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英国与中国扩大贸易往来的消息频现于英国国内报刊头条。然而，随着两国贸易交往的日渐频繁，贸易却给中国的审计业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在去年，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看到了中国国内上市公司首轮审计机构轮换的成功结果。这无疑是中国企业诚信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国内上市公司首轮审计机构轮换的成功实践引起了欧洲各国的关注。
对审计业务高度集中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下称“国际四大”）手中的中国而言，强制审计轮换制能发挥什么作用？该制度如何影响审计价格？世界其他国家又能从中汲取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许多分析人士从中国审计管理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了初步的结论。
审计费用“降”成趋势
中国政府深谙大型上市公司的运作方式，并采取了与之相应的行动，而这一行动产生效果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早在2003年，中国证监会与中国财政部就做出了上市公司采取强制审计轮换制度的规定。
2005年，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对中央企业审计师的问题提出强制轮换政策,规定每5年轮换一次，最长连续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年限不能超过10年。
按照审计机构轮换期为5年的规定，2014年，中国国有四大银行中有3家更换了2013年的审计机构。曾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美国、新加坡及中国本土担任合伙人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教授鲍大雷(PaulGillis)在今年2月出版的名为《“四大”与中国会计行业发展》一书中，对这一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中国 国有四大银行没有一份审计合同能够逃出‘国际四大’的手心，但审计费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该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业银行在将审计机构从德勤变为普华永道后，其审计费用降至1.15亿元，降幅为12%。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在将审计机构从普华永道变为安永后，其审计费用也降至1.48亿元，降幅高达31%。其他几家银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其实，最让鲍大雷担心的是，国际四大可能为了争取市场份额，采用了低价揽客的方法，从而使得中国国有四大银行的审计费用大幅度下降。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因为第一年的审计工作量总是远高于后来几年，国际四大却在审计轮换后第一年的审计费上大打折扣。
“那就必须舍弃一些东西，不是审计质量就是合伙人的收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鲍大雷坦言。
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欧洲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其实可以从中国强制审计轮换制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去年12月，欧盟成员国批准了新的审计法规，要求从事“公共利益实体”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每10年必须进行轮换，但新规定仍须获得欧洲议会和各成员国议会的批准后方能生效。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技术总监苏珊·阿尔蒙德指出，欧洲各方之所以对审计轮换制展开喋喋不休的讨论，主要因为各方都缺乏审计轮换制成功的真实案例。因此，中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于踯躅不前的欧洲来说则显得非常及时。尽管欧洲领导人对审计轮换制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但要将该制度落实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对于搜集确凿证据与真实案例的欧洲领导人来说，他们应该认真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
鲍大雷说，审计机构轮换是全球性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审计轮换制将增强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成本的上升以及无法针对特定客户积累审计知识和经验将造成审计质量下降，这又是审计轮换制的弊端所在。即便如此，中国在化解这一矛盾时所取得的经验仍值得欧洲乃至全球各国汲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