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晓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法律硕士）
《民法典》顺利通过之后，很多法律适用者会发现，曾经被广泛提及的《合同法》第51条，既无权处分情况下合同效力待定的规则在新的《民法典》中被完全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法典》第597条。《民法典》597条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3条。
《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规定：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
➤ 首先，我们从第597条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出卖人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其与买受人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
因为，在第一款的后半句中，“买受人解除合同”或者“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就是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那么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第597条不直接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时与买受人签订的合同有效呢？而要如此隐晦地表达呢？
通过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民法典专题讲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主讲法官给了我答案，即为了维护《民法典》规则的可接受性。
当下我们大力的宣传《民法典》，呼吁一般的社会公民都来学习《民法典》。如果我们直接在《民法典》中直接规定：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有效。那么势必会引起一般百姓的疑问，一个人没有处分权，怎么可以订立有效的买卖合同呢？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可能与一般百姓的观念发生冲突。因此，我国《民法典》较为含蓄的表达了这一立法目的。
对于这种立法方法，我当然是非常的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法更加的科学，另一方面也照顾了民众的可接受程度。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民法的科学性在面对普通民众的道德观念时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任何法，按其本质都是一些抽象的，一般是有意制订成章程的规则的总体。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法律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应该是抽象的。
其实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很多条文都体现了民粹思想。
比如人格权编的制定中有观点称为了方便查阅，要把本可以放置于总则编和侵权编的规范进行整合。这种民粹思想积极的一面非常明显，就是制定的法典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能够让老百姓看懂。但是这也留下了一些弊端，比如民法的科学化、体系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民法典》诞生之际，我们把《民法典》称为21世纪公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并且现在，全国范围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民法典》讲授活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国《民法典》是被整个世界所关注的。而对于法学研究来说，法典的科学化、体系化是衡量一个法典世界价值的关键要素。
比如《法国民法典》中确立的“契约必须履行原则”，《德国民法典》中大胆承认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
因此，我认为，在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不妨更大胆一点。更加相信民众的智慧一点，勇敢的在法典编纂中对行为定性，使得法典的规范更加简洁、明了。
其实在我看来，民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比如，九名纪要中就承认了“让与担保”的效力。以往很多人说让与担保晦涩难懂，但是实践证明，让与担保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的十分频繁。正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敢于去使用让与担保的方式设定担保，才推动了法律对这一制度的承认。
同样，如果《民法典》第597条直接规定了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这样的规定也一定能够被民众所理解。虽然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但是却极大地保证了法典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在《民法典》中指明区分原则、乃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当然，法律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民法典》的规定相较于以往的法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总之，《民法典》的颁布是我国法治进步的重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法学家努力的成果。我们一方面要学好、用好民法，自觉维护法典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法典中不断发现一些问题，积极做学习和研究，同推进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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