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究竟是谁做的？

◎梁正齐 吉朝声

石鼓文记述了

　　秦人的狩猎活动 

　　很多研究者认为，石鼓文的内容是记述秦人的一次大型狩猎活动，而古人也因此称石鼓为“猎碣”，这是不妥当的。其实，石鼓文同西周的钟鼎铭文一样，属于其时的礼仪文化和宗教文化，其功用在于“铭其功业”。按西周的礼仪制度，诸侯公卿对周室有功勋受天子奖赏，或天子给予了某种殊荣，可铸钟鼎簋尊等器，作铭记事，或追述祖德，感谢天子，以志纪念。 

　　西周列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石鼓共有十鼓，却并不遵列鼎之制。因为石鼓文是以诗颂功的，按《诗经》中《小雅》的体例，十篇诗为一“什”。做成十鼓，每鼓一诗，是符合西周诗的礼制的。 

　　研究石鼓文的内容是项艰难的事，这是由于研究中有两大障碍：一是文字残缺太多;二是少数字为字书所无，难以准确释义。尽管如此，经众多研究者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把握石鼓文的内容的。这里先对石鼓文内容作简略介绍。 

　　《汧殹》鼓文字齐全，写千河上游风光和秦人河畔捕鱼的场面。 

　　《作原》鼓写修整原野道路、植树、建园囿的情况。 

　　《车工》《田车》《銮车》鼓分别记述田猎中驱猎大兽、围捉活兽、射猎献禽等不同场面。 

　　《霝雨》鼓记述大雨中秦军紧急抢渡千河的情景。 

　　《马薦》鼓文字残缺太多，此鼓的内容，很可能与《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秦文公得陈宝有关。 

　　《吴人》鼓记虞人（管理山泽园林的官员）为秦公的祭祀活动挑选牲兽的情形。 

　　《而师》和《吾水》鼓可能是写欢庆活动的场面。 

　　石鼓反映了 

　　秦与周的密切关系 

　　关键的内容在《而师》和《吾水》鼓。《而师》鼓有“……□□来乐。天子□来，嗣王始□，古（故）我来□”句，表明石鼓所记秦人的欢庆活动，与周天子、嗣王有密切关系。《吾水》鼓明显是仿照《诗经·小雅·黍苗》而作的。《黍苗》是歌颂周宣王时召伯为周室营建谢邑（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之功的。谢邑的营建对周室镇抚控制南方至关重要，故《黍苗》咏道：“召伯有成，王心则宁。”《吾水》鼓开头则说，岐西境内水清道平，按里程栽上了行道树，表明秦公治理岐西有成，因而也可以让“天子永宁”了，故在丙申之佳日，燃起薪火祭天，以举办庆功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石鼓正是“铭其功业”的礼器。明确这一点很重要。裘钖圭在《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中说：“按照石鼓文称‘天子’‘嗣王’等内容看，其年代必须合乎两个条件：第一，当时秦与周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第二，当时的周王应刚刚继位不久。”我们认为还应补充一条，即当时秦公为周天子建立了某项功勋。这三条，将石鼓的制作年代圈定在一定的范围里。 

　　秦与周关系密切的时期，当是从非子至春秋前期这段时期。但是，非子至庄公时，秦人尚在西垂及秦邑（当在今甘肃天水境），其活动范围与石鼓文记述的活动范围不符，故石鼓文的制作年代不可能在这一时期。 

　　活动于千渭之会、岐西一带，与周室关系密切的秦公是秦襄公和秦文公，而且这两位秦公都为周室建立了突出功勋。《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幽王末年（前771年），废王后，立宠妃褒姒为后，又废太子宜臼，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王后之父申侯大怒，联络缯侯、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求救兵，诸侯皆不应，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掳褒姒和财物而去。在此期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平王继位后，为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又以兵护送平王。周平王为褒奖秦襄公，封其为诸侯，赐以岐以西地。 

