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皇帝提意见，在古代叫谏言，提意见的人称为谏官或谏臣。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从周代设“保氏”开始，到秦设“谏大夫”，历经汉唐宋元“御史”，至明清“给事中”，叫法虽有变化，但设立谏官给皇帝挑刺找毛病的制度没变。《明史》上记载一个陕西籍谏官，上书批评万历皇帝，不立太子、荒芜国事、荒淫好色、帝后不和等等，有点有面，骂了个痛快，皇帝再恨也不能杀他，因为这个岗位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在宝鸡的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这样为国为民而犯颜直谏的诤臣。 眉县王珪不因唐太宗提拔就不谏 初唐名臣王珪，岐州郿县人（今眉县人），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谏李建成要建功立业，来巩固太子地位。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任他为谏议大夫，受到重用。贞观元年又迁黄门侍郎，成为太宗的近臣。他恳切地用“古者圣王，必有谏臣七人”的历史，劝太宗从谏如流，集思广益。太宗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立即下诏：“从今以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官员，必须派遣谏官随之。”此措施成为贞观之治的一项重要制度。 贞观二年，王珪又被太宗提拔为宰相，离太宗更近了。一天，王珪觐见，看见有一美人在皇上身边侍候。太宗指着她说：“隋庐陵王不行道义，杀了她的丈夫纳她为妾，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离开座位反问说：“陛下认为庐陵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太宗说：“杀了人却纳那人之妻，竟然还问我是对是错，为什么？”王珪回答说：“我听说齐桓公到虢国，问老百姓：‘虢公为什么灭亡？’老百姓说：‘虢君知道是好的意见却不采纳，知道是错的事情却不停止，所以灭亡。’如今他的美姬就在你的身边，陛下正在重蹈庐陵王的覆辙而没有改正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知道不对却不停止去做。”太宗听后，马上将美人遣送出宫。 还有一次，太宗请了一名资深音乐老师给宫女教音律，过了段时间，因这些宫女的技能没有长进，太宗生气，要治这名音乐老师教学不力之罪。王珪与一名叫温彦博的大臣碰巧在座，两人都替音乐老师说话，说此人是恭谨之士，你让他来教女乐，又责备他，国人会认为皇上太轻视士人。太宗大发脾气，指责他们“附下罔上”。温彦博急忙跪拜认错，但王珪不认为自己有错，上前一步说：“我本来侍奉前皇太子，罪当受死，陛下您不计前嫌，重用我，要求我忠诚效力。现在陛下因私心而怀疑我，这是陛下对不起我，我没有辜负陛下。”太宗默不作声，于是此事就不再追究了。第二天，太宗告诉房玄龄说：“昨天责备王珪等人，真后悔啊 !” 横渠张戬提醒宋神宗严防身边小人 张戬乃宋朝关中大儒张载的胞 弟，张载对这个弟弟评价很高，说他勇于任事，处事正直，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的门生子夏相媲美。 张戬为官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在作御史时，宋神宗问他治理国家之道，他强调在上者要勤政爱民，以身垂范。皇帝认为非常正确。这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有一些官员利用变法乘机渔利。他上书皇帝，揭发了一些为官者的嘴脸：一些人遇事不置可否，不能持正救偏；一些人左右摇摆，缺乏独立见识；一些人相互勾结，彼此包庇；还有的用奸邪献媚的手段，巴结上司，窃取谏官位置；有的本是刻薄残忍的小人，却善于花言巧语，玩弄经书辞藻，装饰自己的文章。这样的人怎么在皇帝左右当言官呢？所有这些奸诈邪僻之流应该全都流放远方。 他不仅三番五次上书，还跑到宰相府和王安石辩论。王安石是当时的大红人，执政变法的手段急切而严厉，对张戬指责他的一些变法弊政，不以为然，还用扇子掩着脸嘲笑 张戬。张戬愤然讲：“我是天生狂直的人，应该遭到你的嘲笑。可是天下人嘲笑你太固执，而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有没有？你也不知道吧。”于是告了病假，等待处分。最终他被罢免了御史职务。被贬之后，张戬从不将奏章的底稿让人看，也不对人讲自己是无罪无辜的人。众人都说他为人忠厚。 