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索诺拉三巨头”的时代与沉浮
奥夫雷贡推翻卡朗萨政权上台就任总统，标志着墨西哥革命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阶段就此结束——在1910~1920年的混乱年代，几乎每10个墨西哥人中就有一人因为战乱永远失去了未来（20世纪10年代墨西哥全国总人口大致为1500多万，10年内战使得超过130万人丧生）。迪亚斯时代积累的财富与资产以及修建的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都在内战中被大量摧毁，墨西哥的国家生产力与工农业生产总值倒退回到了1890年代的水平。
奥夫雷贡的起义部队正在与卡朗萨政府军交战
而从1821年独立成功到1920年军阀混战结束的一百年间，墨西哥发生了超过一千次武装叛乱，爆发过几十次政变和战争。奥夫雷贡与其同僚卡列斯和德拉韦尔塔作为墨西哥内战的胜利者“索诺拉三巨头”（Los tresMagnatede Sonora），亲眼见证了各路恶棍与枭雄的崛起和陨落。此时的他们急切需要一种制度力量，来彻底终结困扰墨西哥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局势，同时保卫住1917年宪法这个得之不易的成果，让国家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走向正轨。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1875年—1945年），被誉为“墨西哥现代秩序的总设计师”
1913年2月10日～19日，墨西哥城“灾难十日”期间，政变部队的机枪手使用哈奇开斯机枪从一座建筑物的窗户内向外射击
奥夫雷贡之所以能够战胜农民军并推翻卡朗萨政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墨西哥城镇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得到了当时墨西哥最大的工会组织墨西哥区域工会联合会的支持。墨西哥区域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n Regional de Sindicato de México）虽然也标榜社会主义，但却是一个偏右派的工会。墨西哥区域工会联合会反对激进的左派工会墨西哥总工会（Sindicato General de México），主张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以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希望能够借助“先富带动后富”的原理以提升劳工的工作环境与福利保障。从此以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右派工人代表的联盟就成为了奥夫雷贡政府乃至往后历任墨西哥政府的基石。
奥夫雷贡在就任总统后，组织了墨西哥劳工党（Partido Laborista）作为其执政党，劳工党采取的政策主要有三条：一是反教权主义，因为天主教会是墨西哥封建保守势力的最大支柱，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跟大地主大庄园主关系密切。奥夫雷贡政府根据1917年宪法的原则推行政教分离，剥夺了教士的参政权和教会对义务教育系统的控制，建立了国立义务教育体系，提高了墨西哥整体的教育水平。后来的革命制度党政府也是在这方面进一步努力，一步步剥夺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和特权。
庞丘·维拉的北方师武装开着汽车在奇瓦瓦州的据点巡逻
再者是进行土地改革，除为了反封建之外，也是为招安仍在坚持游击战的庞丘·维拉的农民军。不过，奥夫雷贡政府土改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扶植富农。奥夫雷贡本人年轻时就是一个通过种植鹰嘴豆过上小康生活的富农，在他的新政府中，这样的富农也有很多。因此，奥夫雷贡政府主持进行的土地改革虽然重新分配了多达1400万亩土地，但并没有让墨西哥变为一个小农的国度，而是增强了富农的力量。
最后是在推进外资国有化的同时，尽可能维持与以美国为主的列强的关系。奥夫雷贡为了换取美国对新政府的承认，在1923年与美国签订条约，保证不强制国有化征收美国在墨西哥的企业。这虽然违反了1917年宪法中与自然资源国有化有关的条款，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这也是为了防止美国趁机扶植另一位考迪罗寡头军阀颠覆现政权的无奈之举。从中不难看出，奥夫雷贡政府既想要反帝国主义独立自主，又试图维持同美国的关系不至于恶化到破裂。
1923年底，奥夫雷贡4年的总统任期期满，按照新宪法规定他同样不能够连选连任。于是他在大选时大力支持作为左派代表的同僚卡列斯，使其顺利在第二年的大选中高票当选总统。随着“坚定的无神论者”卡列斯的上台执政，本在1917年宪法颁布后就十分紧张的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愈发恶化，墨西哥看似已经稳定下来的局势即将再度掀起波澜，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24年12月1日，宣誓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列斯。因其极端的反宗教立场，卡列斯被天主教徒抨击为“土耳其人”、共济会成员和“私生子”
