛下！
不过，女王陛下却毫不领情，她舍不得在自己的宫殿里昂贵的地板上挖个洞试用这个新发明，甚至觉得堂堂勋爵，居然有如此恶趣味的癖好，算什么玩意儿，遂禁止他再踏进宫廷一步。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显然不能代表英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她不接受不代表老百姓不接受。
老百姓们不介意自己家破地板上再多一个洞，因此这一伟大的发明就此推广开来了，大家众口一辞称赞这个马桶的好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项发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环境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看那么多人说好，女王陛下也终于动心了，不仅保留了约翰在宫廷中的地位，还在里士满的宫中安装了抽水马桶。
得意洋洋的约翰·哈林顿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埃阿斯变形记》（《TheMetamorphosis ofAjax》，又译《夜壶的蜕变》），当然，这本书是没有取得新闻出版总署批文的非法出版物。《埃阿斯变形记》不仅记录了很多跟他的“恶趣味”相关的逸事，还很系统地罗列了新式厕所的建造示意图、说明、成本及所需物材，俨然就是搭建厕所的工具书。
但是，约翰同志的雄心壮志，却只实现了一半，因为装个抽水马桶容易，安装下水管道却是个难题，为了安个排水管让人家把房子拆了再重建似乎总说不大过去。只能放任抽水马桶从墙洞往大街上排水了，干净了我家里，大街上怎么样，似乎难以顾及了。
约翰·哈林顿在有生之年，只看到了自己发明的抽水马桶的普及，却没有看到自己当时为这种新式厕所所设计的配套下水措施的普及。
1666年，哈林顿勋爵百年之后，这事情终于有着落了，契机却是一场灾难——伦敦大火。大火连烧了五天，伦敦城的五分之四的地区化为瓦砾，13200户住宅被焚毁，20多万人流离失所。在重建的过程中，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各家搭建下水道。到这里，整个现代城市厕所的架构才最终得以完成。
前不久，英国的《焦点》杂志邀请本国100名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和1000名读者，评选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位居榜首的竟是抽水马桶。
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欧洲历史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在有抽水马桶之前，欧洲城市的居民们保留了罗马时代的习俗，习惯从自家窗口往外倒夜壶。英国绅士们都走在女性的左侧，以保护后者，使其免受临街窗户诡异莫测的攻击（英国交通靠左），这一习俗传承至今。而另一传承至今的就是男士的礼帽了，挡风挡雨挡大便，非常实用。由此可见，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谦和有礼，其来源是多么的可鄙。
欧洲人如此糟糕的卫生习惯，来源于他们对粪便危害的认识不清，他们不知道街上粪山尿海会带来瘟疫（深受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他们把瘟疫归咎于“魔鬼的使者”——猫，看见就打死）。这种认识不清终酿苦果，1665年，一场疯狂的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就知道粪便的危害，甚至变害为宝，用粪便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生化武器。
古代战争中，大便是很有用的东西，所谓粪毒，是用人畜的排泄物，放入乌头、箭头木汁等毒料，熬制而成。抹在箭头上，中者伤口溃烂感染，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基本上就嗝屁了。而且还不会马上死，拖上个把礼拜，给军队造成沉重的救治负担，有效战员大量减少。
大便是古代守城的必备之物，在《墨子·备城门》等篇中就说过，“城上五十步一厕”，“上厕为城上之厕”，“溷则城下积不洁之处”。城墙上的厕所是为守城士兵用的，以便值班的时候就近解决；城下的厕所叫溷，是当城市被围时，城内人到指定地点使用的厕所，以使粪便得到统一处理，避免瘟疫之外，也为搜集方便。搜集来干吗？除了做涂抹在箭簇上的毒液外，还可以加上滚油烧热了往下泼：“守城之人城上作秽屎尿，盛一木桶，或缸或瓶。贼在城根，以粪筩喷之，或劈头浇下，令其遍体，且城滑亦不可上。”（《救命书》明·吕坤）
而攻城的呢，则把死猫、死老鼠、死马死牛、甚至死人的尸体、头颅，放在投石机上，射入城内，让其腐败，让城中臭气熏天，消灭对方的抵抗意志外，散播瘟疫也是一个目的。
