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村里的故人与往事

2016.12.23宝鸡日报本报记者  于虹

    在关中西部太白山下，渭水之南清水河畔，有一个古老的村落，据眉县县志记载，秦孝公、隋恭帝都曾在此设县，出生于此的马枢成为南北朝的大学者，先民们在这里开垦修渠、繁衍生息—— 

秦孝公在此设立县城

    公元前 361年， 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这时，秦国还是一个小国家，不被其他国家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这一年，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并很快受到重视。孝公求得商鞅，推行“霸道”之术，采取“什伍连坐，男子分异，军功受爵，耕织复身，尊卑分级”等一系列新举措，很快使秦国军强民富。

    商鞅变法成功后，秦孝公大力推行郡县改革。据《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公元前 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其中就有武功县。据《太平寰宇》载：武功古城，在今眉县东四十里，渭水之南。当时县境全在渭水以南，县城就设在今天眉县横渠镇古城村。从秦孝公十二年至东汉建武元年（ 25年）第一次撤销武功县，历时 375年。

    在此期间，古城村人口密集，市井繁华，商贾云集，是关中西部的经济重镇。几百年间，古城村见证了秦国由弱变强，由盛到亡，和一个新的大汉帝国的崛起。

    到了隋义宁二年（ 618年），朝廷把眉县一分为二，东边叫凤泉县，县城还是设立在了古城村，唐贞观八年（ 634年）凤泉县撤销，历时 16年。

    古城墙保护村民安全

    冷兵器时代，统治者追求“固若金汤”的城墙，两次被设为县城的古城村，城墙自然少不了。在古城村新修的村史馆里，记者看到用泥塑还原古城村村民在城墙里生活的场景。村民肖海生告诉记者，据历史记载，隋义宁二年，凤泉县县城在古城村，这个时候，古城村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因为有了城墙的保护，城里的村民才免受很多战乱影响，人口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经济才得以发展。据村民介绍，村里的城墙是清朝时在原址上复原的。由于连年战乱，村民合力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城墙，有战争时，不少外村人也会跑到古城村躲避。从那时候开始，古城村的城墙一直都在，哪里出现问题，村民就集体捐款进行修缮。

    在古城村村民的记忆里，城墙保护着城里的村民免受战乱侵扰。

肖海生说，古城村的城墙共开了三个城门，其中大门朝西，北边、东北各开一个小门，东边和南边为战壕。村民在城里居住，耕作都在城外。在城北建有一座碑楼。清朝康熙年间，古城巨富马百理为彰显家风，从河北请来工匠，经过精心设计，碑楼四周刻满八仙过海浮雕，灰瓦罩顶，四个角各挂一个青铜风铃，每遇风起，叮当作响，碑楼里镶有一块青石石碑。经过三年时间修建完成，不少人赶了四五天的路，就为睹碑楼一面。 1956年盛夏的一天夜里，碑楼不幸被雷电击中，逐渐坍塌。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百姓生活安定，大家嫌进出不方便，城墙陆续拆除，随着人口的增加，村民开始在城墙外建房，经过十年时间，城墙被包裹在村里消失了。

    小村庄走出了大学者

    两千多年来，古城村经历了数不清的天灾、人祸、战乱，使得人口锐减。村容破败、田地荒芜、百业萧条，不断的外来人口充实了村里，使得村子得以延续至今。如今，在古城村，有马姓和张姓两大家族。

    马枢，古城村人，生于梁武帝时期，六岁时就能背诵《孝经》《论语》《老子》。长大后，他博览经文史籍，尤其善解《周易》《老子》。

    梁邵陵王萧纶任南徐州刺史时，就请他讲授《老子》《周易》，每天讲课来听的人就有两千多人。邵陵王想知道他与马枢谁更厉害，便对大家说：“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能空立主客之席。”于是，几位学者一齐发问，马枢便逐个剖析，与他论者都仔细聆听。邵陵王十分赞赏他，想把他向朝廷推荐。可没想到遭遇了侯景之乱，邵陵王带兵援助台城，留下两万卷书给马枢。马枢潜心阅览，几乎全部通读。马枢不想留在官场，他决定隐居。

    天嘉元年（ 560年），陈文帝征辟马枢为度支尚书，他辞不应命。那时马枢的亲人故友都住在京口，每年秋冬之际，按时去游玩。鄱阳王任南徐州刺史，钦慕其品德高尚，担心不能招致，于是卑辞厚意，让使者去邀请他，前后数次，马枢称病推辞。有门客规劝说：“鄱阳王以师友相待，与爵位无关，身处闹市，于静心修养又有何妨。”马枢不得已，才前往。鄱阳王另外筑室让他住，马枢不喜欢住所高贵华丽，便在竹林间自造茅茨庐居住。每次王公馈赠，他都再三推辞，自己所要的只是十分之一。

    明成祖年间，卸任凤翔知府张高，因仰慕宋代大儒张载的学说，长途跋涉，来到横渠，看到距张载祠不远的古城村地势平坦，民风淳厚，就定居在了这里，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家人。张高一边研习张载的文章，一边买田产安置家室。后经繁衍，如今张姓成为古城村第一大姓。

    石碑记录两村“滩地之争”

    在古城村的三圣庙中，至今保存着一通嘉庆二十年（ 1815年）的石碑。提到这通古碑，村里人人都能说起“罗古争滩”的故事。

    清朝雍正年间，为了生活，村民们开垦了不少的荒滩地。由于渭河河水南冲改道，原属古城村垦殖的大片滩地被河水冲到了北边，古城村民认为虽然河水改道，但地属古城，所以常越水种植；而一河之隔的罗村人认为双方以河水为界，水北则为罗村地，当由罗村人种植。为此双方年年发生口角，争执不断。

    随着双方人口的不断增加，这片土地对双方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这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两村“滩地之争”愈来愈尖锐。

    到了乾隆十二年（ 1747年），罗村人以古城村“累年迭报水冲籍”及“马厂坐落于扶风”地界为端由向官府提起讼告。古城村村民也据理陈情讼告数年，均“悬案莫结”，后来只得到官府“均系朝廷赤子，扶民可种，眉民亦可垦种”的模棱两可的批复。而官府的这次批复更加剧了两村“滩地之争”的矛盾。

    乾隆十五年（ 1749年）官府断结存案时，古城村村民不断申告陈讼，凤翔府委任岐山籍官员林某勘察后注明：“马厂滩十七顷退滩地有卷可查”，且有“纳租银十两”之实，确属古城村，而固镇滩之地不在此内。虽有此勘注，但双方依然各执己词，矛盾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嘉庆二年（ 1797年），由于战乱，古城村民散失滩地较多，罗村人也伺机南侵，扬言“小渭河”以南的土地也是罗村产业。

    嘉庆十八年（ 1813年），到了种瓜点豆的时节。两村村民在河滩耕作时，因地界及地块归属问题发生了口角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到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两村间的群体械斗事件。渭河滩上，一时成了惨剧的舞台，在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哭声中，多条鲜活的生命突然停滞，许多人受伤倒地。据载，这次械斗血案中，光古城村就有三人毙命。

    直到这次血案发生，官员们才重视起来。经过查阅资料、综合双方之理，定其疆域、指明地亩、明确四至，这才使得纠缠了 80多年的“罗古争滩”公案得以尘埃落定。

    嘉庆二十年正月，由古城村的“邑儒学生员师定南”将“罗古争滩”的前因后果作文以记，“勒诸石以为后世识”，碑立本村三圣宫。此碑，即今日在三圣庙可见的“马厂滩地碑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