十四·反天主教革命与“基督战争”的爆发
卡列斯是一个极端的反宗教主义者——据他的朋友回忆，只要不涉及宗教问题，他都能保持正常的理智，但是“一旦谈到宗教问题，他就会完全失去控制，脸色变得铁青，并不断用手猛锤桌子以表达难以遏制的愤怒。”1926年，卡列斯政府颁布了《反公开宗教活动法》，专门针对天主教神职人员，要对他们的“违法问题”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面的解决”。例如凡是在教堂之外穿戴宗教身份服装的罚款500比索（合当时250美元），这相当于当时普通墨西哥家庭一年的收入；凡教士在弥撒布道或与信众聊天时表达对政府不满言论的，可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墨西哥城总主教在讲解教义时对1917年宪法中的反教权主义的条文有所质疑，旋即遭到了逮捕；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各教堂神父的出生地，凡是不在墨西哥境内出生者全部驱逐出境。所有神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必须向政府备案，在得到批准后才能举行宗教仪式。
卡列斯政府正式没收墨西哥城主教堂的前一天，在教堂外等待接受检查进入教堂做弥撒的天主教徒们
“执行新宪法规定”成为当时墨西哥政府试图剿灭天主教会的理由，卡列斯称其为“反天主教革命”。大量修道院、修女院及宗教学校被关闭；许多教会的建筑物、各个教堂中收藏的古董、法器和古籍等也遭到了强制没收。在地方各州例如塔巴斯科州（Estado de Tabasco），这种压制更加夸张：最高行政长官卡纳巴尔（Tomás Garrido Canabal），对前来登记的神职人员无论是否符合宪法规定一律拒绝批准，进而关闭了该州所有的教堂，甚至下令炸毁了一些修道院和修女院。
卡列斯政府逐步增强的反教会措施引起了罗马教廷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政府，墨西哥天主教会首先采取了妥协与和平对抗。1926年7月11日，墨西哥主教团经过投票协商，宣布于8月1日起在全国境内停止所有的公共宗教活动。同年11月18日，时任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通谕支持墨西哥主教团的决定，并强烈谴责卡列斯政府对教会的迫害。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中西部地区也采取了和平抗议的活动，比如拒绝乘坐公共交通；教师停止去公立学校授课等。
国会拒绝了教会修宪的要求，声称如果神父和教士违反法律规定，将失去公民资格；教会只剩两条路可走：投降或者武装反抗。由于政府拒绝放松对宗教的约束，民间抗议规模越来越大，对政府的指责也愈发激烈。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开违背《反公开宗教活动法》的行为，即使在没有神父的情况下也仍旧聚集在教堂祈祷。然而政府却“乐见其成”，卡列斯在致驻法使馆大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这样很好，一年没有教会的圣事，人们就会把信仰这回事儿给忘了。墨西哥的反天主教运动是一场革命，只有消灭了天主教会才能使人民免受宗教的洗脑和愚弄，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国家和政府继续运作和发展。”
终于，从1926年7月底开始，以中西部地区为主战场的“基督战争”拉开了帷幕。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基督的名誉而战斗，因此自称为“基督战士”（Cristeros），以“基督君王万岁”（¡Viva la Cristo Rey!）作为他们的战斗口号。
“基督战士”们以瓜达卢佩圣母像作为他们战斗的旗帜
“基督战争”爆发后，1926年8月的全国形势。反抗军占领了萨卡特卡斯州和纳亚里特州（Estado de Nayarit）的交界地带
十五·“基督君王万岁”与去宗教政策的破产
战事随即迅速扩大，1926年8月3日，政府军士兵突袭并包围了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Iglesia de la Virgen de Guadalupe），被困在其中的反抗军与政府军对战直到弹尽粮绝，最终18人丧生。此后，政府对宗教团体的镇压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现。8月4日，240名士兵袭击了米却肯州（Michoacán）的一个教区教堂，当场处决了神父和宗座牧首。韦达克鲁斯天主教青年组织的导师桑兹（Luis Batiz Sainz）神父在集会中要求政府立即恢复宗教自由，被政府军逮捕后在公路边就地枪决，尸体扔在路边示众。
1927年初，弗朗西斯科·韦拉神父在做弥撒时被政府军发现，立即执行了枪决，神父当时身上还穿着弥撒时举行圣祭的祭披
