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经》心得】姤卦:一女多夫,三心二意,不能长久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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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巽风上干天-天风姤卦)
姤,女壮,勿用取女。
大意:姤,音构,原意是相遇。姤卦象征阴阳相遇,君臣遇合之意。卦象是一阴在下,上遇五阳。从人事看,则为一女而遇五男,有女壮过盛之象,所以告戒人不宜娶此女子。(用,宜。取,通娶)
传统解释:
姤卦是夬卦旋转180度。
从卦象看,姤卦是一阴始生,然后有慢慢生长,逐渐壮盛的趋势(在十二消息卦中,姤卦是五月,盛夏),其势自壮)是一阴在内而为主,五阳在外反为客之象,所以阴在下而进,阳在上而退。一般说来,进则势盛,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所以阴终必消阳,所以说“壮”。(女壮的意思郑玄解释是:“一阴承五阳,一女当五男,苟相遇耳,非礼之正,故谓之姤。女壮如是,壮健以淫,故不可娶”)
儒家认为阳当强,阴当弱,女反而壮,非家庭之福,所以警告不要娶这样的女人。因为传统上娶女是希望女人有柔和顺从的特性,以保持家庭的稳定。女渐壮,就有失去柔和顺从的趋势,则失男女之道,家道必败。姤卦虽然是一阴甚微,但是有渐壮趋势,所以预先警告。
姤的原意是遇,就是不期而遇。儒家认为不期而遇本身就是不正的,带有侥幸运气的,本来就不是好事情,不期而遇,婚姻之礼不成。而姤卦再以一阴遇五阳,而且阴道从一,以一阴而承五阳,非女之道,是女德不贞,且女有逐渐健壮趋势,对男人不正有害。所以说“勿用取女”。
大壮卦四个阳爻才说壮,而阴才开始一画就说“女壮”,有防微杜渐之义。
黄寿祺先生说:史记佞幸烈传序云: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此史迁用以鞭笞巧言令色以求遇者流,与垢卦主张相遇之道,当合礼守正之卦旨,略可相通。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大意:《彖传》说:姤是相遇之意,从卦象看是阴柔初六遇上阳刚上五爻。象征一女遇合五男。“勿用取女”是指不可迎合或相应此阴爻,助使阴气继续增长。象征一女遇合五男,既不正也不足以称美,必然伤害。
但是如果是天地间的阴阳正当相遇,则万物皆因此而发展昌盛。阳刚若遇中正的阴柔,则天地化育之功,必将大为流行;而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教化,就会大行其道。所以阴阳相遇之时,有其重大的意义。(品物咸章,指万类事物都因此而彰显。章,通彰,显)(这是儒家典型的泛政治教化牵强附会解释)
传统解释:
姤的本意是不期而遇,卦象是柔遇刚,一阴刚刚生长,就与阳相遇。“柔遇刚也”是以六爻之象解释卦名,柔指初六,刚指九二以上的五阳爻,姤卦的卦形就是一柔上遇五刚。“不可与长也”是解释卦辞“勿用取女”的,因为她不合相遇之正道,有违礼之乱,因此不可与之组织家庭,长久地生活。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是从正面闸明遇合的意义的。这段话赞美遇合,但与卦辞并不冲突。卦辞只是反对不符合正道的遇合,并不是反对所有的遇合。天地阴阳的正当的遇合是万物生长昌盛,显明昭彰的重要因索,如果大地各亢所处,阴阳不相交遇,那么万品庶物怎么得以化生,怎么得以彰显?这是就宇宙和自然而言的。就人类而言,男女不相遇合,人类怎么得以繁衍发展,人伦教化怎么得以大行于天下?只是刚要遇合中正之柔,男要娶得幽贞之女,而不是卦辞所言的“壮”女。
所以遇合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正道。违礼失正的遇合,令入深恶痛绝;合礼守正的遇合,则姤道可美。姤之道是好是坏,全在于时机的把握。这就是“姤之时义大矣哉”。