岐山李俊挨了明宪宗打也要进谏 明代谏官李俊是岐山人，成化五年 (1469)中进士，任吏科给事中，掌管侍从规谏、稽查吏科弊误和对制敕违失的驳正，因恪尽职守，升迁为都给事中，负责稽查吏部政务。给事中这个官职的品级虽不高，但有个特权，谁有问题，可以逮谁骂谁，上到内阁首辅，甚至皇帝，下到百官，所以一般没人惹。 明宪宗执政时，沉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周围还有一群奸佞小人，听不进忠臣的逆耳之言，政治腐败，导致宦官汪直擅权。汪直主管西厂，气焰嚣张，多次制造冤狱。后来宪宗为了推卸责任，又责怪言官没有负起纠察职责，将李俊等 27名言官用刑杖痛打，引起朝野上下不满。 成化二十一年 (1485)的正月初一申时，人们见到天空中有颗流星向西疾速飞去，化为一道白光，其声如雷鸣。荒淫的宪宗皇帝十分恐惧，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于是下诏征求朝臣意见。不少大臣都清楚当时政局症结所在，但大家多有避忌，不敢尽言，独有李俊直言上疏，第一句话就说，“目前政治上最大弊端，急需解决的是太监干预朝政，使大臣有职无权。其次是赏赐太滥，徭役繁重，进献毫无限度，以致在外的百姓有家不敢回。这次天变的原因，都由此而产生。” 他接着在奏章中阐述说，设立内侍，开国时有定制。可如今这些人数量太多，而且还为非作歹，有的分置藩郡，享受王室待遇；有的总领边疆，有大将的权力。朝中和地方上都有他们的势力，使得有些官员只能通过贿赂内侍来升官发财，要是不依靠内侍，则官位不稳，这些内侍以官得财，中饱私囊。 赏功赐爵方面也是太滥。如今很多庸人无功受爵，贵幸无功受赏现象严重。一个祈雨雪的就可以身居高官，像李孜省这些炼丹药的就能得到丰厚的赏赐。这些钱财都是民脂民膏，可以奉养贤士，也可以救济灾民。 现今都城内佛刹的修建工程没完没了。国师继尧等人巧立名目，浪费实在太严重。希望陛下内惜资财，外惜人力，不是很急的工程应该下令停止，也能减少国库支出。况且陕西、河南、山西正遭受旱灾，赤地千里，尸骸枕藉。希望朝廷怜悯穷困百姓，追回贵佞从盐税中贪污的钱，把这些钱用来赈济灾民，使灾民可以回家生产，只有这样，天意才可回转。最后他诚恳地劝谏宪宗皇帝“听言以行，事天以实，疏斥群小，亲近贤臣……”如此才会成为一个明君。 宪宗阅读李俊的奏章后，不断称赞，并按照奏章的意思，将李孜省降职，国师继尧革职为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革新，满朝文武官员都为之欣喜称快。李俊以一片忠心匡弼时政、冒颜直谏的胆识得到了世人的赞颂。 凤翔刘之勃向崇祯皇帝谏言精简机构 明代忠臣刘之勃，字安侯，系凤翔县北乡刘家沟人。虽然他叫安侯，但生活在一个王朝摇摇欲坠、四方都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代忠臣可谓生不逢时。 明崇祯七年 (1634)刘之勃考中进士，先做行人，后升御史。御史在明代负责监察百官，同时也是言官。当时时局动荡，崇祯皇帝对国家大事不理会，一心只想着修庙宇。刘之勃上书说，“现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皇上却耗资建殿阁，修斋堂，如果用耗费救济饥民，可固国家万年之本，用耗费资助军需，亦可满足一时之用。若将财力用于无用之地，岂不可惜。” 他又对节省财力提了六条建议：现在和以前比，马少了，草场反而增大了，可以节省；修漕运、建林苑，每年就要从国库支出几百万，这些能缓的就应停下来，把钱用到军费上；现在地方兵马溃败解体太多，可是每年的军饷却没有少，应该严查冒领的；朝廷赏赐大臣的国宴虽简，但机构烦琐、人员太多，应该削减；三吴 (太湖流域、富春江一带 )、泽潞 (今山西省晋东地区晋城市及长治市一带 )等地，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的布匹、香蜡、药材、陶器等，如把这减免下去，又能省很多；军前设置官职太多，平时一人得千百人的军饷，战时千百人又要保其一人，应该撤掉这些官职。 他还指出特务机构东厂三弊：“执法机构太多，东厂掌管缉查，还有内五城外巡案以及刑部、大理寺等，但是真的有事的时候，这几家又互相推托，不愿意多管；对于没有的罪名不加严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无辜之人受到牵连，很多人因此家毁人亡；鼓励子弟对父兄、奴仆对主人、部下对长官揭发其不足为罪的过错，欲为东厂所乐闻，不利国家体制。” 以上建议，均被皇帝采纳。崇祯十五年 (1642)出按四川。崇祯十六年 (1643)秋，以成都灾异，请缓赋省刑。次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刘之勃被执，张献忠和刘之勃都是陕西同乡，想劝刘之勃投靠他，但刘之勃宁死不屈，最终被乱箭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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