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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社会早已抛弃了“丛林法则”，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即使是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纠葛，也能够通过运用习俗、道德、法律等手段，平复社会矛盾，维持平和稳定的生存秩序。但是，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陷入绝境的人为了求得一线生机，经过艰难徘徊和无尽煎熬，做出了与文明共存规则大相径庭的行为选择，引发了人们广泛而又持久的争议和反思。 虚构故事的真实 在一次战争中，一架飞机载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中途遭到袭击而坠降到一个远离陆地、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这群幸存的孩子中，最大的是十二岁的拉尔夫，最小的只有五六岁。拉尔夫发现一个海螺后，在名叫猪崽子的小胖孩儿的建议下，学会了吹响海螺，聚齐了散落的一大群小伙伴。在最开始等待营救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恐慌和畏惧，而是基于好奇、贪玩的天性，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孤岛上尽情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为了保持秩序和行动一致，他们经过讨论决定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了拉尔夫当队伍的首领，并且定下规矩：吹响海螺时表示要召开全体大会，举起海螺者表示要发表讲话，其他人要保持安静、尊重发言权。民选领袖拉尔夫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咱们要玩，还要得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开动脑筋拿猪崽子的眼镜镜片聚焦生起了一堆烟火，以此作为求救信号，并且安排专人日夜值守。 在这个没有一个大人的新环境中，孩子们的生活节奏日复一日、井然有序，在玩乐中等待着救援，但随后发生的两个普通事件，导致岛上的秩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一个是火堆熄灭事件。看管火堆的人擅离职守跟着一个名叫杰克的大男孩去打猎，导致火堆在关键时刻熄灭了，直接的结果是他们错过了一次获得过往船只营救的最佳机会，间接导致了小孩群体内部的分裂，以拉尔夫和杰克为首领的两个团队逐渐分道扬镳，矛盾日益深化。另一个是“野兽”事件。小孩们由于内心的脆弱，总是害怕被岛上的野兽吃掉，有人说野兽从空中来，有人说野兽从水里来，于是他们陷入了一场各自臆想的恐慌之中。具有无畏精神的西蒙为了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野兽，独自一人前往森林以亲身体验破除了众人的迷信，当他下山打算把所见所闻告诉大伙的那天，突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杰克、拉尔夫等人集体狂魔乱舞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了。后来，脸上涂抹着各色泥彩的杰克及其追随者们又趁黑夜把生火工具眼镜抢走，接着两拨人进行了一次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战斗，结果是猪崽子被罗杰撬下的巨石砸中坠入山崖，尸体瞬间被大海吞噬，拉尔夫肋骨则被杰克的长矛刺伤后在荆棘丛林中逃亡，于是杰克一伙开始放火烧山，企图让拉尔夫葬身火海，所幸的是在大火蔓延开来之时，发现浓烟的一艘军舰赶来及时营救了这群历经磨难的孩子。最后，面对正被烧焦的孤岛，所有小孩都颤抖着泣不成声。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在其著名小说《蝇王》中，所讲述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因坠落孤岛发生的历险故事。面对如此的绝境之危，存活与死亡、希望与绝望考验着每一个人，他们备受煎熬和折磨。当然，有人会说这是虚构的故事，只具有戏剧性，不足以引发反思和忧虑。实际上，早在1884年就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海难吃人事件，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英国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海难食人案的真实情境。 陷入选择的困境 不论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真实的遭遇，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在此种绝境中的选择不外乎两种：坐以待毙或者杀人充饥，显然都是直面死亡的现实威胁——生命的厄运与同伴的威胁。那么，在不得不选择杀人食肉得以求生后，谋杀者是否应该依法受到制裁，还是情有可原另当别论呢？在英国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中，经过司法裁判，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该案还确立了一项适用于整个普通法世界的先例，即危急状态无法构成对谋杀指控的合理抗辩。尽管，两名被告人随后被女王赦免为监禁六个月，可以说是刑罚减至最轻，但是有关绝境中杀人求生是否应当定罪的争论始终并未停止，由此引发的立法、司法问题更是引发了法学家们广泛而又深刻的讨论。 在有名的富勒虚拟的洞穴探险案中，假设了由五名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在“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的成文规则下，五位资深法官从不同的视角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陈词。首席法官特鲁派尼认为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应当尊重法律条文判处谋杀者死刑；福斯特法官认为案发时的绝境这一特殊情形属于一种自然状态的例外，不在文明世界的实定法管辖范围内；唐丁法官认为就像饥饿不能成为盗窃的正当理由一样，也不是杀人的理由；基恩法官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明确、不可知，必须维持法治传统，遵守立法至上原则；汉迪法官认为法律为人服务才有意义，要依据一般人的常识来裁判，让裁判行为与接受统治的人们的感情保持合理一致，并感同身受地表述到“这些人已经经受的磨难和屈辱，比我们大多数人在千年之内可能要经受的还要多。”最终，两位赞成，两位反对，一位弃权，五位法官的立场出现了戏剧性的平衡，初审法院的判决得到维持。 近年来，美国学者萨伯在此基础上又虚构了一个在获得营救时就地脱逃的第六名探险者的角色，由最高法院组成九人合议庭对该“漏网者”进行审判。九名大法官分别运用自然法、经济分析法等方法，对该被告人是否构成谋杀罪进行了一轮全新的、精彩的激辩。最后四位赞成、四位反对，一位回避，结论依然是维持原判。因此，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法学理论不断发展前行，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力也随之增强，但对于绝境求生应遵守何种规则仍然处于厚厚的雾霾之中。 不该忽略的问题 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成人世界固然难以摆脱自私和野蛮，孩子世界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更接近于“人之初”。我们可以试想，在《蝇王》描述的孤岛历险中，故事最后孩子们如果没有得到及时营救，在杰克及其同伴放火烧毁孤岛丛林后，首先拉尔夫性命难保，接着自然发生的结局是，他们自己也将失去任何野生食物，一场互相残杀、以肉充饥的野蛮之争难以避免。正如威廉·戈尔丁所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当然，在今天的和平世界里，不管是发生海难还是空难，凭借发达的科学技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营救的速度和效率，大大降低了遇险者陷入绝境的概率，也就减少了法律与人性的直面遭遇。但是，仍然无法完全避免不发生诸如绝境求生之类的情境，因此我们就无法回避本文的讨论。正如法兰克法官在分析洞穴探险案时所说的：“假如法官发现自己在惩罚一个不比自己坏的人，他应该辞职。如果惩罚被告的法官都是在惩罚不比自己坏的人，那无疑是法律的耻辱。”因此，面对人性和法律的冲突和悖论，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更无法置身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当我们激烈讨论如何对绝境求生行为进行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对过往事件的追责已然不是主要目的，因为无论如何裁判，被告人再也愿意也不会选择历史重演；最重要的乃是如何表达事件的经过，以及如何让该事件的最终裁判对此后人们的行为选择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对于前者，灾难发生之后，真相瞬间已不再，只有各种说法与传闻，但足够的信息与充分的讨论有利于不同的人群强化对事实的理性认知，并深刻反思法律、道德、人性等问题。对于后者，尽管司法裁判的既判力范围有限，但其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指引却是无限的，特别是在一个不成熟的法治环境下，一个对真实案件的司法裁判，基于对发展着的公正的深刻洞察，以透彻的、有力的说理和论证形式，传递出符合人性的善的理念，让所有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进而保持社会持久的安定和平。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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