在坤卦中,初六象征有霜但是还未成冰,但是爻辞已经告诫要防其结成坚冰;在姤卦中,初六象征女生长但还没有壮,但是爻辞已经警告要防其壮。因为阴气逐渐增强,必然要侵蚀阳气,所以阳气必须在阴气尚未壮大时控制遏制她长大,这样阴就不会危害,而且会有刚柔相遇之美,能够化育庶类,万物彰明。这是儒家政治思想中一贯的防患于未然。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大意:《象传》说:姤卦下卦是巽,是风,上卦是乾,是天,是天下有风之象。风行天下则无物不遇,所以称为姤。
君王应效法姤卦风行天下,无物不遇之象,感悟到应当施发命令,以告化四方之民,以求君民能上下遇合,互相沟通,而能凝聚民心,获得爱戴。(后,君王。诰,谕告)
传统解释:
姤卦上卦是乾卦,下卦是巽卦;乾为天,巽为风,所以说“天下有风”,而风无处不在,自然能和各种品物相遇。天不能直接与万物相遇,但可通过风与万物相遇;君王不能直接与万民相遇,但他可以效法“风行天下”之象,通过实施政令、布告于四方与万民相遇。
姤卦与观卦相似。姤卦是“施命诰四方”,是自上而下,是“天下有风”之象;观卦是“省方观民设教”,是周历徧览,是“风行地上”之象。
儒家认为,君子之德就像风,可以荡涤灰尘,除隐慝,,而民望风能够确定倾向,所以君子德能够象风一样风动四方。
黄寿祺先生说:卦辞以反面取义,表明不正之遇,不足以称美,故诫以勿用取女。彖传则先释勿用取女,乃不可与长也,后释阴阳正面相遇,则天下大行,而结称姤之时义大矣哉。大象传则专从正面阐释君民上下遇合之道。可见经文、传文之取义及阐释,各有不同的角度。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大意:初六一阴居下,处姤卦之始,处下卦巽风浮躁之体,又阴居阳位,有急躁上进去遇合阳爻的象。但是如果初六上承阳刚得中的九二,九二就能系止其冒进(也有说是九四的,但是姤卦以不期而遇的意义为主,初六与九四是正应,不是不期而遇),就像奔行的大车有刚坚的煞车器可加以控制,所以这时初六就能谨守正道,而获吉祥。如果初六想往上攀附,想往前有所作为,不能上承九二,就不能为九二所系止,则就像受困的母野猪,轻浮躁动,踯躅徘徊,心不能安静专一,则必有凶险。(金柅,刚坚的煞车器,指阳刚九二。金,比喻刚坚之物。柅,音你,制动之器。羸豕,受困的母野猪,比喻初六。孚,通浮,轻浮躁动。蹢躅,通踯躅,徘徊不能安静之状)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以阴柔浮躁之体,而为阳刚得中强健的九二所系止,是指初六其必须守持柔顺之道,屈服而依附于阳刚九二。(牵,受牵制,有屈服依附之意)
传统解释:
卦辞“勿用取女”是从整个卦形来说的,由于一女而遇五男,不合礼不守正,为“女壮”,故“勿取”。
爻辞是只是就初六这一个爻位而言的,初六为阴爻,又处卦之初,象征一柔弱女子,初六上承阳刚得中的九二,象征阴系于阳,所以说“系于金秜”。柅能止车,是因为其金刚坚硬,所以《象传》说“系于金柅,柔道牵也”,欲使初六不得进,使其守贞正之道。也象征阳制阴于未盛之时,阴以从阳为正,初六阴承九二之阳,巽入而得正道,所以说“贞吉”。初六阴柔之才,位卑力弱,不敢必进,浮躁之性又不能静守,所以会犹豫不决,彷徨不安。(羸,困,豕是阴躁之物,初六准备上前遇五刚受阻,所以说羸。蹢躅,坐卧不宁)其实初六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这里是告诫小人,不要急躁冒进,不要陷害君子,否则有吉而无凶。如果初六不受控制而进往,则渐盛必害于阳,是见凶之兆。但是初六是“羸豕孚蹢躅”,其势不可止,所以警告君子要提高警惕。因为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爻辞是告戒世人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羸弱之时如不能有效地控制,一旦壮大起来就无法控制了。“壮可畏也,赢不可忽也。”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初六上应于九四,此时若能专一系应于九四,长守正固,就可获得吉祥。
