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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我们详细解析了史书所见的，官渡之战时曹操阵营几乎全部将领的职位，尽管他们肯定不是当时参战者的全部，却可以比作“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将军”，这不仅是个资历问题，也意味着对组织的忠贞程度。
他们的职务所透露出的信息也非常微妙，那就是，曹操军府统辖下的军事体系，仍是东汉传统军制的延续，只不过将平时的“大将军府”与战时出征的“使持节将军幕府”进行了常态化的融合。
东汉平时的“大将军府”，实际上是以“长史”、“掾属”担当文书官职责，比拟的是“郡朝”中的一般僚属，以统领“北军五校”作为日常的军政职责。
在出征状态下，“使持节将军幕府”并不限于“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甚至“前、左、后、右将军”在获得“使持节”权限后，也可开“幕府”，除“僚属”之外，还会设置“军师”、“参军”、“军祭酒”等幕府要职，比拟的是“州府”之中的“治中”、“别驾”及诸“从事”，担任这些重要职务的，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重臣、名士，可以随时以将军的“私人代表”身份集合多个单位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
“幕府”之下主要的“职能单位”，则是“军”、“裨”、“部”，其中，“部”相当于现代讲的基本编制单位，主官为“校尉”，空缺时则由“军司马”统领，再往上，“裨将军”统辖两个部，“偏将军”统辖多个“部”，“偏将军”和“裨将军”归大将军直辖，这套体系，可以称为“屯营”的基本制度，用现代的话解释，就是驻扎的常备军，“偏将军”、“裨将军”即有资格与“杂号将军”一样，统领多个“部”与主将分“屯”，而“校尉”同样有统一“部”分“屯”的权限。
但是，要说但是了，出征时，并不是按照“屯营”制度来的，而是体现出东汉制度的“临时派将”特征，分路兵马往往是由“督将”或“监军使者”统领，比如史涣本传中说他“常监诸将”，就是干这个。
所以，史涣以“行中军校尉”的身份，与“议郎督骑”曹仁、“裨将军”徐晃、“平虏校尉”于禁一同征河内郡，反倒是他说了算。
这是汉末，三国鼎立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马谡为“参军”，《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录他的职责却是：
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
对马谡正确的职务断句，应该是“参军·督·诸军”，这个“参军”当然不能等于“参谋”，而是“支队”或称“战斗群”的指挥官。
细掰扯一下，接替马谡的王平，难得地记录了这个“督”的编制，见《三国志·王平传》：
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之前文章里也引用过这条史料，解析得不够详细，这里细谈一下。
王平在街亭之战前为“裨将军”，战后，进位“讨寇将军”，这是“杂号将军”，对应领兵权力了吗？
没有。
真正与“领兵”配套的，是“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这个“统五部”肯定是大于“当营事”的，因为一般是高官兼卑职，反过来，叙述就不能用“兼”字了，这里面其实也是有玄机的。
其实，“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是三个任务序列。
曹操的丞相府就是合并了“大将军府”的军事功能组建的，而诸葛亮的丞相府职务配置又近乎照办了曹操的丞相府，可见，“参军”的职位即“丞相幕府”的高级幕僚，就如上文中提到的“大将军幕府”中的“军师”、“参军”，这一条，可以借鉴下后世的称呼，称为“幕职”。
“统五部”的核心在于统谁的兵，这也是魏晋直至南朝的大问题。
上述“幕府”之下，名义上都是朝廷的兵，但是，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则要分为“中”、“外”的，也就是说，“中军”其实是“大将军”、“丞相”的部曲，直白地说，就是曹操、诸葛亮直属的兵，甚至就是自己家的兵。
“外军”则是“大将军”、“丞相”治下的各处的“诸将”的“部曲”，比如上期节目中提到的吕虔的“家兵”、李典的“宗族宾客”、李通的“部曲”，这是史有明载的，应属相同情况的，还有徐晃、张辽、关羽，都是降将，不可能是孤身来投，他们的“偏将军”、“裨将军”正是拥有的“部曲”超过“部”、“校”、“营”这一级的明证。
