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皇帝提意见,在古代叫谏言,提意见的人称为谏官或谏臣。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从周代设“保氏”开始,到秦设“谏大夫”,历经汉唐宋元“御史”,至明清“给事中”,叫法虽有变化,但设立谏官给皇帝挑刺找毛病的制度没变。《明史》上记载一个陕西籍谏官,上书批评万历皇帝,不立太子、荒芜国事、荒淫好色、帝后不和等等,有点有面,骂了个痛快,皇帝再恨也不能杀他,因为这个岗位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在宝鸡的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这样为国为民而犯颜直谏的诤臣。 眉县王珪不因唐太宗提拔就不谏 初唐名臣王珪,岐州郿县人(今眉县人),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谏李建成要建功立业,来巩固太子地位。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任他为谏议大夫,受到重用。贞观元年又迁黄门侍郎,成为太宗的近臣。他恳切地用“古者圣王,必有谏臣七人”的历史,劝太宗从谏如流,集思广益。太宗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立即下诏:“从今以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官员,必须派遣谏官随之。”此措施成为贞观之治的一项重要制度。 贞观二年,王珪又被太宗提拔为宰相,离太宗更近了。一天,王珪觐见,看见有一美人在皇上身边侍候。太宗指着她说:“隋庐陵王不行道义,杀了她的丈夫纳她为妾,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离开座位反问说:“陛下认为庐陵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太宗说:“杀了人却纳那人之妻,竟然还问我是对是错,为什么?”王珪回答说:“我听说齐桓公到虢国,问老百姓:‘虢公为什么灭亡?’老百姓说:‘虢君知道是好的意见却不采纳,知道是错的事情却不停止,所以灭亡。’如今他的美姬就在你的身边,陛下正在重蹈庐陵王的覆辙而没有改正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知道不对却不停止去做。”太宗听后,马上将美人遣送出宫。 还有一次,太宗请了一名资深音乐老师给宫女教音律,过了段时间,因这些宫女的技能没有长进,太宗生气,要治这名音乐老师教学不力之罪。王珪与一名叫温彦博的大臣碰巧在座,两人都替音乐老师说话,说此人是恭谨之士,你让他来教女乐,又责备他,国人会认为皇上太轻视士人。太宗大发脾气,指责他们“附下罔上”。温彦博急忙跪拜认错,但王珪不认为自己有错,上前一步说:“我本来侍奉前皇太子,罪当受死,陛下您不计前嫌,重用我,要求我忠诚效力。现在陛下因私心而怀疑我,这是陛下对不起我,我没有辜负陛下。”太宗默不作声,于是此事就不再追究了。第二天,太宗告诉房玄龄说:“昨天责备王珪等人,真后悔啊 !” 横渠张戬提醒宋神宗严防身边小人 张戬乃宋朝关中大儒张载的胞 弟,张载对这个弟弟评价很高,说他勇于任事,处事正直,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与孔子的门生子夏相媲美。 张戬为官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在作御史时,宋神宗问他治理国家之道,他强调在上者要勤政爱民,以身垂范。皇帝认为非常正确。这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有一些官员利用变法乘机渔利。他上书皇帝,揭发了一些为官者的嘴脸:一些人遇事不置可否,不能持正救偏;一些人左右摇摆,缺乏独立见识;一些人相互勾结,彼此包庇;还有的用奸邪献媚的手段,巴结上司,窃取谏官位置;有的本是刻薄残忍的小人,却善于花言巧语,玩弄经书辞藻,装饰自己的文章。这样的人怎么在皇帝左右当言官呢?所有这些奸诈邪僻之流应该全都流放远方。 他不仅三番五次上书,还跑到宰相府和王安石辩论。王安石是当时的大红人,执政变法的手段急切而严厉,对张戬指责他的一些变法弊政,不以为然,还用扇子掩着脸嘲笑 张戬。张戬愤然讲:“我是天生狂直的人,应该遭到你的嘲笑。可是天下人嘲笑你太固执,而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有没有?你也不知道吧。”于是告了病假,等待处分。最终他被罢免了御史职务。被贬之后,张戬从不将奏章的底稿让人看,也不对人讲自己是无罪无辜的人。众人都说他为人忠厚。 