在战斗早期，政府军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基督战士”只能以自制土炮、老式滑膛枪、猎枪甚至农具等作为武器，高呼着“基督君王万岁”、“瓜达卢佩圣母万岁”（¡Viva la Virgen de Guadalupe!）的口号，试图收复被政府军攻占的修道院和教堂。由于双方力量差距悬殊，卡列斯政府并未把这些“乌合之众”当回事。哈利斯科联邦军指挥官曾扬言：“这些事情压根根本不会被视为一场战役，不过是一场狩猎罢了。”
在战争的过程中，许多神父和教士遭到了处决，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封为真福品（天主教会中封为圣品之前的最后阶段）的蒲弥格神父。蒲弥格在塔巴斯科州组织了秘密的地下教会，在1927年因“企图暗杀前总统”的罪名而遭到逮捕。11月23日，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蒲弥格被押到一处空地准备行刑。据执行枪决的士兵回忆，蒲弥格从牢房走到刑场时对每一个士兵都画了十字降福，并在行刑前进行了简短的祈祷。准备行刑时，他一手握着耶稣受难十字架，一手攥着玫瑰经念珠，手臂平伸做耶稣受难时的姿态，对行刑者缓缓说道：“愿天主宽恕你们！愿天主保佑你们！我主天主，你知道我良心的清白，我愿意全心地宽恕我的敌人们。”行刑队在他喊出“基督君王万岁！”的时候，向他开了枪。
蒲弥格神父受刑
卡列斯政府之所以亲自下令公开处决蒲弥格，并将他行刑的照片刊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是想以他的死来震慑国内的天主教会及其支持者。然而，这些照片却大大激怒了他们，并激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给蒲弥格送殡的教友多达4万余人，而也正是在蒲弥格事件之后，“基督战士”的反政府运动更加激烈。
身穿传统服饰的“基督战士”，旗帜上的是瓜达卢佩圣母像
虽然墨西哥主教团以及教会的高层人士从未直接赞许过“基督战士”的暴力活动，事实上却形成了一种默认支持，一些人员甚至直接参与到战斗中；1928年2月，退伍将军恩里克·格劳斯蒂耶塔（Enrique Gorostieta）加入了反抗军团，使反抗武装的力量迅速壮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信众也加入其中，使“基督战士”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支持。许多妇女以圣女贞德为榜样组成了后勤部队，为反抗军提供补给、武器和情报并照顾伤员。不少反抗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是靠她们用堆满粮食或土石作为隐蔽的手推车推过来的。
1927年“基督战争”中的“基督战士”们和他们的支持者
此时，卡列斯4年的总统任期也已期满，他大力支持奥夫雷贡，使其再度当选墨西哥总统。奥夫雷贡再度当选总统后不久的7月17日，在墨西哥城参加庆典后与友人进餐时被枪击刺杀身亡，凶手是一个叫托拉尔的天主教徒，他指责奥夫雷贡参与了宗教迫害。在“基督战士”不断增加的反抗压力下，政府最终与天主教会达成了妥协。
1928年9月，新上任的总统希尔（Emilio Portes Gil）声明，如果天主教教士们愿意的话可以恢复宗教仪式和其他活动，但是必须遵守《墨西哥合众国宪法》的相关章程。随后，流亡欧洲的墨西哥大主教弗洛雷（Leopoldo Ruíz y Flore）回应称教士们并不要求政府撤销法律，只请求政府“仁慈地”免于执行其中的苛刻条款。至此，持续两年多的“基督战争结束”，标志着墨西哥革命持续多年混战局面的终结。1929年6月29日，静默了三年的教堂钟声再次在墨西哥的土地上敲响。
教皇若望·保罗二世1979年访问墨西哥并在露天举行弥撒，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及不少政府高官也在场
十六·革命的终结与卡德纳斯改革的开端
奥夫雷贡的遇刺使得卡列斯在政坛中一人独大，成为了此时墨西哥唯一的实权人物。同大洋彼岸的另一位铁腕总统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一样，他选择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实现墨西哥政治的制度化。利用奥夫雷贡遇刺后产生的权力真空，卡列斯成功整合了1920年代时在墨西哥政坛上彼此对立的各个政党中支持拥护1917年新宪法的全部力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作为日后将在墨西哥政坛呼风唤雨70余年的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前身的国民革命党从此应运而生（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卡列斯长期担任该党主席，支持该党成员担任总统，从而成为了在幕后掌控政局的“最高领袖”（el Jefe Maximode México）。1928~1934年间三任总统希尔、鲁维奥和罗德里戈斯发布的政令体现的都是卡列斯的意志。
革命制度党是美洲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化政党，是拉丁美洲第一大和世界第五大政党，在80年代初期党员数量即多达1300多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曾是墨西哥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从上到下分别为国民革命党（1928~1938年）；墨西哥革命党（1938~1946年）和革命制度党（1946至今）的党徽