“兼当营事”，核心在这个“营”字，之前统兵千人的王平，“当营”自然是这千人。
整体来说，王平彻底实现了“外系降将”到“诸葛嫡系”的身份跨越，但就领兵人数来说，“裨将军”领两个“部”，共一千人，则一“部”五百人，那么，加上五个“部”的诸葛亮部曲中军，统兵总共三千五百人，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兵，还是那一千人。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东汉自建立之初，即热衷以亲信的“小官”担任使者，统领有法定职权的高官，比如六百石的刺史“监”州部，监察一群二千石守、相，就是如此，虽然它的官名是“历史的史”，称呼上却是“使君”，这就是“使者的使”了。
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于汉末军制的“通说”都是错的，比如说某某将军职位更高，所以统兵更多，殊不知，东汉政坛根本不是这么个逻辑，唯有了解了以上三个“任务序列”之后，才能理解，以“将军号”来梳理汉末、三国时代的军事管辖权，是多么无稽的事情。
曹操也好，刘备、诸葛亮也好，还是孙权、周瑜也罢，其实都是在这么一套体系上，随着阵营领袖和将领们职务的水涨船高，而进行的名位上的微调，比如统领偏、裨将军、中郎将、校尉的“督将”，演变为统领一群杂号将军的“都督”。
这套体系，是与东汉社会最常见的“政治关系”相匹配的，“军师”相当于“师友”；“参军事”、“军祭酒”、“领军”、“护军”相当于“臣僚”；“长史”、“掾属”自然是“公府吏”；“中军”为“部曲”，“外军（偏裨）”为“宾客”。
“师友”负责匡正、辅弼，平时由“公府吏”以文书进行管理，战时，则以“臣僚”统领“部曲”，指挥“宾客”协助，从而完成全面意义上的“以亲驭疏”，保障兵权不会旁落到同样拥有“部曲”的“宾客”手中。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忆上期节目中提到的“曹营诸将”，就会发现，曹操幕府直辖的军事力量并不多，即“五校”与“偏将”、“裨将”，分为内、外两支。
以校尉部800人-1000人计算，则“五校”应有4000人—5000人左右，加上单独列二营的“骑兵”，总数最多也就6000人左右，这个骑兵比例已然高于袁绍南下所率的大军。
史书所见，关羽为偏将军，朱灵统三营兵，也应为偏将军，徐晃、张辽为裨将军，领二营兵，则至少有兵10营，也就是8000人—10000人左右。
也就是说，曹操直属“中、外军”至少应该有14000—16000人以上，因为除了这几个有名有姓的“大将”，还有路招、王忠等不知名将领，至于说“从属”的兵马，比如张绣、刘勋等人，则不在此列。
在这个数量规模下，曹仁以议郎督骑，钟繇曾自关中送马2000多匹，则曹操骑兵有2000多人也是合理的。
问题是，关羽杀文丑后，即叛归刘备，而张辽也主要参与了白马之战，本传紧接着就是破袁绍之后，别遣定鲁国，说明他也并没有回归官渡本屯，也就是说，这4000-5000人，不在官渡。
曹仁的骑兵、夏侯惇和曹洪则明显是分镇所在，曹洪还有到汝南郡濦强县讨伐叛乱的记录，夏侯惇则干脆只见兴修水利种田，可见，这几部也不能算在官渡本营的兵力之内。
那么，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的“本营”兵马，还就只剩下9000—12000人。
而这恰恰印证了《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的：
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注意，这还是800-1000人的“五校士”编制，如果按照诸葛亮北伐时王平的“部”编制，1部仅500人，上述计算结果依次是：
曹操中军五校：2500人（5部）；
曹操中军骑兵：1000人（2营）；
关羽、朱灵、张辽、徐晃所部：5000人（10营）；
加起来，不过8500人，若考虑关羽叛变、张辽另派，徐晃升“偏将军”，则徐晃和朱灵跟随曹操所部应为3000人，则总数约为6500人，另有于禁明确升为“裨将军”，再计入跟随曹操破淳于琼的讨寇校尉乐进500人，则总数至少有8000人，再需要考虑到还有路招、王忠等不知名将领，则曹操在官渡大营“兵不满万”，也不算夸张。
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曹操建安五年八月与袁绍在官渡对攻战败之后的结果，史书原话是：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
袁绍大军联营数十里可以理解，曹操能够拉长营垒战线针锋相对，也就说明在官渡决战之初，袁、曹两军的兵力应该差别不大，只是曹操最终抵挡不住袁绍的猛攻，兵力大损，才有“兵不满万”的凄凉景象。
当然，这根本不算什么新发现。