黄寿祺先生说:卦辞以初六为“女壮”,是从全卦“一女遇五男”之卦象而言,故戒阳刚者勿用取女;爻辞则以初六为羸豕,是以此爻处位卑微柔弱而言,故戒阴柔者守贞不动。可见卦辞、爻辞拟象之角度不同。胡炳文曰:“彖总一卦之言,则以一阴而当五阳,故于女曰壮;爻指一画而言,五阳之下,一阴甚微,故于豕曰羸。壮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大意:九二阳刚居中得正得位,下乘比初六一阴,是阴阳相遇而相得之象,就像遇到鱼,能控制而包有获得,所以无咎害。但不宜外享于其他宾客。(包有鱼,指阳刚遇阴物,能制之而包有)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大意:《象传》说:因为初六与九二阴阳相承,九二又阳刚居中,能够包容初六于内,就像九二遇到鱼,能控制而包有,不使外浸他阳。(义,宜)
传统解释:
包的原意是以外裹内,初六在内(下卦是内卦),所以九二、九四、九五都说包。(这里不说九三包,是因为九三与初六,既不是九二与初六相比,又不是九四与初六相应,更不是九五有君王临下之权,所以九三与初六没什么控制关系,不可能控制初六,包内以制于外)鱼在《易经》系统中是阴物之美者的象征。在其他卦以相应为优先考虑,但是姤卦原意是不期而遇,所以以相遇为优先顺序。初六与九四相应,但在姤卦中,次于初六先遇的九二,所以初六为九二所包,而九四成为宾客。
所以在姤卦之时,关键在九二,假如九二能控制初六,容于内而制于外,则刚柔相遇,万事大吉,所以“无咎”。如果九二不能控制初六,则阴柔之道就会渐长,逐渐侵蚀阳刚九二,使其变成阴爻,最后就会成为遯卦(下面二爻阴爻),上面四个阳爻只能逃跑躲避。
相遇之道,主于专一。九二刚中得位,如果初六相遇以诚,守正坚固,必然大吉。但是初六阴柔躁动,再加上群阳在上,必然不诚不正,,所以九二其实是能以得到初六的诚心的,所以这种不期而遇是不正的,因为初六去与其他阳爻遇合,违反了相遇之道专一的原则,必然不吉,危害大家。
黄寿祺先生说:当姤之时,九二秉刚中之德,遇于初六而能以正道为制约,不擅据初六为己有,也不使之遇于宾客,实为善处姤时之象,故获无咎。吴曰慎曰:“以义言之,不可以使遇于宾也,若不制之,而使遇于宾,则失其义矣。”此释彖传义不及宾,颇有可取。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大意:九三过刚不中,急躁冒进,但是下不遇于初六,上无应于上位,无助无遇,没有机会,就像有臀而无肌肤,居则不安,行则不进,犹豫不决,将有危厉,但是居位得正,上下皆无所遇,可免遭阴邪之伤,所以无重大咎害。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大意:《象传》说:九三因为未获所遇,即使心恋于初六,居则不安,行则不进,但行止并未受到外物牵制。
传统解释:
臀无肤与包有鱼一样,都是比喻的说法。九三过刚不中,上无应,下无遇,本应安分守己,但九三却存有求遇于初六的想法。尽管这一想法只是一闪念,却造成了九三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就如同臀部没有皮肤,坐也难,走也难(《易经》系统中认为,阳所据的是阴,九三处下卦之上,无阴可据,上又无应,所以居不获安,坐卧不宁)。不过九三毕竟居位得正(阳爻居阳位),经过犹豫不决,终于能知危而改,免遭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象传》说“其行次且,行未牵也”,正是强调九三虽动过求遇于初六的念头,伹由于居位得正,知其与初六无应,故犹豫不决,进而知危能改,终未去牵制初六,避免了不正当的遇合,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没有大的咎害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九二与初六相遇,九三喜欢初六,但是为九二所忌恶,九三又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就像臀部没有皮肤一样,坐卧不宁,进退两难,无可奈何。但是九三刚正而处巽卦终极之位,有不终迷之义,知其不正而怀危惧,不敢妄动,可以无大咎。