说了半天粪便的危害，就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抽水马桶（还包括城市下水管道系统）是多么伟大，简直就是欧洲城市的救星。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发展了抽水马桶以后，人类的排泄文明逐渐变得隐私和精巧，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是现代文明和现代伦理的基础。
英国的马桶革命，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局势所迫自然形成的革新力量。从最初哈林顿勋爵怕被大灰狼吃掉不愿意半夜上厕所，而给自己造的抽水马桶雏形；到欧洲瘟疫城市居民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粪便横溢，而建造的城市下水系统都是自然而然的产物。抽水马桶的确很伟大，但我们并不必将其完全归功于哈林顿勋爵。没有哈林顿勋爵，抽水马桶还是会在伦敦出现，只是发明它的，可能是克林顿男爵，也可能是威林顿子爵，除此以外还会诞生一大批对马桶进行各种改进的劳动人民。
由此，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到第一条创新理论：创新是需求的必然产物。
既然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粪便的危害，那为什么没有率先发明抽水马桶呢？要知道恰恰就是中国人意识到粪便危害太早了，以至于很早就对粪便处理有了一套虽然很费力，却又有效防护的机制。在选址上中国的厕所都是远离住所的，避免了秽气沿空气传播；而在结构上粪坑里又是一个深埋的大缸，有效阻隔了粪便污染土地和水源。城市中则有专门的掏粪工人（溷工）将大粪运往乡村卖给农民当肥料使。
既然缺乏了英国这种需求的迫切性，中国的厕所自然几千年来始终如一了。而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又让中国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好的，没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满足于现状的心理，在创新方面，成了阻力。就算是有人发明了能冲水的马桶，推广也是个问题。会有人以老祖宗千百年都这么过来的为由拒绝使用这种新式装备，甚至还要以祖制去嘲笑那些使用奇技淫巧的人。
中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祖传的东西变得更精美，这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创造，其实就是一种“伪创新”，要发明个能冲水的马桶有点难度，但要造一个装点满黄金和钻石的马桶，中国人还是很在行的。镶嵌、雕刻、描金、掐丝齐上阵，总之豪华、精美到让老外咂舌是毫无问题的。
相传袁世凯曾经送给慈禧太后一个马桶，除了制造精美以外，内铺细砂和水银，用时秽物没入水银，悄无声息也悄无气息。跟同事讨论的时候，一致认为这是个伪传说，因为水银比重很大，除非拉铅块，否则不会“没入水银”。伪传说归伪传说，它能流传，至少说明一点：中国人心目中就有一种帝王情结，创新大多为少数人服务，而非普通大众。
时至今日，这种情结依旧萦绕着中国人，要不是马桶难登大雅之堂，肯定有人在马桶上镶上2008颗钻石拼成五环标志献给北京奥组委。
中国人的创新之路，任重而道远，当以让普通大众过得更好为目标时，才是真正创新的开始，也是民族进步的第一级阶梯。
回到马桶的历史上来，到了十九世纪，一个叫托马斯·土威福（ThomasTwyford）的管道工，对抽水马桶进行了大幅的改进，用浮球方式解决了自动供水，用U型弯管结构在马桶中始终保留一段水柱。前者让我们不用每次出恭前都打开水龙头，后者则形成了一个自然水封封住下水管臭气。他这种以陶瓷为材料的专利设计至今仍然是很多抽水马桶的基本结构。
二十世纪，日本对抽水马桶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如增加洁身装置、座圈加热等功能，则进一步将马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故事讲到这里，基本上是结束了，抽水马桶的历史中，没我们中国人什么事，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希望下次续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有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篇章……
注：江鸣大叔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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