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儿时的烤红薯

每个人都有童年，全世界的人都是相同的。但因每个人童年的时代、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个人遭遇千差万别，所以各自的童年都涂抹着的不同的色彩、响彻着不同的回声。我曾有过童年，与同时代同阶层的伙伴们一路走来，虽没有什么壮丽神奇的创举，却也留在记忆中一些苦水浸泡的快乐。

比如曾在田间参与偷烧红薯吃，就是其一。所谓偷，即私下里拿走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我们那时的行为是：伙偷、伙吃、伙作蹂儿，临时团伙作案。团伙偷烧红薯吃，是在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年头。我们一伙儿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9岁，一块儿拾柴、拣粪、拾谷穗、挛红薯、割草、拔豆茬，浅水坑里摸鱼、上树掏鸟蛋，人数也不固定，最多七八个，少时两三个，都在一块混混。这一伙儿孩子的头儿，叫新军，唯一年龄最大的一个，那一次偷烧红薯，就是由他统一指挥、亲手操办的。他安排谁谁去扒地主家的红薯（土改后，“地主”也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是阶级敌人，扒他地里的红薯，活该。）谁谁去攫玉米天穗（唯一干柴、易燃、灰多），然后他选一处迎风的斜坡，清基、开穴、砌窑顶、引火烧窑（最关键的工序）、埋薯、焖窑、分熟红薯，一整套的工艺流程，有条不紊，步骤分明，全由他操作。我是第一次经历这场面，既神奇、又稀罕，还很激动，眼巴巴地瞅着那待开封的烧红薯窑。

有的同伙等心急了，直吵吵：熟了不？吃吧。新军往封窑土上吐唾沫，“吃啦”刚起泡，他有把握地说再等一会儿，大块的没熟透哩。那熟透红薯的香味儿，隔着焦土散发出来，在那个农民刚刚翻身的年代，馋得我只淌哈拉拉。终于开窑分食了，滚烫滚烫的薯块儿，来不及拍拍吹吹，带着灰土一口咬进嘴里，烫的舌头打布甩也舍不得吐掉，那个甜、那个美呀，至今觉得余香在口。大伙儿吃了个肚皮滚圆，嘴唇上连泥带土，脑门子上直流汗珠子，用抓熟红薯的脏手一抹拉，一个满脸花，你看我、我瞅你，笑成一团，十分开心耶。

——当然喽，这种勾当不能光搞，万一叫大人们知道了，轻者吃几声训斥，重者腚蛋上挨巴掌……后来，童年伙伴们，都渐渐长大走向了社会，再也找不回那段值得回味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