黄寿祺先生说:困初六谓“臀困于株木”;夬九四、姤九三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三卦皆取“臀”为象。李简曰:“居则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则臀在中,故姤三、夬四言臀。”此从居与行的角度,分析象辞与爻位的关系,似合于诸爻之义。
九四,包无鱼,起凶。
大意:九四与初六有应,但是九四阳刚失正,不中,有犹豫不决和不守信用之象,所以虽然与初六相应,但是初六背叛九四上承九二,与九二遇合,所以九二能够包有鱼,而九四包无鱼。而凶灾亦因此而起,咎在自取。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因为其居位不正,失中失正,远离下民,失去民心,所以虽然与初六有应,但是初六却背己承九二,致使有无鱼之凶。
传统解释:
一般说来,九四与初六为正应,应当相遇,但是在姤卦之时,不期而遇优先于正应。所以初六已先期与九二相遇了,九四失其所遇,就像包中无鱼(鱼指初六),亡其所有。包无鱼之象,是说非本无鱼,是失其鱼,包无鱼则民去己。
从卦象看,九四得位不中不正,所以有无信不中正之象,所以会而失去民心,导致老百姓离他而去,所以凶。这其实是咎由自取,因为上失道而下必离,阴阳相遇而不相得,这就是祸乱之所由。所以忽视民心,其实是在政治自杀。《象传》说“无角之凶,远民也”,是说包无鱼只是比喻的表面现象,实质是由于九四不中不正而疏远下民,失去了民心。失去民心,当然会产生凶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大意:九五阳刚中正,高居尊位,有刚中之德,诚信中正,能够任用贤臣九二,所以能获得初六民心的拥护,就像种瓜人在瓜田栽种高大的杞木,使蔓生的瓜藤能附之以生,并有荫凉可依。九五如果能内含至诚而外显中正,则所求相遇的贤才,将自天而降。(杞,高大之木,叶大成荫,指九二。瓜,柔蔓附物以生之植物,指初六。含章,含藏章美。陨,音允,降落)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因为有中正之德,所以能内含至诚而外显中正,所以能用贤人而得民心。而其所求相遇的贤人,将自天而降,这样九五就能尽全力以合天,心志不违天命。
传统解释:
含章就是指九五含中正之德,德充实则成章而有辉光。杞树是高木叶大,可以包物,瓜是在地下的美实,初六柔生于下,如将蔓之瓜。
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贤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礼贤下士,任用九二,而九二阳刚与初六相比,就像用杞叶包瓜。所以这是九五以九二的刚中,包初六的柔脆,有用贤得民之象。
九五又内蕴中正之德,充实而章美,所以一旦所求贤人,则无不至,所以所求无不遇。否则其德不正,君子亦不屑来。
所以姤卦中,金柅、包杞都是指九二,豕、鱼、瓜都是指初六。
《象传》根据爻位解释九五为什么能内含章美,那就是九五的爻位居中守正。人君能做到中正,就能以中正之德充实内心,说明他存志合于天理,必然不愿与“不正”者苟遇,而是屈己谦下,等待理想的遇合从天而降。所以“有阳自天,志不舍命也”。
黄寿祺先生说:九五秉中正之美德,必不愿与不正者苟遇,故自含章美,屈己谦下,以待天降理想的遇合。李光地曰:“九五为卦主,而与阴无比应,得卦辞勿用取女之义也。夫与阴无比应,而为卦主,则有制阴之任焉,故极言修德回天之道。”此说合于爻理,可备参考。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大意:上九阳刚居姤卦之终,穷高极上,就像身处荒远偏僻的角落,相遇无人,所以有所憾惜。但是上六也与世无争,不追求相遇,所以也未遭阴邪所伤,所以无咎害。(角,喻荒远的角落)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大意:《象传》说:上九居穷高极上之位,以致有相遇无人之憾,就像身处荒远偏僻的角落。
