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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9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报纸的进入,从此乡村与新媒体裹挟进发。近年,从乡村书屋、家电(如电视机等)下乡,到手机下乡、互联网下乡……一个多世纪以来,乡村在现代媒介史上一直扮演着接受者和被教化者的角色,在“现代化的影子”下生存。焦点多在传者应如何制作农村信息、传媒(主要是大众媒介)在乡村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乡村信息化建设的硬件设施,如“最后一公里”等问题上。然而,却少有人结合村民自身的历史与传统,探究他们对新媒介的需求是什么?如何使用新媒介?如何利用新媒介建构人际关系和社区秩序?
笔者从2009年10月至2011年3月,在陕西省榆林市Q村实地调研,观察手机在庙会上的使用情况,及作为新媒体的手机与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
乡村总是生动的,生动到不容任何线性逻辑的观点立得住脚。如果说随着手机等新媒体的介入,便简单地号称乡村庙会从此进入意义时代和理性时代,不免有欠科学与全面。
不止一次,在Q村的庙会现场,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2011年,至少一半男性村民使用智能机,尤其是五十岁上下的中老年男人;而使用智能机的一大功能竟是看A片。笔者在现场访谈,得知离Q村仅5公里的Y镇有网吧提供专门的下载业务,有各种类型的A片下载,一个片子一块钱,村民们定期更新。如此成熟的地下服务链条,说明这样的现象不止存在于Q村,这一手机的使用习惯在附近的村子可能同样普遍。村民使用新媒体满足自己基本的通讯需要和生理需求,该如何看待这一新媒体的接触和使用习惯呢?
笔者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乡村媒介使用与需求的现实的复杂性,呈现出一个相对立体和丰富的乡村媒介生态。从研究的角度看,无论是流于形式的量化研究和乡村媒介试验,还是“走转改”和新农村文化建设,除了批评和制止之外,都应当反思,什么才是村民真正的媒介需求?本文考察的重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其特点,而这恰恰也是新媒体与乡村社会结构相互建构所依据的原则。
首先,能动性。能动的主体是人,当各类新媒体进入农村,村民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创造性的选择,当广播进入乡村后,村民利用其独特的媒介属性将国家动员与群众日常生活相结合,使之功能最大化;当固定电话进入陕北后,结合其千沟万壑的地理特征,经常出现在山峁上隔空喊话的通话方式;而手机的短信、上网等功能在Q村遭到冷遇,但视频功能却被放大,这也反映出当下农村村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与空虚。以看A片的案例,是想说明,对于手机的乡村使用,不能仅仅看到其即时通话、理性和秩序等积极的一面,正如广播进入农村也曾成为“造反有理”的工具,电视带来“娱乐至死”的危机……作为能动主体的人,都有其自私和欲望的一面。这就构成了现实中乡村新媒体需求与使用的复杂性,现实因能动而复杂,不能因复杂而否定能动。在中国传播实践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现象多有发生,如何描述并解释它们,进而从中生发出自己的传播理论,是乡村传播的使命之一。
其次,内生性。近年参与式传播的概念受到欢迎,对于参与式传播的基本特征,是“过程导向、内生性驱动,同时反映当地价值和环境。”并强调“这里的内生性驱动,指的是参与式传播所推动的发展并非建立在一个普遍模式基础上,而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在上文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乡村社区在当下遇到的结构性危机,当手机进入乡村,村民受到驱动力,将之应用在庙会,并使庙会成为资源整合的工具。这在乡村新媒体接受史上并不是孤证,当广播进入乡村,当时的乡村社会处在集体化前夜,一对多的集体动员媒介是当时社会的内生性需求;当电视进入乡村,乡村正逐步分田到户,村民从生产到生活的私人化、原子化倾向越发显现,当时社会的内生性媒介需求转为个体化的媒介使用终端。是人作为新媒体的使用主体,但凡是人,便有生理需求。当下农村因成年男性外出打工,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夫妻不能团聚,考虑到这一内生性的媒介使用的需求,村民的手机使用习惯,便不足为怪。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经济力量,当“农村的设计者”们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送到农村时,是否应当基于乡村媒介的内生性需求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呢?对于Q村来说,几年之内互联网进村,互联网如何在庙会上使用,其内生性需求是否得到考虑,或者说为何互联网进村要迟于手机进村?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
新媒体对于乡村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个话题,我们观察作为新媒体的手机在村落庙会上的使用,发现有没有手机的参与,对于庙会的时间、仪式、流程,甚至意义都有很大影响。进而,一种新媒体进入乡村之后,必定会在日常中参与到社会仪式与结构之中,与社区秩序和人际关系相互建构。在此过程中,该新媒介的功能、属性与意义得以定位。但这个过程,一定会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进行。
庙会进行时,村民利用手机看A片,这恰恰说明了乡村媒介使用与需求的复杂现实,呈现了一个相对立体和丰富的乡村媒介生态。进而提出能动性与内生性的乡村媒介需求和使用的特点,在分析两种特点的时候又从乡村社会结构和作为使用主体的人两个层面展开,认为乡村媒介需求与使用的能动性和内生性恰恰构成了新媒体参与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建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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