真正有趣的是将这两个数字对照之后，再联想一下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所提及的，曹操所部可战之兵，都是幽、冀来的，引出一个什么结论？
《三国志·武帝纪》中的“以少见奇”，固然可能是陈寿的主观意愿，而对于“兵不满万”之前，曹军兵力的记述，则很可能陈寿都没看到过，直接在曹魏国史的层面变成了禁忌，因为只要这个数字出现，乃至于将白马之战到官渡对峙的四个月间，双方在东郡、陈留郡境内的拉锯缠斗写明，曹操“用兵如神、得道多助”的画皮就会被戳得像筛子一样。
说得直白点，按照史书的记载，曹操明显是“白马之战”的胜利者，但是，作为一系列战斗的“集合”，曹军却一步步从白马津和延津的黄河渡口后退，直至双方的战线，彻底以“鸿沟”为界。
诸将遭遇，关羽叛降只是一例，张辽在白马之战后被隔绝在主战场之外，这与“督兖州军事”的程昱和“离狐太守”李典的遭遇如出一辙，这是东线的溃败，西线，史书记载曹操以荀攸之策，派史涣、徐晃攻袁绍运车于“故市”，而这个地点有争议，但在官渡的西面则无疑义。
另有刘备、韩荀在西线大、小迂回，刘备经孟津南渡黄河，迂回至梁县、鲁阳，东进至叶县附近的“古城”斩杀蔡阳，又一路在豫州郡县肆虐，直至许都附近不远的濦强县被曹仁等将击败，而韩荀则自敖仓、密县附近迂回破袭官渡大营的后路补给线，也被曹仁击败。
整个对峙的态势，可以确认的是，在白马之战后，曹操所部仍在步步退却，而在官渡对峙开始之后，曹操主力曾经经历了一次惨败，将本来可以与袁绍主力决战的兵力丢掉了一大半，这才只剩下“兵不满万”的主营，彻底陷入被动局面。
而之所以“丢”，并不是被杀了，或是被俘了，反而很有可能是类似于关羽，主动的反叛，即幽、冀之兵，见势不妙，回归了袁绍一方。
一个非常直接的旁证就是，曹操杀降的数量，见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
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 《献帝起居注》：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
也就是说，曹操自己承认自己斩首七万多，而其他各书都有记录这次屠杀降兵，见《后汉书·袁绍传》：
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袁绍总共南下的兵力，最多记载只有十万人，而南下之兵，《世语》记载只有五万，袁绍能够以黎阳北岸蒋义渠的军营为基业，再次讨平河北诸郡，说明此大营应为其后路基地，很可能五万人就留在这里了。
那么，在扣除乌巢被曹操歼灭的淳于琼部，投降的张郃、高览所部，乃至于刘备、韩荀所部之后，袁绍还有至少七万、八万人留下被曹操“坑杀”，还是在众军逃散的情况下，那袁绍在官渡对面得驻扎了多少人啊？
很明显，这个加减法不难算，此消彼长如此剧烈，只能是曹操的大部分兵马投降了袁绍，而最终的“坑杀”，一方面是因为缺粮，另一方面恐怕也实在无法信任。
毫无疑问，参加过“官渡之战”就是一块“试金石”，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叛变，自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于其中的动摇者，或者身有嫌疑的人物，曹操防备和报复心理当然小不了。
比如之前提到的曹操烧信，终究也要看完再烧，而史书上也确实没有留下这一阶段豫州诸郡太守们日后的事迹，真正做到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而嫌疑者，比如朱灵，见《三国志·于禁传》的记载，说是：
太祖常恨朱灵，欲夺其营。以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
曹操一直痛恨朱灵，想要抢走他的部众，觉得于禁威名素著，就派他带着几十个骑兵，带着令书，直接冲进朱灵营中夺权，朱灵和他的部下都不敢动。
“常恨”，在上下级关系中可不是个安全的词汇，另一个在曹操平定邺城后，派朱灵率五千步兵，一千骑兵守卫许昌南方的故事说到，曹操派他统领河北新兵，路上有人谋反，朱灵杀人平叛之后立刻向曹操请罪，主动给自己安了一堆责任。
活脱脱一个因为历史问题而被限制使用的老干部形象，而曹操偏偏要把你这个“河北将”和“河北兵”拉上联系，说到底，就是测试，就是不放心。
那么问题来了，曹操面临如此多的问题，为什么还是赢了？袁绍又为什么输呢？
难道真的是他不听忠言，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吗？
答案到底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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