传统解释:
上九居姤卦之终,处穷高极上之地,既无失去民心之凶,也无贤才自天而降之福,就像立于荒远空荡的角落,处遇之时,却一无所遇,难免产生遗憾;但上九因所遇无人而与世无争,从而免遭阴邪之伤,故虽“吝”亦“无咎”。所以与其遇于不正,不如干脆不遇。
角原意是偏隅之区,初六、上九皆角,在《易经》系统中,阴阳之气每至角而变。上九说“姤其角”,是说上九与初六并非不能遇合,而是在角,就算遇上,也已经变易,所以不如不遇。
黄寿祺先生说:三、上两爻,均以阳刚而无所遇,但或称无大咎,或称无咎,其义皆表明,与其遇合非正,宁可不遇而免咎。胡炳文曰:“九三以刚居下卦之上,与初阴无所遇,故虽厉而无大咎。上九亦以刚居上卦之上,与初阴亦不得其遇,故虽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为吝也。”
小结:姤卦闸明事物相遇之道,强调遇合要合礼守正。卦辞从反面设喻,表明不正之遇合不足称美,从而启迪人们遇合之道必须合礼守正,《彖传》则先释卦辞的勿娶之义,然后发挥阴阳相遇的正面意义;《象传》则从正面阐发、赞美上下遇合之道。可见儒家对《易经》的解释是的的确确的牵强附会,为我所用。
六爻从不同角度推阐卦义。初六作为阴爻,必须专一系于上承的九二,守“贞”则吉,另有所求则凶。但遇合不正不能完全归罪于某一方,双方都有责任,都有急功近利或欲望过度的原因;二至六阳爻是不同的处“遇”情况,九二刚中守正,能严守正道,不擅有阴物,获无咎;九三过刚不中,始存求遇于初六的非分之想,“厉”,但能知危而改,终“无大咎”;九四不中不正,失去民心,“起凶”;上九与其遇合非正,宁可不遇免咎;只有九五至诚中正,内含美德,屈己求贤,必有理想的遇合从天而降。
姤卦所说的遇合之道不仅仅是男女遇合,也包括自然界与社会政治的各方面的遇合。
儒家解释的姤卦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也即合礼守正,上下遇合的政治理想追求,九五爻内修美德,屈己求贤,正是儒家心目中居尊位者圣君的典型代表。
其实儒家对姤卦的解释过于牵强附会了(主要在《象传》中),姤卦本来并没有这些政治或道德说教,不过是说说生活智慧而已,那就是遇合之道贵在专一,不管是夫妻遇合,君臣遇合,还是统治阶级合老百姓遇合,都贵在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脚踩两只船,更不能一女多夫,否则必然凶兆。专一则能同心同德,大吉大利。
二、牵强附会--三顾茅庐的非浪漫解释
我们最熟悉的君臣遇合的典范莫过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加上《三国演义》的文学夸张,似乎这一对君臣成为历史上最浪漫最温情的政治同盟。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没有温情,也不浪漫,只有审时度势合精心算计。
三顾茅庐,无非是刘备需要诸葛亮代表的荆州士族的力量来壮大自己,诸葛亮无非是要刘皇叔的舞台来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非是诸葛亮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局势的结果。
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记载,《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而这个的证据出自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樊城去见刘备,刘备把他当做一般的士人来接待。
不管怎么说,刘备诸葛亮合作了,相遇了。
可是当时官居左将军领豫州牧的刘备这种老江湖为什么仅凭徐庶等人的几句赞誉之词,就选择一个年仅26岁,既无政治军事实践经验,又无名气的无名之辈呢?