　　襄公之子文公继位后，暗暗作伐戎准备。文公三年（前763年），“以七百人东猎”，实是勘察新的邑址；四年（前762年）建新都于千渭之会;十年（前756年）建鄜畤;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在做了一系列文治武备之后，文公于十六年（前750年）以兵伐戎，一举将西戎赶出关中西部，并将岐以东之地献给周王室，这是对周王室做出的一大功勋。秦文公之后，再无一个秦公为周王室建树过突出功勋，秦与周的关系也不如秦文公以前密切。与史实对照，符合前述石鼓制作年代三个条件的秦公，只能是秦襄公或秦文公。 

　　一个关键字 

　　判定石鼓作者是谁 

　　郭沫若论断石鼓文为秦襄公时所制，但是对一个字的考释，却使襄公说有了疑问。这个字见于《霝雨》鼓和《銮车》鼓，各种字书上都没有这个字。各研究者对这个字的释定意见分歧。王国维释此字为“雍”，马叔伦释为“郿”，皆被认为牵强。郭沫若释此字为“蒲”，解为千河上游之玄蒲谷，亦不为众家认可。后苏秉瑞在《石鼓文字之商榷》一文中释此字为“鄜”，许庄叔、徐宝贵又进一步为此释提供了较坚实的依据，此释已为多数石鼓文研究者所认可。然则，石鼓文作于襄公说便有了问题。因为“鄜”在石鼓文中当指鄜畤。《史记·秦本纪》说，文公“十年（前756年），初为鄜畤”，“鄜”字不可能出现于襄公时的器铭中。 

　　我们赞同文公说。以文公时的史实对照石鼓文的内容，各方面都是吻合的。 

　　第一，文公于十六年（前750年）将西戎赶出关中西部，完成了襄公的未竟之业，也算是完成了周平王交给秦人的征伐西戎的使命。文公赶走西戎后，“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其功绩肯定会受到周天子的嘉奖。《而师》鼓中所记虽可能是襄公时事，但由文公铭记其父的功业，也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吾水》鼓中“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既止，嘉树则里，天子永宁”等语，有完成“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的天子之命，向天子复命的意思，对照文公经营秦国，攻走西戎，“岐以东献之周”等事，是再吻合不过的了。 

　　再次，文公时的情势，周赖秦以安西境，秦赖周以图发展，周秦关系是密切的，秦文公时，秦国初建不久，又是春秋前期，周天子的地位当为各诸侯国所认从，秦国对周天子更是拥戴的。根据前面归纳的判定石鼓文年代的几个条件，秦文公时是符合的。 

　　最后，文公三年（前763年）东猎，四年（前762年）营邑于千渭之会，然后秣马厉兵，经十多年的准备，伐戎一举成功，此前的准备工作必然有一系列演练，《霝雨》《田车》《车工》《銮车》等有可能是这种以田猎方式所进行的军事训练的写照。另一方面，伐戎成功，受到天子嘉奖，也需要举办庆功活动，《田车》《车工》《銮车》所记载也可能是庆功活动。 

　　此外，《秦本纪》记载，文公十年（前756年）建鄜畤祀白帝，十九年（前747年）得陈宝后，又于陈仓之北坂城祀之，正与《作原》《马薦》《吴人》鼓内容相合；《帝王世纪》载，秦襄公二年（前777年）徙都千邑，《汧殹》鼓所写千河上游，正是襄公建千邑立国之处，也是文公东猎的出发地。 

　　总体来看，秦文公的史实与石鼓文的内容处处相合、丝丝入扣。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石鼓文的制作者，非秦文公莫属。其制作的时间，当在文公十九年（前747年）以后。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陈宝，要建祀奉陈宝之祠。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在茵香河畔发现了制作石鼓的石料（李仲操考证，石鼓所用石料来自石鼓山旁之茵香河畔）。所以他才能决定制作石鼓。因之，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当在文公十九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即公元前747年至公元前721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