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终于翻篇，2021年汹汹而来，该说点什么呢？
想想，还是发一下2018年的一篇旧文，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时候，可能它太不应景，当历史车轮滚滚碾过一群人的身躯时，它又显得有点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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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
无论如何都活不了。
《大明王朝1566》里的人设，其实只是借用了明朝的皮，里面的官场、商界的运行逻辑，其实是当今的，而不是明朝式的。
真实的明朝式的政商关系，哪怕是杨金水这样的中级宦官（苏杭织造太监，为司礼监外差），够不上二十四衙门主官的角色，也不会承认沈一石这样的商人是自己的“搭档”（与锦衣卫交谈时所说），而是将之视为奴仆和肥羊。
在明代，商人的地位，其实被今天的很多“明粉”刻意拔高了，混淆了“绅商家族”和商人阶层的区别，比如说东林党代表江南工商阶层的利益等等。
事实上，明代社会地位高的，唯有“绅”，商，只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而非他们的正式社会角色。
所谓“绅”，要感谢明太祖对于科举读书人身份的固定和相应特权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特权，让“士绅”，比如有举人功名在身的在乡绅士，或是退职的科举官员，利用他们的官场关系和士林舆论，形成一个独立于朝廷法度之外的“潜规则社会”。
这个“潜规则社会”衍生出来的特权，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收纳民户为家仆，并接受他们田产的投献，免去附着于民户身份之上的赋税、差役，同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为行商的货物保驾护航，一路免除税关的正常税收和敲诈勒索。
在此条件下，商人与士绅的合作，乃至于官员的合作，本质上与种地民户的“投献”一样，只是没有合法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能保证自身财产的一定独立性，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士绅，甚至地方的胥吏，想要整死一个没有后台的商人家族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比如派差采买的“役”，只需要在审核货物时稍做手脚，则商人家族哪怕家财万贯，也很快会被敲骨吸髓，甚至家破人亡，子女抵账。
所以，要想避免这样的命运，明朝的商人越大，越要寻找后台，而后台又有周期性的垮台，也就会出现周期性的“财富重新分配”，毕竟新来的官员“还饿着”。
沈一石这样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理想的商人角色，在大明朝的200多年间都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他所谓的“为国办事”，实际上是今天某些“白手套”的内心独白。
毕竟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理想就成为支撑个人继续下去的唯一动力，如果不能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解释，所有的一切都会化为虚无，事实上，沈一石最后的赴死，就带有理想破灭，终于认清污浊现实的成分。
而《大明王朝1566》实际上将这种现实无比的残酷斗争给浪漫化了，形成了相对脸谱化的善恶对决，事实上，白手套们的倒台，乃至于大明朝的商人家族的覆灭，往往没有那么多的善恶有报，只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罢了。
事实上，整部电视剧恰恰展示的是这个“换”的大时代，也就意味着原本的大船开始沉没，跳不到新船上的人物，只能通过减轻旧船的负重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也就意味着要把一个个“不重要”的人物踹下船去。
这个进程，如果你仔细看看《大明王朝1566》就能品味出来，一步步踹到严嵩，踹到吕芳、陈洪，最终踹到嘉靖本人……
沈一石这种小人物，当然是最早被踹下水的，否则呢？
难道让大人物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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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沈一石遗书：
“杨郑何诸公共启 沈一石”
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年，二十年间，这是沈某上交织造局和浙江官府最后一批账册。四任织造，五任巡抚，唯胡部堂胡宗宪与沈某无账目往来，亦唯胡部堂一人未取沈某一分一厘。浙江三司衙门唯胡部堂堪称国朝大吏，其余衮衮诸公皆不足道也。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
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其一，沈某共有作坊二十五、织机三千，每日可织丝绸五百四十八匹。诸公见此账时，吾库存之生丝仅能维持作坊织绸二十天，共计一万零九百六十匹。距朝廷所需之五十万匹相差四十八万九千四十匹。
其二，沈某共有绸缎行一百零七家，嘉靖四十年初尚存绸缎十二万五千六百匹。三月，织造局奉上命调拨十万匹。剩余二万五千六百匹，郑泌昌郑大人以巡抚衙门开支为由分润三千五百匹，何茂才何大人以按察使衙门开支为由分润两千匹。四月，为凑足买粮之款，卖出两万匹。
现库存仅丝绸一百匹。
（以上为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原著第十三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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