这得先说说荆州当时势力分布情况。
当时荆州襄阳一带,是豪强大姓集中的地方,有影响的大族有庞、黄、蒯、蔡、马等。东汉中后期,地方几乎为豪强地方势力控制,大大小小的各个豪族势力(称为宗贼),十分猖獗,刘表受中央任命为荆州刺史来上任的时候,他们竟能阻止刘表上任不了。刘表无奈,与其中的蒯、蔡两家结盟(其中娶了蔡家的女儿),平衡各路宗贼利益,才算在荆州站住脚,平定了荆襄九郡四十二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认同,要想在当地站住脚是办不到的。
蔡家的代表蔡瑁是东汉末年荆州名族蔡讽之子,姑母(蔡讽之姐)是中央政府太尉张温之妻,蔡瑁大姐与二姐先后嫁给黄承彦与刘表,蔡瓒,为郿相,蔡琰,为巴郡太守,都是蔡瑁同堂。初平元年(190年),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就是靠与蔡瑁和蒯良、蒯越辅佐,才收回了零陵、桂阳诸郡,平定荆州宗贼。蔡瑁历任刘表下属的江夏、南郡、章陵等诸郡太守,刘表获得汉廷封赐镇南将军时担任其军师。
蒯家的代表蒯越(字异度)是西汉初名臣蒯通之后。据《三国志》记载,初平元年刘表初到荆州,江南宗贼甚盛,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而作乱,群众不附,难以立足。蒯越为刘表定下安抚荆楚的战略:“治平者以仁义为先,治乱者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苏代、贝羽皆一勇之武夫,不足为虑。宗贼首领多贪暴,为其属下所忧。若遣人去示之以利,宗贼首领必定持众而来。使君便诛其无道者,再抚而用其众。如此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使君之盛德,必扶老携弱而至。既而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并佐其成业,“蒯越遣人往诱宗贼,来者五十五人(《后汉书》载十五人),皆斩之。并袭取其众,或即授以部曲。唯有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守襄阳,刘表乃使蒯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于是江南悉平”。蒯越因此任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平定荆州后,蒯越随刘琮降,为光禄勋,封列侯。曹操作书与荀彧“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
当时蒯蔡两家势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刘表的核心权力。所以当刘备来投奔时,刘表准备用刘备来削弱蒯蔡两家力量,平衡蔡家蒯家势力。所以刘表对刘备是扶持兼抑制的。而刘备想在荆州站住脚,不想做刘表的工具,就必须得到本地豪族的支持。
因此,刘备也和刘表当初一样,寻找本地豪族,以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而诸葛亮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诸葛亮十二岁时,父亲诸葛珪逝于泰山郡丞任上。次年,诸葛亮和兄、姐、弟随叔父诸葛玄为避战祸逃到了荆州,投奔诸葛玄的老朋友刘表。诸葛亮十六岁那年,刘表任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在与刘繇争夺豫章时,诸葛玄负伤死去。诸葛亮领着两个姐姐和弟弟诸葛均,回到荆州,刘表安置他们在南阳邓县的隆中住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诸葛亮结交了荆州名门望族的朋友,如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侄子庞统;宜城的马良、马谡等五兄弟;博陵崔州平(中央政府太尉崔烈次子。历任虎贲中郎将、西河太守);颍川徐庶、石韬;汝南孟建等。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家的蒯褀(蒯祺后来任曹操的房陵太守),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自己由司马徽做媒,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黄承彦是蔡瑁的妹夫,刘表的夫人蔡氏又是蔡瑁的姐姐,蒯越和蔡瑁是刘表最得力的重臣。
庞德公家族是当地一大势力旺族,仅次于蒯、蔡,庞德公又是荆襄豪族中的头面人物,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大名士,刘表曾几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
因此,诸葛亮实际上是荆襄地主豪强集团的代表人物。
所以刘备看中诸葛亮的,首先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背景势力。刘备聘请诸葛亮后,《三国志》说:“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刘备的目的达到了。
刘备固然需要诸葛亮,而诸葛亮更需要刘备,因为《三国志》说: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诸葛亮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治国平天下。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因为刘备有皇叔的招牌,没人才,当时身边除了关、张、赵云,就是孙乾、简雍这样的书生。有机会一步到位。
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深思熟虑的,刘表虽然是亲戚和世交,但是当时荆州士族对刘表的评价不高:能容人,不能用人,没有远图大志,不会成大器,且夸夸奇谈,跟袁绍一样,没前途。
不投奔曹操是因为不可能被重用。初出茅庐,不过一无名之辈,一无声名,二无实践经验(诸葛亮虽然自比管仲、乐毅,但“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而曹操手下已经有五大谋士,郭嘉,贾诩,荀彧,程昱,荀攸。郭嘉是曹操最喜欢的谋士,也仅仅是个军师祭酒。其余像刘晔、满宠、华歆、杨修、王朗、钟繇、董昭、陈群、毛玠等二流的谋士更多,甚至像司马懿这样的人才,在曹操生前都没有得到重用。对于有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诸葛亮的来说,吸引力不大。
至于江东孙权,更是没机会,当时孙权的统治形式实际上类似江东豪族联邦,豪族都自有武装,具有排外趋势,外人很难插进去。而孙权手下一流的人才鲁肃,周瑜,张昭,顾雍之类不说,就是一般的严畯、阚泽、薛综、程秉、朱桓、陆绩、张温、骆统、吾粲、庞统、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甘宁等等也不是等闲之辈。
