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学泰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谈及中国古典诗词时说，“有人提倡孝道，主张孩子背《孝经》《弟子规》，且不说这些书中（特别是《弟子规》）负面的东西很多，还很难懂；孟郊《游子吟》远比这些更有感染力”（《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12日）。对于王先生的这段话，无论是从理性还是从感情上讲，我都十分赞同。
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笔者年幼时就背得烂熟，年轻时则越发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心里了，直至现在。二三十岁时，无论是在流浪的路上，还是旅居异地的客栈，这首《游子吟》的字句与韵律，时常就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心底油然而生。若按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告诫，我年轻时的流浪旅居实乃不孝；可我为生计而四处奔走，不正是在想方设法奉养老母，让她老人家衣食无忧安度晚年么？天底下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同时，也没有比子女对父母的思念更刻骨铭心的了。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圣人”教诲，也用不着写成《孝经》供人学习。我的父母从未教导我长大了要“孝顺”父母，我也从来没教育过自己的子女，让他们记住长大后应该如何“孝顺”我们。然而，我对自己的父母也好，我的孩子对我们夫妇也好，一直都是充满了爱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两句诗如影随形，永远陪伴着我们。
这种情感应该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我们动不动就张扬“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仿佛其他民族根本不懂得“尊老爱幼”似的。不过，如果仅仅言“孝”，那倒是中华民族所独一无二的传统。美国人何尔康比（中文名字何天爵），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就意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以家长为权威中心的宗法制度”，在中国皇权专制的社会里，“孝道是唯一彻底的中国人的宗教”，“朝廷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将孝道的思想灌输得深入人心”；“因此，在维持这一体制的恒久性和对这一制度下民众的控制方面，专制教育方式都起到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何尔康比：《中国人的德行》第二章《宗法制度下的国度》，初版于1895年）。何尔康比的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上《孝经》里已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亲和忠君直接相连，天下百姓全是皇上的“子民”，就连七品芝麻官也被称作“父母官”，“孝亲”的最终指向自然就是“忠君”了。如此一来，还有比“以孝治天下”更动听也更能迷惑人的口号了吗？所谓“孝”，从来都是单方面的，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博爱”毫不搭界。即使勉强把它说成是一种“爱”，那这“爱”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爱”。人们言“孝”时，后面往往要加一个“顺”，即为“孝顺”。这无疑说明了“孝”要求的是“顺从”“服从”，子对父如此，臣对君更是如此。也只有这样，“以孝治天下”才能把天下百姓治理得服服帖帖。统治者热心于宣讲“孝道”，而被统治者也无不诚心悦服，因为历朝历代，就从未有过“养老保障”一说，黎民百姓老了不指望儿子送终还能指望谁去？于是，“孝道”自然而然就成为“唯一彻底的中国人的宗教”，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奴性教育”的核心所在了。
一首《游子吟》不仅仅在效果上远远胜过一部《孝经》，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价值取向根本就不一样。当我们高调复兴传统文化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遗产的精华之上，却偏偏对《孝经》《弟子规》之类糟粕顶礼膜拜呢？记得我退休不久，有一次去学校新建的校园，见学校西院的草坪上有一块造型不错的大石头。校长说想在这块石头上刻两个大字，问我刻什么好，我说：“就刻‘春晖’两个字好了。”原本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半年后再去时，一看，还真的刻上了。这不很好吗？我们素来称自己曾经上过的学校为“母校”，学校教育也原本应把“母爱”当做宗旨。子女不忘母亲的“三春晖”，学子也不应忘记母校的“三春晖”呀！推而广之，那“密密缝”的“线”只要是出自“慈母”之手，游子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母亲，乃至他生活过的每一片热土！
山东省青岛市柳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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