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01 10:45:17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陈皓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是个很有镜头感的人。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他深深地凝视着你，露出真诚的、开朗的、温暖的笑容。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形下拍摄的，什么事情让福柯这么开心。不少有关福柯的文章，好像也都很喜欢使用这张照片。然而，对于那些认真聆听过福柯演讲的人来说，这张照片却很难符合在书中读出的福柯的形象，因为他的思想弥散着压抑和不快乐。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福柯批判式的、反叛的、对抗的讲述方式和观点。他否认历史的进步、质疑理性的权威、抨击一切权力的统治形式。离经叛道者总是引人注意的，特别是一个博学的离经叛道者。
人道与作为客体的异己
所谓人道，即人们对于异己的良善态度，如福柯说，“即便是在惩罚最卑鄙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就是他的人性”。血腥的、残暴的酷刑的废除，和谦抑的、节制的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制度的确立，被认为是现代法治的标志之一，它象征着文明和进步。在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重新讲述了这个被乐观主义者们“误读”的刑罚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变化，只是刑罚方式的变化而已，并不是刑罚本质的变化。实际上，论及对人的强制，现代刑罚不是更加轻缓了，反而是更加严厉了。
酷刑产生强制作用的方式，在于折磨肉体使人痛苦，它鞭笞肉体、烧灼肉体、切割肉体，甚至人死以后还要挫骨扬灰；现在，不仅肉刑被废止，监所中还会配备照顾犯人身体的医生。然而，福柯指出，实际上无论酷刑还是自由刑，犯人的身体从来没有受到真正的尊重，犯人的身体从来没有摆脱被征服、被安排的命运。唯一不同的是，过去的惩罚旨在破坏和消灭肉体，现在则是驯服它、利用它。通过纪律、劳动和监督，实现对犯人行为态度的训练和改造，使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无论在哪一种方式中，犯人，作为一个人，始终都是一个被动的劣势者、权力的作用对象。现代刑罚制度更强化了这一点。犯人没有自己，在他们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就是对他们“旧我”的全部否定，他们需要接受训练，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并且出狱之后，仍然要受到不停顿地评估、诊断、预防……最终变成福柯所说的“驯顺又能干的肉体”。
在福柯看来，除了犯人，现代社会对疯子的人道也是一样，都是“辩护之词”。在过去，人们把疯子看作野兽。他们被隔离，被禁闭，被铁链拴在囚室，被迫接受电击、注射等物理疗法；现在，虽然手铐脚镣被解除了，囚室改造为疗养院，但这些“病人”仍然没有被真正的当作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和过去一样，他们仍然被视为一种低等的存在。因为，相对于“理智之人”，这些疯子受到“欲望”的控制，丧失或缺失“理智”。他们因此和犯人一样，是有罪的并且罪孽深重。福柯如此道出了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胴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福柯：《疯癫与文明》）
道德治疗不再针对疯子的身体，看似人道，实际上则是更大的控制、征服和压迫。这种道德治疗的核心，在于建立疯子的自我克制，通过在疯人中设立镜子，不仅包括设置有形的镜子，使病人不断陷入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对自己的放肆言行产生羞愧；也包括设置作为观察和期待理性表现的无形的镜子，使病人屈服于医生，接受他像家长对待未成年子女那样的权威和惩罚，让病人意识到应当对自己的非理性的一切表现予以克制，变成可期待的理性的模样。这种看似友善的对待和“治疗”，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和异己获得了解放，而恰恰意味着他们被同化、被制服，和犯人一样，在这种强制过程中，丧失了自我。
福柯对“异己”历史的讲述，道出了人道真正的含义，尊重人即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情和怜悯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人道，因为它恰恰显示了针对异己的优越；改造和治疗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博爱，因为它的目的是对异己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歼灭。
显现的和隐密的权力主体
既然“异己”的历史就是福柯讲述的那些社会边缘人群的，作为客体的历史，那么，谁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作为相对于被压迫者的优势者呢？
福柯指出，在过去，权力是集中的，权力主体是可见的，他们是少数人。权力通过一系列仪式显现自身，这些仪式包括君主的献祭、加冕、凯旋、葬礼、对犯人的公开的行刑……而现在，权力是分散的，权力主体隐藏了自身，权力的行使不再通过公开的大场面展示自己，成为被大多数人观看的对象，相反，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方式，是检查制度，福柯把它比喻为全景敞视建筑。