岐山李俊挨了明宪宗打也要进谏 明代谏官李俊是岐山人,成化五年 (1469)中进士,任吏科给事中,掌管侍从规谏、稽查吏科弊误和对制敕违失的驳正,因恪尽职守,升迁为都给事中,负责稽查吏部政务。给事中这个官职的品级虽不高,但有个特权,谁有问题,可以逮谁骂谁,上到内阁首辅,甚至皇帝,下到百官,所以一般没人惹。 明宪宗执政时,沉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周围还有一群奸佞小人,听不进忠臣的逆耳之言,政治腐败,导致宦官汪直擅权。汪直主管西厂,气焰嚣张,多次制造冤狱。后来宪宗为了推卸责任,又责怪言官没有负起纠察职责,将李俊等 27名言官用刑杖痛打,引起朝野上下不满。 成化二十一年 (1485)的正月初一申时,人们见到天空中有颗流星向西疾速飞去,化为一道白光,其声如雷鸣。荒淫的宪宗皇帝十分恐惧,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告,于是下诏征求朝臣意见。不少大臣都清楚当时政局症结所在,但大家多有避忌,不敢尽言,独有李俊直言上疏,第一句话就说,“目前政治上最大弊端,急需解决的是太监干预朝政,使大臣有职无权。其次是赏赐太滥,徭役繁重,进献毫无限度,以致在外的百姓有家不敢回。这次天变的原因,都由此而产生。” 他接着在奏章中阐述说,设立内侍,开国时有定制。可如今这些人数量太多,而且还为非作歹,有的分置藩郡,享受王室待遇;有的总领边疆,有大将的权力。朝中和地方上都有他们的势力,使得有些官员只能通过贿赂内侍来升官发财,要是不依靠内侍,则官位不稳,这些内侍以官得财,中饱私囊。 赏功赐爵方面也是太滥。如今很多庸人无功受爵,贵幸无功受赏现象严重。一个祈雨雪的就可以身居高官,像李孜省这些炼丹药的就能得到丰厚的赏赐。这些钱财都是民脂民膏,可以奉养贤士,也可以救济灾民。 现今都城内佛刹的修建工程没完没了。国师继尧等人巧立名目,浪费实在太严重。希望陛下内惜资财,外惜人力,不是很急的工程应该下令停止,也能减少国库支出。况且陕西、河南、山西正遭受旱灾,赤地千里,尸骸枕藉。希望朝廷怜悯穷困百姓,追回贵佞从盐税中贪污的钱,把这些钱用来赈济灾民,使灾民可以回家生产,只有这样,天意才可回转。最后他诚恳地劝谏宪宗皇帝“听言以行,事天以实,疏斥群小,亲近贤臣……”如此才会成为一个明君。 宪宗阅读李俊的奏章后,不断称赞,并按照奏章的意思,将李孜省降职,国师继尧革职为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革新,满朝文武官员都为之欣喜称快。李俊以一片忠心匡弼时政、冒颜直谏的胆识得到了世人的赞颂。 凤翔刘之勃向崇祯皇帝谏言精简机构 明代忠臣刘之勃,字安侯,系凤翔县北乡刘家沟人。虽然他叫安侯,但生活在一个王朝摇摇欲坠、四方都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代忠臣可谓生不逢时。 明崇祯七年 (1634)刘之勃考中进士,先做行人,后升御史。御史在明代负责监察百官,同时也是言官。当时时局动荡,崇祯皇帝对国家大事不理会,一心只想着修庙宇。刘之勃上书说,“现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皇上却耗资建殿阁,修斋堂,如果用耗费救济饥民,可固国家万年之本,用耗费资助军需,亦可满足一时之用。若将财力用于无用之地,岂不可惜。” 他又对节省财力提了六条建议:现在和以前比,马少了,草场反而增大了,可以节省;修漕运、建林苑,每年就要从国库支出几百万,这些能缓的就应停下来,把钱用到军费上;现在地方兵马溃败解体太多,可是每年的军饷却没有少,应该严查冒领的;朝廷赏赐大臣的国宴虽简,但机构烦琐、人员太多,应该削减;三吴 (太湖流域、富春江一带 )、泽潞 (今山西省晋东地区晋城市及长治市一带 )等地,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的布匹、香蜡、药材、陶器等,如把这减免下去,又能省很多;军前设置官职太多,平时一人得千百人的军饷,战时千百人又要保其一人,应该撤掉这些官职。 他还指出特务机构东厂三弊:“执法机构太多,东厂掌管缉查,还有内五城外巡案以及刑部、大理寺等,但是真的有事的时候,这几家又互相推托,不愿意多管;对于没有的罪名不加严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很多无辜之人受到牵连,很多人因此家毁人亡;鼓励子弟对父兄、奴仆对主人、部下对长官揭发其不足为罪的过错,欲为东厂所乐闻,不利国家体制。” 以上建议,均被皇帝采纳。崇祯十五年 (1642)出按四川。崇祯十六年 (1643)秋,以成都灾异,请缓赋省刑。次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刘之勃被执,张献忠和刘之勃都是陕西同乡,想劝刘之勃投靠他,但刘之勃宁死不屈,最终被乱箭射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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