与曹操、孙权相比,刘备的势力是最弱的。其时刘备依附刘表,地不过新野小县,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赵。但是刘备的独特资源是号称汉室中山靖王之后,打出的是“复兴汉室”的旗号,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招徕人才的作用,所谓“名正言顺”,同时刘备具有良好的亲民形象,而且刘备在当时已经名气很大,是英雄。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就讲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
刘备手下的谋士奇缺,处境艰难,赵翼《二史札记》卷7描写,刘备是“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正是能发挥诸葛亮能力的时候。
其他人,诸葛亮就认为没有机会成功了,不用考虑。马援对刘秀说过:“当今天下,君择臣,臣亦择君”。周瑜也对鲁肃说过。所以辅佐刘备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诸葛亮跟了刘备,刘备自比“如鱼得水”,说明还并没有把诸葛亮看作是张良、姜尚式的人物。而且对诸葛亮并不是绝对信任,甚至终其一生。
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临终前曾“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也说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且刘备还“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也即诸葛亮掌握政权,李严掌握军权。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
刘备托孤时用意很深,因为当时诸葛亮的声望民心是刘备一人之下,若诸葛亮要夺权,刘禅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刘备这样说说明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个其实在刘备入川时就已经很清楚,当时带的是庞统,而把诸葛亮留在后方,就是为了限制诸葛亮,避免其功劳太大而势力膨胀。
诸葛亮实际上在加入刘备集团的初期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入蜀后,诸葛亮的地位甚至没有糜竺,孙乾等人高。
刘备担心诸葛亮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后来的事实其实也证明了这个担心。在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任丞相,国家政务全部由他自己处理(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几乎不问刘禅意见,例如六出祁山就是。而且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废掉了李严。
据《三国志。李严传》,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李严当时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子李严辞穷情竭,只能低头认罪。
这个显然是典型的职业谋杀。(在噬嗑卦的牵强附会中已经详细分析了)。
诸葛亮为什么要职业谋杀李严?
从史籍知道,蜀汉政权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也有三重矛盾。一是“益州派”,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二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三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刘备采取的策略是依赖嫡系,团结刘璋旧部,防范益州派。
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后,内部开始内讧,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所以刘备忧虑的事情就是政权稳定,李严不但是另外两股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有足够能力和实力控制诸葛亮的异动。(史书说李严“理民治戎,干略亦优”)。刘备安排李严留镇永安就是在暗示诸葛亮,如果当真取刘禅而代之,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
而且刘备说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狠话,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因为儒家知识分子是无法说“好”的。而以后若真的取而代之,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是欲擒故纵的权谋。
刘禅继位后,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李严为都乡侯。诸葛亮开府治事,领益州牧;李严则假节、加光禄勋之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李严又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他的儿子李丰还被任命为江州都督,统帅江州军队。
至于为什么诸葛亮要鞠躬尽瘁而不篡权?其实也是政治利益考量的结果。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的三股政治势力组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主客新旧矛盾,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反,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全反(南中诸郡,并皆叛乱)。所以刘备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而诸葛亮并无能力控制这三股势力。一旦自去篡权,必然导致内讧,下面军阀大臣拥兵自重,分庭抗礼,在曹魏压力下,只会导致蜀汉早灭亡。
所以政治家没有浪漫,只有利益精确考量和计算,浪漫都是读书人的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