这种建筑的空间安排，不是像宫殿那样供人欣赏和享用，也不是像堡垒那样为了防御外面的危险，而是为了便于权力主体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得权力主体在“逆光”处观察和监督权力对象。每一个规训机构都是一个全景敞视建筑，监狱、医院、学校、军营、工厂……这些受到观察和监督的对象既包括犯人、病人、疯子、流浪者，也包括士兵、学生、工人、职员等等，一切被要求按照标准化的方式行为和劳动的人，每一个参与到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人。每一个现代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规训对象，也都有可能成为权力主体。
福柯不无极端和冷酷地指出，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监视的社会”——“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
正因为现代权力运行的这样一种隐密的方式，权力主体的不可见，所以，当我们的当事者不是一个犯人，也不是一个疯子，他真的难以自觉地感受到自身的客体地位，被监视、被控制甚至被“压迫”的感觉。在福柯对性的历史讲述中，他真实地揭示了现代人是如何在这种隐而不发的权力运行关系中，主动地、自然地坦白自身，坦白私隐，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讲述出来。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性的解放，实际上就是权力机构“煽动”人们谈论性，目的在于管理“身体”和“人口”，使性在最佳的状态中发挥有利于社会福祉的作用。性成为出生率、发病率、寿命、节育率、健康状况、饮食形式、居住形式、结婚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等等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如何去获得这些资料呢？福柯指出，是“坦白”。坦白是支配真实性话语和性庞大档案的基础，人们把它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上，儿童与父母、学生与老师、病人与医生、犯人与专家，通过拷问、咨询、检查、书信……在多样的力量关系中建立了权力与性的关系，“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于是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的某种力量，而是既定社会中的特定处境。在一切的检查中，都存在权力主体，但它非常的狡猾，人们自愿地向它作出最真实的，无限的坦白，却在这种信任中成为客体存在。
理性的统治与真正的自由
那么，一个现代人要如何从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挣脱出来，不压迫他人，也不被他人压迫，获得解放，重新获得他自己呢？作为一位左翼学者，福柯在政治上一直非常活跃，他抵制一切试图划定社会标准的排除性法则，帮助和支持那些被主流标准排除在外的移民工人、犯人、同性恋者等社会边缘人；包括他本人的生活，他也同样拒绝那些“普适”“健康”的生活方式，试图在各种极度体验中获得内心的安顿……直到在福柯最后的思考、写作阶段，他转向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史，似乎才在其中获得了自我关怀的生存美学。
在《性史》第二卷，福柯为我们讲述了人如何在自我约束中获得自由、获得主体地位的过程，讲述了规则与个体的应然状态。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规则，而是行为个体自觉地明确了对所遵循的规则的态度，主动地控制、考验、完善和改变自己，让个体的各种活动不仅符合规则，而且符合一种道德主体特有的存在方式，继而将自身塑造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对古典文献的阅读，福柯指出，古希腊-罗马经常强调尊重法律与习俗，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法律的内容及其应用的条件，而是法则与自我的关系，促使人对法律持尊重态度。这种尊重态度来源于人对规则的自我实践与修行，通过规则控制欲望、快感和各种激情，建立自我控制的节制的生活方式。福柯列举亚里士多德关于性的道德反思，以及罗马帝国时代各种性禁忌，都是在强调一种自我对自我的关系，在自我控制中获得纯粹的自我愉悦，获得自己。
按照福柯的理解，人真正的自由的实现不在于打碎外在的铁链，消除一切控制和压迫的权力关系，而在于人的自我觉醒。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并没有贬低理性的地位，他所揭示的恰恰是现代社会中自我的丧失、理性的丧失。当福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对疯人的禁锢、压制时，他也并没有赞同古典时代以前的，把疯人言语看作智慧的那个时代。他客观地指出，疯癫只是理性的炫惑。理性的观看，是借助日光看万物；而非理性的观看，则是直视阳光，他睁大了眼睛，却只能看到光照过于强烈导致的虚无，浮现和繁衍的各种心象。
福柯所批判的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博爱，同样作为人的精神病患者自由和尊严的丧失；福柯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作为人的认知能力，他所批判的理性，是那种以结构、分类作为全部认知方式的简单化的理性主义、技术化的理性主义；同样，福柯也深刻地揭示了理性知识背后的深层的权力因素，理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自人自觉、主动认知的成果，而是源于权威和偏见。然而，人不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数字，也不是各种器官的机械组合，福柯呼吁在劳动、生命和语言等人的具体存在中重新发现人，使人转向自我，以自身为目的，自觉的、自主的获得自我和世界的知识，真正成为自我的主宰。他的思想史研究所致力的正是这样的学问。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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