这一决策的效果立竿见影，在1929年底开始的全球性大萧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拉丁美洲多个国家都发生了军事政变，而墨西哥的政体却巍然不动。1933年底，卡列斯发表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规定以后墨西哥的每任总统能且只能执政六年，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连选连任。这一重要原则来自于大革命——毕竟革命的初衷就是推翻统治国家长达35年的迪亚斯。
1934年7月，卡列斯支持左派和少壮派军官代表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delRío）当选新一任墨西哥总统，自己则选择过隐退生活。1940年11月，六年任期届满的卡德纳斯并没有打破卡列斯制订的规则，而是同样选择过上了隐退生活，暨月，另一位右派军官卡马乔（Manuel Avila Camacho，1940~1946年执政）当选新一任总统。卡马乔卸任后的1946年12月，阿莱曼（Miguel Alemán Valdés，1946~1952年执政）则作为革命后的第一位文官总统登上宝座。往后直至今日，总统权力从来都是稳定地每隔6年便轮换交接，墨西哥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军事政变或内战；更再也没有出现过诸如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1833~1855年墨西哥总统）和迪亚斯这样的独裁者，如此稳定的政治局势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几乎独一无二。
卡德纳斯和他的石油国有化政策。拉萨罗·卡德纳斯·德·里奥（1895年5月21日 - 1970年10月19日），1934~1940年墨西哥总统。由于在工农阶层中拥有极高威望，被誉为“小父亲”（Tata）
卡德纳斯上任之后，依托工农力量，在墨西哥开始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以追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与独立自主的经济现代化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模式。从1938年开始，卡德纳斯政府又展开以深化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为重点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在国际关系上，卡德纳斯政府推行革命输出政策，在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前后大力援助共和国民选政府以抵抗佛朗哥法西斯叛军；还收留了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列夫·托洛茨基。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措施日后被史学界统称为“卡德纳斯改革”（Reforma de Cárdenas），它忠实地体现了1917年宪法的要求，是墨西哥革命结束后护宪运动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以卡德纳斯上台执政为开端，墨西哥进入到了一个高度稳定的状态。革命的年代业已结束，改革的浪潮骤然展开。
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Estadio Azteca），1962年破土动工，历时四年建成，迄今为止仍是西半球最大的球场之一，是墨西哥经济腾飞的见证者。球场曾举行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决赛，它见证了贝利最后的辉煌，也目睹了马拉多纳一统江湖的瞬间
参考资料：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 [英] 莱斯利·贝瑟尔
《美洲政治史纲·第二部》 [美] 威廉·福斯特
《墨西哥近代现代史纲：1810~1945》 [苏] M·C·阿尔彼罗维奇、H·M·拉甫罗夫
《墨西哥革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及其评价》韩琦、李超
《全球化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张家唐
《封建与共和——拉丁美洲考迪罗制度的前世今生》雾失
《MexicanDemocracy》 Kennetch F Johnson
《The MexicanHistory Tutorial》 Michael MMayor
《The Politics ofMexican Development》 Roger D Hanson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